Ahura

第十一章　異教歸附也里可溫之一斑

《元典章》：大德八年，江浙行省淮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里可溫，創立掌敢司衙門，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籙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於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於先生之上，動致爭競，將先生人等毆打，深為不便，申乞轉呈上司禁約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分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因隨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戶計，遂於各處再設衙門，又將道教法籙先生侵奪管領，實為不應，呈乞照驗。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議得節目隨朝慶賀班次，和尚、先生祝讚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擬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計，並攜管法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並僧道錄司、也里可溫掌教司，依上施行。（卷三十三）

教徒祝聖祈禱一事，《馬可遊記》亦誌之，曰：大可汗誕生之日，凡治内各地人民，無不視為佳節。是日基督、偶像及回教徒，均為大可汗祈長壽康寧云。

道教原呈所爭之點，不在朝賀班次之先後，而在法籙先生之被誘化也。曰「將先生人等毆打」，一面之詞耳，然亦可見當時教爭之狀祇此。集賢院以為人之投入也里可溫教門者，係為規避差役計，然元制凡僧、道、也里可溫皆免差役，已如上述；如徒為規避差役而已，則緇流羽士，皆得享此權利，又何必也里可溫耶？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至於禮部所定朝賀班次，也里可溫在和尚、先生之後，是不過以也里可溫為新教門耳，不足為榮辱也。

《至元辯偽錄》有一段，足窺見當日諸教辯論之迹者，附錄於此。曰：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遏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即景教碑之彌施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卷三）

第十二章　也里可溫被異教摧殘之一證

吾嘗疑也里可溘在元初世之盛，何以易代以後，其蹤跡竟不可得見。據《明史·拂菻傳》：元末其國人湼古倫（此以基督教古代人名為名）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齎詔書還讓其王。足見明初歐人在中國之淪落。至關於也里可溫衰滅之事，則可於鎮江十字寺之被燬證之。

《至順鎮江志》道觀類：般若院，在竪土山巔，至元十六年本路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即金山地建二寺：一曰雲山寺，一曰聚明寺；至大四年改為金山下院，錫今名。（卷十）

般若院本禪院，何以不歸寺院類而歸道觀類？此據交選樓藏寫本，今歸徐家匯藏書樓，丹徒包氏刊本已改入卷九寺院類。

馬薛里吉恩，也里可溫人，已見前。雲山、聚明，為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二，詳後章。

集賢學士趙孟頫奉敕撰碑，其略曰：皇帝登極之歲，五月甲申，誕降璽書，遣宣政院斷事官潑閭、都功德使司丞臣答失帖木兒，乘驛馳喩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曰：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於金山地，其毁拆十字，命前畫塑白塔寺工劉高，往改作寺殿屋壁佛菩薩天龍圖像，官具給需用物，以還金山。庚辰，洊降璽書，護持金山，也里可溫子子孫孫勿爭，爭者坐罪以重論。十有一月庚戌，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旨，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溫，倚勢蓋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為金山下院。命臣孟頫為交，立碑金山，傳示無極。臣孟頫不佞，謹拜手稽首為文云云。（原略卷同上）

皇帝，仁宗也，以至大四年登極。仁宗尙佛，故也里可溫遭此厄。據此碑則當時所毁拆者，祗寺頂十字及寺內所塑像，並未將寺址拆毁改建也。

原按：金山，晉建武始立寺，名澤心。梁天監水陸法式成，即寺營齋。宋大中祥符改名龍游，賜江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溫馬薛里吉思，任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建兩十字寺西津岡顛，金山田地，為也里可溫所奪。二十有七年，乃復得二寺為下院。三方輝炤，一峯中流，益以壯偉，乃作頌云云。（原路卷同上）

