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高華（1954-2011）

龍應台要說什麼？

龍應台於2009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在台、港和海外華人社會引起強烈反響。作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讀過許多探討1949前後中國歷史變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問題寫過文章，但是龍應台的書還是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應該說，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體，以新的思維對1949年前往臺灣的一群中國人進行全新論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複雜，場面宏大：從1949年200萬大陸人渡海遷台，再到二戰時期的德、俄戰場和南太平洋戰場；從「白色恐怖」對「外省人」的殘酷迫害；到「本省人」對「祖國軍」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全書有家有國，以個人和家族的變遷，來折射時代和國家的大勢走向對個人命運的影響。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觀，穿透被宏大話語總結、歸納的歷史，從中還原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尋求其中的意義和價值，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的基本特點。在我多年的閱讀中很少見到兩岸的歷史學家有如龍應台這樣，將自己的研究與人性關切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書中，龍應台滿懷溫情地寫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萬苦、萬里漂泊到臺灣的故事；也寫了一系列當年的小人物，在60年前背井離鄉、生離死別、逃難、跨海、落地生根於臺灣的故事。過去人們只知道國民黨政權1949年被中共打敗，被迫退往台島；今天龍應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現1949年庶民渡海遷台的畫卷，裡面由無數的個人和家庭組成，結合起來，就成了一部罕見的中國近代「南渡」史。

她做的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要在一本15萬字的書裡把所有與1949年有關的問題都闡述清楚，那是極為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對書中的某些內容與論斷，不同的讀者因關切不同而存有異議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書都不會是完美無缺的，同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例如有一些內容，無論是作為1949年大變局的近因還是遠因，都間隔得較遠，不一定和主題十分貼切等等。只是這些瑕疵與該書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作為一名作家，龍應台已在做歷史學家的工作——她不僅對眾多的歷史見證者作了口述採訪和搶救採訪，還查閱了臺灣和大陸的大量文獻資料，例如：龍應台查閱了著名的臺灣《傳記文學》的創辦人劉紹唐於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叛徒》一書，該書通過劉紹唐在林彪率領的解放軍「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經歷，反映了易代之際的社會和人心變化，具有頗高的史料價值。據我所知，該書早已絕版，許多專家都未必看過，龍應台卻找到了。她所做的這一切的努力，使得她的敍述更貼近歷史真實。

他們為什麼去了臺灣？

2004年，我在臺北，見到錢永祥先生和錢伯母，他說當年他母親和他當國軍團長的父親是分別來台的，他的母親一手攙著他的姊姊，另一隻手懷抱著剛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島上了前往臺灣的軍艦。而錢伯母的去台路線，恰與龍應台的母親美君一樣，都是在海南島登艦，目的地是臺灣。

顯然，他們和龍應台的書中所寫的那些被抓的壯丁完全不同，他們有其「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內戰的烽火中自願去臺灣的。於是又回到那個最關鍵的問題，他們為什麼去臺灣？

在這歷史的轉捩點，有人追隨國民黨前往風雨飄搖的臺灣；也有人留下來觀察新政權，但為時不久，也選擇離開，其中有滬上名作家張愛玲，以及當時還沒有名氣的國軍少校柏楊、小知識份子聶華苓、劉紹唐、傅建中等。

龍應台對「他們為什麼去台？」是虛化處理的，她當然知道其「因」，她說，在其後面，「早有埋得極深的因」（頁195），但她就是點到為止。國民黨很多事做得太爛，抗戰勝利後，將「接收」變為「劫收」，特別是惡性通貨膨脹，搞得天怒人怨，這都是事實。台大教授齊邦媛當年親歷「六一慘案」：國民黨軍警在武漢大學校園槍殺了三名左派學生，這是國民黨的瘋狂行動，有可能是地方當局的個別行為，未必是受最高當局指使。從總體上講，國府對教育是盡了心的，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為了給國家培育人材，對學生的助學貸款等於免費全給，當局辦西南聯大，辦各省聯中，也都盡心盡力，只是人性特點之一就是多關心眼下，國民黨在戰後的執政實在是乏善可陳，左翼青年把幾年前國府的照顧忘得一乾二淨，也就毫不奇怪了。易代之際，社會快速變化，各種人因地位、處境不同而對新社會的看法、態度有異。知名人士因社會影響大，人民政府出於穩定大局的需要，對他們多有安排，吸收了他們中的不少人參加了各級新政權；相比之下，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識份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擁戴新社會；小知識份子雖然和社會及底層百姓接觸多，卻因地位卑微，不具統戰價值，不少人甚至還失業，這批人反而對新思想或新社會有批評或保留，這才有柏楊在北京街頭指斥左翼學生的那一幕，最後他們選擇離開。

新價值從失敗而來嗎？

國府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使自己猶如空中樓閣般的脆弱，最終難逃覆亡的命運。1949年初陳誠奉蔣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職後，痛定思痛，宣稱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為治台之理念，從「三七五減租」著手，將社會基礎夯實，開始新的出發。顯然，臺灣以後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是與其失敗相聯繫的。龍應台不會為國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驕傲；她是為臺灣人從失敗後站起來，又開出新價值而自豪。

無庸諱言，1949年後的臺灣，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裏，是由一個專制主義的國民黨黨國機器嚴密統治的。一方面，兩蔣臥薪嚐膽，勵精圖治；另一方面，國民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厲行禁書和「文字獄」，在這種背景下，怎麼可能開出「新價值」？