由至大四年辛亥，逆數二十七年，當為至元二十一年甲申。馬薛里吉思以至元十六年抵任，十八年建大興國寺（詳後），次建雲山、聚明寺，時在至元二十一年也。

翰林學士潘昂香又奉敕撰碑，略曰：佛大矣，法門不二，如虛空，無來去，大千剎土，應緣而現，而其法門則一而已，寧有二乎外此以為法，非吾佛所謂法也。金山古名剎，屹乎大江中流，勝絕天下。江南□（原闕）諸山南來，抵江而止，巉巖對峙，視中流之峰，脈理融貫，傾聳揖顧，若外護然。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溫馬薛里吉思者，綰監郡符，勢張甚，掇危峯秀絕之所，屋其顛，祠彼教，曰銀山寺，營隙為儕類葬區。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為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皇踐祚，敕宣政臣婆閭等，即寺故像撤去之，做京剎梵相，朱金紺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應聲長老，錫名金山寺般若禪院。舉域一辭，歸誠讚美。集賢大學士臣李邦寧，奏宜文堅珉，示永遠，翰林學士承旨臣牙答思，承詔臣昂霄屬筆云云。（卷同上）

潘昂霄字景樑，號蒼崖，濟南人，官翰林侍讀學士，諡文僖，著有《金石例》十卷，《河源記》一卷。

銀山新名，為馬薛里吉思所改。同志卷七山水類，丹徒縣土山，在縣西江口，俗呼竪土山，舊與蒜山相屬，今改名銀山。混一後，建佛寺於山頂，以其與金山對峙，故易名銀山，今屬金山寺。所謂佛寺，也里可溫十字寺也。混一後者，至元十六年滅宋之後也。

「營隙為儕類葬區」即《大興國寺記》之也里可溫義阡。據《元史》卷廿四《仁宗紀》：皇慶二年九月，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徙寺旁塋塚。則當時寺雖改觀，而義阡猶有詔書保存也。

婆閭即趙孟頫碑之潑閭。李邦寧，宦者，仁宗初為集賢大學士，見《元史》卷二百四《宦者傳》。

同志《寺觀類》：丹徒縣龍游寺，在金山，舊名澤心。閣五，曰萬佛，翰林侍講虞集為記。其文曰：山有佛祠，始建於晉明帝時。梁武帝著水陸齋儀，親至其寺行之。至宋真宗賜名龍游寺。國朝至大己酉，僧應深，以天子之命主之。兼畀以馬薛里吉思所據銀山東西二院。且敕使修水陸大會，如梁之儀。延祐、至治間，又兩敕建會，如至大故事。於是應深以辛酉之歲，即寺之右，建大閣焉。上嚴萬佛之像，下肯羅漢之容，為位五百。（卷九）

應深與昂霄碑之應聲長老，當為師兄弟。觀右三碑，則元初佛教與基督教勢力之消長，可得其大略。趙碑一則曰「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二則曰也里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潘碑則曰也里可溫「綰郡符，勢張甚」；虞碑則曰「馬薛里吉思所據銀山二院」：此也里可溫極盛時代也。既而斥之曰外道，蔑視之曰彼教，復奉旨申之日，也里可溫子子孫孫勿爭，爭者坐罪以重論：則當時釋氏之氣燄，咄咄逼人矣。

第十三章　關於也里可溫碑刻之留存

趙孟頫、潘昂霄之般若院原碑不可得見矣，僅見其文幸已。惟北京護國寺大殿西有元至正十四年聖旨碑，其石巍然獨存，字畫完整，中有關於也里可溫之語，大足動吾人之興味。整屋重陽宮聖旨碑，亦有拓本傳世。其他未發見者，應亦不乏，且俟異日之搜羅也。

劉侗《帝京景物略》，崇國寺條，言大隆善護國寺，都人呼崇國寺者，寺初名也。元遺碑三，至正十四年皇帝敕諭碑其一，學中國字，而手未忘乎筆，波畫弱硬，其排置甚難也。譯為中國語，而舌未伸于齒，期期支支，笑且讀之。附碑。碑曰：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太祖）、窩闊台皇帝（太宗）、薛禪皇帝（世祖）、完澤篤皇帝（成宗）、曲律皇帝（武宗）、普顔篤皇帝（仁宗）、格堅皇帝（英宗）、忽都篤皇帝（明宗）、亦憐真班皇帝（寧宗）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祈福祝壽者說來。如今依在先聖旨體例，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祈福祝壽者麼道。大都裏有的南北兩崇國寺、天壽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順州龍雲寺、遵化般若寺等，寺院裏住持佛日普明靜慧大師孤峰講主學吉祥眾和尚每根底，為頭執把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裏房舍，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着者。稅糧商稅休納者。但屬寺家的水土、薗林、碾磨、店鋪、解典庫、浴堂、人口、頭疋，不揀甚麼，不揀是誰，休倚氣力奪要者。這佛日普明慧大師孤峰主學吉祥為頭和尚每，依着在先老講主體例裏行者。別了的和尙每有呵，遣趕出寺者。更學吉祥等和尚每，倚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若做呵，他每不怕那。聖旨。至正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上都有時分寫來。（卷一）

碑二十四行，行五十六字，碑額已圮。據碑則南北兩崇國寺、天壽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順州龍雲寺、遵化般若寺，皆當有此聖旨碑。

顧炎武《山東考古錄》，錄元聖旨條，言《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即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國人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碑曰：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住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了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是誰，休入來沮壞者。更這張德璘、梁道成的根底，聖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那甚麼。聖旨。泰定年鼠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其一為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文略同。

據孫星衍《泰山石刻記》，此二碑原在岱廟延禧殿前，今毁。泰定鼠兒年者，泰定帝元年甲子 也。

法人羅朗波奈巴《元代金石志》（一八九五年出版）有虎兒年七月聖旨碑影本，上截西城文，下截漢文，正書，交與國寺碑小異大同。曰：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黃帝、月闊歹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宣諭的有來。如今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裏，并下院宮觀裏住的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庵廟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祗應休着者。稅休與者。但屬宮觀裏的水土、人口、頭疋、園林、碾磨、店舍、鋪席、典庫、浴堂、船栰、車輛，不揀甚麼他的，更渼波、甘澇等三處水冽甘谷山林，不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却倚着有聖旨麼道，體例的勾當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此碑亦見《石墨鐫華》卷六）

碑漢文二十三行，行二十二字，碑無年號，但稱虎兒年七月寫來。虎兒年當為甲寅年。碑述歷朝聖旨至曲律皇帝止，是此碑在曲律皇帝（武宗）之後，當為延祐元年甲寅。碑稱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裏住的先生，奉元路為陝西四路之一，此碑當在陝西。《寰宇訪碑錄》卷十一，有重陽宮聖旨碑，正書，憲宗四年七月，在陜西盩厔。盩厔為奉元路之一縣，當即此碑。特《訪碑錄》誤認虎兒年之甲寅，為憲宗四年之甲寅，相差六十年耳。又《安陽金石錄》（卷十）有善應儲祥宮聖旨，其文及年月並發出之地點，與此全同，特宮名相異。可知此項聖旨，係刊板文字，預空寺觀之名，而後按名填入者。《元碑存目》載此，亦註憲宗四年，其誤與《寰宇訪碑錄》同。

吾因此生二感想：一則此等碑刻之留存，因異教而得留存也。北京護國寺、泰安東嶽廟、盩厔重陽宮，皆非十字寺，使原碑無關涉和尙、先生之語，則此等碑刻，未必留存，以經有明一代之阻閡，也里可溫十字寺坍燬已盡也。二則此等碑文之所以能見採於學人者，正以其言不雅馴，錄之以資笑柄耳。《帝京景物略》例不戴碑文，故全書八卷中，祇附錄元碑一。其略例有曰：昔稱古人碑碣，山川眉目，茲所駢列，遼金元物，文字荒蕪，但存碑目，不錄原文。存一元碑，夷語可姍故。所謂元碑，即至正十四年敕諭碑也。然今所取以證也里可溫者，乃竟在此文字荒蕪，夷語可姍之敕諭碑。此風一開，安知今後所得，不更有比此更明確者乎？前淸學者從《永樂大典》中鈔得《元秘史》，以為瑰寶，謂足補《元史》之紕漏，李文田等且為之注。夫《元秘史》詞句之鄙俚，亦猶此敕念碑也；紀刻節本《帝京景物略》，則已將此敕諭碑刪芟矣。