歷史的悖論也許就在這裏：國民黨吸取大陸時代「放任主義」的歷史教訓，以蠻橫、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徹底清剿一切「煽動階級對立」的1930年代左翼文學或社會科學，終於實現了它多年以來夢寐以求，在大陸時代一直沒能達到的目標：臺灣社會的面貌被高度同質化了，依照黨國機器的設計並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臺灣社會的主導價值，臺灣社會也成了一個反共社會。

如果說，新價值的孕育需要市場經濟的土壤，中國傳統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質又推動了新價值融合、落戶於臺灣社會，那麼戰後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價值的直接的搬運者。

1949年後，臺灣被納入到美國冷戰反共的軌道，受到西方戰後思想、文化很深的影響。儘管自由主義思想在臺灣長期被壓抑，受打壓，但始終是臺灣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潛流，其長效作用隨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而慢慢凸顯。而在美國和西方戰後文化的影響下，1957年後，臺灣的現代文學運動興起，1960年代後，臺灣一些人還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於是西方個人主義與兩蔣的專制主義又形成張力。

走筆到此，我想起以前讀的鄭鴻生的《青春之歌》。他說，由於兩蔣當局完全禁絕左翼讀物，1968年，錢永祥等反抗黨國專制壓迫的青年知識份子，是從羅素、薩特還有一些歐陸的邏輯經驗論者那兒吸取思想養分的。使我特別印象深的是錢永祥等坐在臺北的冰果室裏，一邊抽著煙、喝著熱檸檬茶，一邊在為他們的社團刊物《大學論壇》安排稿件。啊，熱檸檬茶！多麼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的絕大多數的大陸青年還不知熱檸檬茶為何物！同樣都是在思索著青年的出路，那個年代海峽兩岸青年可以說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質和精神世界裏。相比之下，錢永祥等是幸運的，他讀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學——臺北建國中學，以後又 進入臺灣最好的大學——台大，如果他的母親沒有把他帶往臺灣，在上世紀1960年代的大陸，「國民黨反動軍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的，更別說考入大學，甚至還會因思想異端，被送上斷頭臺。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就是因為「離經叛道」而被處以了極刑。所以可以這麼說，相比於「極左主義」，臺灣的右翼專制主義還有其「柔性」的一面的：柏楊居然在臺灣的牢房裏寫出他的名著《中國人史綱》，而丁玲因長期被單獨監禁，不許閱讀，是靠著背誦兒時母親教給的古詩詞才免於發瘋的。兩蔣父子從來沒有認同過自由主義價值觀，但是在他們的治下，臺灣也從來沒有切斷過與美國的密切的政、經、文化溝通的管道，於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潮，「隨風潛入夜」，最終為新價值的孕育和成長提供了豐饒的土壤。當所有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蔣經國宣佈開放報禁、黨禁和大陸探親，臺灣就跨過了通向現代民主社會的門檻。

千古興亡多少事，不盡長江滾滾流

去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也是國民黨退守臺灣的60年，60年，這是兩代人的時間，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間。

10月下旬，我在上海醫院的病榻上，手術後的傷口疼痛，沒有使我流一滴眼淚，但是當我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後一段，也是全書點睛之筆，我的眼睛充盈著淚水，龍應台的幾段話深深地觸動了我。

龍應台寫道：
「太多的債務，沒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癒合；太多的虧欠，沒有補償……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沒一聲『對不起』。」

龍應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將她對公平正義的立場和態度，完全無保留地展現在公眾面前，分量之重，超過了任何宏篇大論。

幾個月後，我還是在醫院的病榻上，春節期間的醫院十分安靜，我再讀龍應台的書，這次是在南京，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舊時國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國歷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頭城下，秦淮煙水，見證了多少王朝的興亡和更替。然而，在這兒建都的王朝幾乎都沒有興旺長命的，這就使得這座古城有一種淒涼落暮之感，白先勇筆下《臺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幾絲愁苦的意蘊。

1998年，蔣介石的機要秘書周宏濤，回到南京總統府舊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蔣介石從陪都重慶回到這裏，那時南京萬人空巷，歡迎蔣委員長勝利還都，可是三年不到，蔣介石倉惶辭廟，再也沒有回到南京。半個世紀過去了，如今他作為蔣的機要秘書重歸舊地，觸景傷情，百感交集，想蔣氏去台後，「念念不忘光復大陸的使命」，卻事與願違，「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10年後，龍應台也回到南京，望滔滔長江，尋找她父親曾經戰鬥過的抗日戰場和已消失的，在日軍侵佔南京時曾關押「八百壯士」的老虎橋監獄，造訪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著眼點是恢復歷史真貌和彰顯人性。

60年過去了，南京已高樓林立，長江上已建成三座橫跨南北的大橋，中山路上的梧桐依舊，卻不復舊時的靜謐。就在總統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國建築的時尚酒吧區「1912」，民國時代達官貴人的住宅區──江蘇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繕一新，據說將作為城市的新的旅遊亮點。那些和1949年相關連的地點：通往上海的下關火車站，已成為一個小車站，那個曾經擠滿逃亡人群的小廣場，如今只有幾個老人坐在那兒曬太陽。城東的中山門，是1949年國民政府各機關從陸路逃離南京，南下宜興、杭州的出發點和必經通道，現在已樹木蔥蔥，成為滬寧高速公路的起點。

「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在南京，我看到一個遠去的民國時代的背影。

歲月無聲，江山有情，今天，經濟成長了，國力強大了，和60年前和30年前相比，大陸民眾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離一個自由和公平、正義的社會，路途仍然遙遠。展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說臺灣的外省老一輩，從中讀出「傷」與「痛」；那麼在大陸的許多讀者，則帶著自己的關懷，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

家國60年，河山千萬里，「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2010年2-4月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