又按《續通志・金石略》，載元代聖旨碑四：其二在泰安，即顧炎武所見者。其一為文宗皇太后懿旨碑，在江寧，至順二年立。其一為神山洞聖旨碑，在永淸，太宗皇后稱制四年立。（卷百七十）太宗皇后者，《元史》名脫列哥那者也。（卷百十四）《聖教史略》據義大利修士柏朗嘉賓所述（先馬可孛羅奉使蒙古者），謂太宗后都剌吉納，熱心奉教，曾蒙賜見，溫語慰勞。（卷七）然則永淸神山洞之聖旨碑若存，亦或有關於也里可溫之語。年來吾見元聖旨碑甚多：得於《常山貞石志》（卷十七）者，有靈壽縣祁林院三道，一大德元年二月廿七日，一同年月廿九日，一大德六年二月。得於《安陽金石錄》（卷九）者，有彰德府正一宮三道，一元貞二年六月，一同年七月，一大德元年二月。得於《山右石刻叢編》（卷廿九、三十）者，有河中府棲巖寺一道，大德九年二月；平遙縣崇聖宮一道，至大二年九月。得於《濬縣金石錄》（卷下）者，有濬州天寧寺一道，泰定三年正月。得於《金石萃纈未刻稿》 者，有終南山宗聖宮三道，一元貞元年十一月，一延祐二年某月，一至順元年七月。得於《新刊湖北志》（卷一〇五）者，有武當山萬壽宮一道，後至元三年三月。得於拓本者，有許州天寶宮一道，泰定三年三月。得於平山縣田蔭隆君所拓贈者，有平山縣永明寺二道，一大德四年七月，一至大四年閏七月；平山縣萬壽寺三道，一後至元三年十二月，至正五年三月，一為皇太子令旨，至正十六年三月：凡此皆有關於也里可溫者也。此項聖旨，大抵係免除僧、道、也里可溫各教差發之聖旨，寺觀刻石，以為抵制騷擾者。然三令五申，不外此數語，亦可見元代徭役之繁重也。

第十四章　也里可溫與景教之異同

馬薛里吉思之建大興國諸寺，《馬可遊記》載之，謂薛里吉忠為敍利亞人，並疑彼為景教主教。初以為景敢不稱也里可溫也，嗣見《至順鎭江志》《大興國寺記》，稱馬里吉思為也里可溫，始知也里可溫者，元時基督教之通稱也。《馬可遊記》謂中國人對於基督教之派别，未嘗分晰，故凡屬基督教者，統稱為十字教，禮堂則統稱十字寺，觀此而往信。

唐景教為聶斯托爾派，非羅馬派，近今東西學者久有定評，余别有考，茲特述其在元時統稱也里可溫之例，以概其凡。

《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問其所謂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空尺餘，祖師麻兒也里牙（馬利亞）靈迹。千五（當是三之誤）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為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於東，四時始於東，萬物生於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旣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為準。（卷九，未完，特段疏明之）

薛迷思賢，即《元史》之薛迷思干，賢當為堅之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撒麻耳干；丘長春《西遊記》作耶米思干，為西北一大城，察哈台所封地。堅與賢其形近，傳寫易訛，證一。《魏書·西域傳》曰悉萬斤，《唐書·西域傳》曰薩末鞬，亦曰颯末建，玄奘《西域記》曰颯秣建。斤、鞬、建、堅，其音近，證二。《元史‧太祖紀》：十六年辛巳，帝攻薛迷思干等城，並下之。《武宗紀》：至大元年九月，萬戶某來自薛迷思干城，進呈太祖時所造戶口青冊。《曷思麥里傳》：太祖親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剌丁戰，敗之。則與碑稱太祖皇帝初得其地之說合，證三。薛迷思干為波斯東北地（今屬俄國），景教盛行於波斯，則與碑稱其地行也里可溫教之說合，證四。《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謂《元秘史》作薛米思堅，亦作薛未思加。連筠簃本無此語，而音譯。《元秘史》續集卷一有之，證五。

顧何以謂碑所稱之也里可溫教為景教，則證以《馬可遊記》。《遊記》謂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寺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馬薛里吉思者為其地長官，寺即其所建。馬可歐人，對於基督教之源流，必較清晰，大興國寺等，又為其所親見，果為羅馬派，馬可必能辨之。次證以景教碑文：景教碑有東禮趣生榮之路之文，羅馬派實無是說，而此碑則有以禮東方為主之言；景教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及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諸文，羅馬派亦無是說，而此碑則有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為準之語。謂為景教，其又何疑。

至其所以混稱之由，則因教派大致相同；其不同者，或在學說之微，或在儀文之末，均為教外人所不辨。然以論乎地，則派自波斯傳入，而羅馬派來自歐洲。以論乎時，則派傳自唐朝，而羅馬派元時始至，載籍具在，不可或誣。其為基督之教雖同，其派別本非一致。是故元代也里可溫之相混，係教外人之混稱，非其教派之果一致也。錢大昕謂耶穌生於隋開皇之世，竟誤基督為回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張冠李戴，今古同譏，無足異已。

記中所謂「一柱懸空尺餘」者，有故事一段，足資印證。《馬可遊記》第五十一章曰：撒麻耳干，大城也。居民耶、回雜處。其王即大可汗之姪，然殊不睦。據土人言，城中有一異事：數年前國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胞弟也。王奉基督教，教徒勢力倍增。建一寺，寺頂為圓形，中支一柱，柱下盤石，係教徒請於王，得之於某回教寺中者。時回教人以王右基督而左回，不敢與爭。察哈台死，繼其位者，非基督徒，回人因得請於王，索還奠柱之石。基督徒許酬以金，回教徒不允。基督徒無術，乃哭訴於施洗約翰之靈。至約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離石可三掌，石移去後，柱仍立空際，至今猶然云。此即梁相記中「一柱懸空尺餘」之說也。

至記中稱祖師麻兒也里牙靈迹，千五百餘歲，五當為三之誤。（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謂《至順鎮江志》舊鈔本文字多舛）同志卷十七稱教授梁相，字必大，杭州人，大德二年十二月至。繼任者為顯巖壽，鎮江人，大德五年十二月至。大德五年，即耶穌紀元千三百一年也。寺建於至元十八年，為千二百八十一年，而梁相之為文，則當在大德四五年間，故曰千三百餘歲也。凡石刻「三」字，稍有剝琢，即易訛為「五」字。

薛迷思賢，地名也；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為太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馬里哈昔牙徒眾，祈禱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剌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賞賚甚侈。舍里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九年，同赛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為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續前）

同志卷六《土貢類》：今貢，舍里別四十瓶，本路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自備蒲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給船馬入貢。

《續通考》卷二十八：元代泉州路貢物，有砂哩別、金櫻煎及金櫻子等物。

馬里哈昔牙，《元史》作馬兒哈昔。《百官志》：崇福司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是也。（卷八十九）《元史語解》作默爾根錫爾奔，曰默爾根，賢也；錫爾奔，賢之註語也。（卷二十四）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馬兒哈昔與《至順鎮江志》之馬里哈昔牙同一，為敍利亞語 Mar Iesua，即主耶穌也。列班Rabban為東邦基督僧侶之稱呼，阿刺比語Robban為Rehab之複數，敍利亞語亦殆同之。阿多力克牧師於支那稱曰Roban Franchi，所謂Roban，郾僧之意義也。然游盧謂馬兒哈昔係指亞爾美尼亞之基督教，列班係指敍利亞之基督致。故就馬兒哈昔及列班之解釋，尚有疑義。（《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三號）

答刺罕，係世職。《元史·哈刺哈孫傳》：哈剌哈孫曾祖賜號答剌罕，哈剌哈孫之，自是人稱答剌罕而不名。（卷一三六）《伯顔傳》：元統三年七月，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伯顔以答剌罕之號，俾世襲之。（卷一三八）《語解》：答剌罕，凡有勤勞其差役之謂。《輟耕錄》：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卷一）

賽典赤，《元史》有傳。赛典赤贍思丁，回回人。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迎降，命入宿衡，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至元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卷一二五）《愛魯傳》，則云至元十年賽典赤行省雲南。（卷一二二）此云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者，年歲少有出入，當同一事。

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為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甕門捨宅建八世忽木刺大興國寺，次得西津竪土山，並建答石怱木剌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剏為也里可溫義阡。又於丹徒縣開沙，建打雷怱木剌四瀆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怱木剌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結瓦里吉思怱木剌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剌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於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寺耳。《續前）

據《馬可遊記》知大興國寺，馬可曾遊其地，並見有其他碑文。（梁相碑立於馬可歸國之後，當為馬可所未見）杭州之有景教寺一區，亦可所記，當即此大普興寺也。據《萬曆鎮江志》，則大興國、高安、四瀆安三寺，明時尚在，惟甘泉不載。雲山、聚明，則元至大間已改為般若院。《康熙鎮江志》，則並此六寺之名而不可考矣。

據《至順鎮江志》卷九寺院類，雲山、聚明、四瀆安、甘泉等寺外，尚有大光明寺，在丹陽館南，元貞元年安馬吉思建；大法興寺，在通吳門外福田山，亦也里可溫寺。

鐵甕門為吳大帝所築，洪武元年改建磚城。西津豎土山，當時已改呼為銀山，以與金山相對。也 里可溫義阡者，係教中人墓地，昂霄碑所謂「營隙為儕類葬區」者即指此也。未識此七百年前之義阡，當日十字墓碑林立者，今地下有遺跡否？論理則不能無也。夫景教碑之沉霾，亦千載而始出，未出以前，固無人知景激流行中國如此之盛也。

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為七寺常住。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為也里可溫；迎禮佛國，馬里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場，始為大備。且敕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為似續無窮計，可見公之用心矣。因緝其所聞為記。（續前完）

梁相係一儒學教授，於也里可溫之義，未必瞭然，故其所為文，習用佛國、道場諸詞，然已明言「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矣。

抑有疑者：《萬曆鎮江志》本修於利瑪竇東來之後，主其事者為知府王應麟。王於萬曆十九二十年間，曾任南雄知州，與利子往還甚密。其後利子卒於京邸，王適為順天府尹，利子墓記，即王所著。以此關係，十字之說，當必飫聞，顯何以王修《鎮江志》時，對於舊志十字諸文，竟削而不載。意者，王未見舊志耶？（阮元言此書自明以來藏書家絕無著錄之者，為罕觀之秘笈云）抑太守名總其成，未暇檢校舊志耶？不然，以利子輩考古之勤，聞人言汴梁昔有十字教，尚即遣人千里馳訪；（見艾儒略著《利瑪竇行實》）豈方志有述，而不共相追求者？幸丹徒包氏彙刻宋元舊志，而也里可溫之為基督教，乃多一鐵證也。

關於《大興國寺記》一事，夙聞馬相伯丈言，鎮江有十字碑，中多音譯，三十年前曾見有拓本，忘其名矣。詢以是否即洪鈞所云之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不敢斷也。年前因丹徒柳君肇嘉以詢陳先生善餘，得其覆書，附錄於左，以供參考：

圓菴先生大鑒：戊午秋間，友人章微生君寄示大著《也里可溫考》，展續再三，如獲驚人秘笈，無任佩仰。今年夏，柳貢和表姪南旋，又以從者增訂三版見示，索隱鉤沉，博學誰說，得未曾有。朱子詩所云「舊學商量加邃密」者，執事尤足當之矣。至尊說所疑洪書一節，屢得貢禾書，稱台端垂詢盛意，茲謹以所知者言之。記光緒庚寅，洪文卿在歐洲為《元史譯文證補》，於西史中知鎮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詢鎮江訓導汪和卿。汪徵其事於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義，敝邑之宿儒也。彼時子如檢得舊錄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歐；併據子如面稱，曾於北固山下見此碑石云云，以告洪使。洪于《元世各教名考》云「也里可溫之為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其說之所從來，即由於此。弟曾見其所錄碑文，自薛迷思賢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順志》大興國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于大興國寺下注云：「檢有梁相碑文遺缺，附錄其略」云云，於碑文下按語云：「此碑舊臥山後，今山後灘盡入江，碑亦坍沒」，是洪書所謂北固山下殘碑者，確係大興國寺碑，無可致疑也。惜未將此碑略舉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惟弟尚有疑者：大興國寺在夾道巷，當即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順志》有惠安寺在夾道巷之文，其地在鎮江城内藥師庵後，屬於北固前峰西麓之區域，有大城為之限隔。徵諸嘉慶《丹徒志》碑目中，即不載其名。此碑究以何時越中峰北峰而至於瀕江之山後耶？此甚不可知者也。梁相之記，載于《至順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校以碑石，當必有刊落之語。如子如先生錄寄洪使與附注山志者，係抄自原石，何以校之元志，語句旣毫無增減，文字又一無異同耶？惜此老久歸道山，末由袪此未寤矣！弟陳慶年敬啓。九月三十日。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城內勝蹟，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皇明贈太傅謝遷者。（卷十六）

寺在杭州薦橋東，即梁祖《大興國寺記》之樣宣忽木剌大普興寺，為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一。

此云舊十方寺基，當為舊十字寺基之誤。謂也里可溫為僧者，猶景教碑例也。《馬可遊記》謂杭州之猶太人及基督教徒住第二市區，當即此寺之附近一帶。

《康熙錢塘志》卷十三祠廟：謝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址。嘉靖間吏部侍郎餘姚謝丕建祠址舊頗廣闊，規模宏敞。明末兵燹後，沒歸他姓。裔孫州同謝秉公捐貲贖還，雖不敵昔時什一，而榱桷聿新，時論稱之。中有題額，長洲文徵明書。

觀此，則原寺偉觀，後為謝氏所有。今謝祠亦久廢矣，近且改建為菜場，場有紀念塔，題曰：「謝三太傅祠故址，中華民國七年九月省會警察廳立」。其裔孫名遠涵者，為之記曰：謝三太傅祠，始於明嘉靖間，載在《杭州府志》。茲以警廳改建菜塲，將營地對換，建新祠，並就原祠基立紀念塔，以驗來者云云。孰知其為也里可溫之遺蹟也？

楊文杰《東城記餘》，採《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記》，證明杭城原有大普興寺。俞樾序之曰：枌園楊君，著《東城記餘》二卷，繼樊榭而作。丁甫孝廉擬刻入《武林叢書》，乞余為序。余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乃也里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兒也里牙之靈迹，上下四方以是為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合。惟所敘源流不同，而稱其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則與今歐羅巴道路遠近正復相合。豈利瑪竇之徒，果出於此歟？若景教流行，興於大秦，大秦國古謂之梨靬，本朝《職方會覽》名如德亞，去歐羅巴絕遠，轉與利瑪竇蹤跡不甚合矣。異說支離，不可究詰。然寺建於元至元十八年，亦杭郡一大古蹟，鑒古者所宜知矣。而樊榭之書竟未及，此亦見楊君拾遺補缺之功云。

也里可溫之與景敢相合，俞樾亦言之，而未敢斷定其為景，至不可通處，則以「異說支離，不可究詰」二語塞責，此為有清以來儒者批評異教之一種習慣。自紀昀撰利瑪諧人著述提要時，已開其風矣。

《元通制條格》元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也里可溫馬昔思（當是里之誤）乞思，江南自己氣力裏蓋寺來，係官地內要了合納的租子，並買來的田地稅不納官，寺裏做香燭麼道。教愛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來，為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溫、答失蠻每的商稅地稅，久遠定證行的上頭，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聖旨來，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聖旨相違者，有別個人每指例去，也依體例，教納糧者。若他的氣力不敷呵，別對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卷二十九）

馬昔恩乞思，上「思」字當為「里」字，寫本訛也。曰「也里可溫馬昔里乞思」，與梁相碑稱馬薛里吉思為也里可溫之說符。曰以自己氣力蓋寺，與梁相碑稱任鎭江五年，連興土木，秋毫無擾之說符。寺在江南，並有官地，與梁相碑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之說符。中書省所奏，係在元貞元年，與馬薛里吉思建寺及梁相立碑之時，並無衝突；覆奏者為愛薛，與愛薛為崇福使之年代，亦適相同。則馬昔思乞思之為馬薛里吉思，其說至確。馬薛里吉思《元史》無傳；《至順鎮江志》外，姓氏事迹不概見，得此益彰矣。馬可謂彼為聶斯托爾派人，今中書省奏及梁相碑均稱為也里可溫，可見當時朝野之對於基督，果無論何派，統稱也里可溫也。由是易言之，則凡本書所引之也可溫各條，亦必含有基督教之各派人在内（如羅馬派、希臘派、聶斯托爾派等），不能專指為一派，並不能復辦其孰為甲派，孰為乙派也。美猶有憾哉！然尙賴有馬薜里吉思一事，以著其例也。

第十五章　總論

有元得國，不過百年耳。也里可溫之流行，何以若此？蓋元起朔漠，先據有中央亞細亞諸地，皆昔日景教（聶斯托爾派）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歐洲，北抵俄羅斯，羅馬教徒、希臘教徒之被擄及隨節至和林者，不可以數計；而羅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賓、隆如滿、羅伯魯諸教士，又先後至和林：斯時長城以北，及嘉峪關以西，萬里縱橫，已為基督教徒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長驅直進、蒙古、色目，隨便住居（詳《廿二史劄記》），於是塞外之基督教徒及傳教士，邀隨軍旗彌蔓内地。以故太宗初元（宋紹定間）詔旨，即以也里可溫與僧道及諸色人等並提。及至孟哥未諾主教至北京，而羅馬派之傳播又盛。大德間江南諸路道教所訟，謂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乃有也里可招收民戶，將法籙先生誘化，則當時狀況，可想而知。而晦隱七八百年，其歷史至無人能道。清道光間，阮元門下士劉文淇校《至順鎮江志》，始少發其端，謂《元史》之也里可溫即天主教。光緒中葉，駐俄使臣洪鈞，又據多桑書證明也里可溫為蒙古人教阿剌比語之稱天主教。以今所考，則也里可溫，又不專指一流。科學家之研究，愈進愈密，考古之事，亦猶是也。所奇者《元史》成於倉卒，號稱疏略；宋濂等以儒臣膺編纂之任，對於其他宗教，更非所注意;然也里可溫在元之真相，竟賴是以傳，則吾人之受賜，不亦多乎？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未始不由於草率之間，悉本諸十三朝實錄，不輕筆削也。倘如淸人脩《明史》之例，矜為嚴謹，則芟落必多。試觀《續宋元通鑑》及《元史 類編》（邵遠平）、《元史新編》（魏源）與乎官纂續通志、通考等，不下十數家，也里可溫諸條，存者有幾？（《續通考》等據《元史國語解》間改為咿嚕勒昆）可慨已！《元典章》本當代官書，自世祖至英宗，分吏、戶、禮、兵、刑、工各門，以類編大，足補《元史》所未備。乃紀昀則譏其雜方言俗語，體例瞀亂，屏而不錄；魏源則譏其鈔集案牘，出於胥吏之手，不經館閣。不知正為其不經館閣，備錄原文，然後保全者大。《經世大典》即館閣編纂之書，其禮典祇列僧、道二門，並不另著也里可溫教；而《元典章》禮部，則於釋教、道教之外，另闢也里可溫教一門。所謂體例瞀亂者，即此類耶？《經世大典》，久已散佚。《元典章》曩有鈔本傳世，錢大昕、邵遠平輩，均據以考史。光緒末，武進董氏得此書於日本，沈家本跋而存之（見《寄簃文存》），越一年京師法律館以付梓，而也里可溫之歷史逐爾大明。《通制條格》三十五卷（四庫存目有《至正條格》二十三卷，門類與此同）亦元時官牘，今所據者為淸內閣寫本，僅存二十七至三十等四卷，雜令、僧道、營繕三門，因僭道而及也里可溫，亦足以資考證。《至順鎮江志》，也里可溫史料甚眾，最可寶貴，然傳本絕少。吾人習性，富於保守，以西史所載，則曰於吾國典籍無徵，示以故雅記所遺，則日之疑團頓釋。吾不知睹是編者其謂之何？糾而正之，固非著者一人之幸也。

（本編一九一七年五月完成，出單行本，題為《元也里可溫考》。同年八月，增訂再版，並登載於《東方雜誌》第十五卷第三、四、五號（一九一八年三、四、五月）。一九二〇年十月，又出增訂三版單行本。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作為《東方文庫》之第七十三種出版時，又作了修訂。此後，至一九三四年九月，又續有增刪修訂，并將題目改為《元也里可溫教考》。一九六四年七月，作者在一九三四年校訂本封面上題：「輯論文集時應採此本」。今所探者即一九三四年之最後校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