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倪再沁

節錄《高雄現代美術誌》，藝術家出版社，2004

台、府展尚未開始之前，高雄州已有劉清榮、鄭獲義先後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接受新式的圖畫教育，後來陸續有人亦走上繪畫之路更並進一步到日本留學，在參與台、府展前，他們多半已創作一段時日，這些人乃成為日治後期高雄的中堅畫家。以下我們就將其中幾位畫家的背景資料，來了解斯時高雄地區美術發展之一二。

一、劉清榮

1902年，劉清榮生於澎湖縣西嶼鄉池東村，小池角公學校畢業後，1916年考入國語學校（1919年改為台北師範），同學中尚有郭柏川、王白淵等。據同畢業於台北師範學校的鄭獲義回憶求學時的經驗：

我進入學校的時候，石川先生已於1916年回到日本，但他播下的種子漸漸發芽，喜愛繪畫的學生人數很多。前期的學長郭柏川、劉清榮，同期不同班的同學廖繼春、李梅樹，都是美術的同好，大夥兒瘋狂進入繪畫的世界，組自習室練習技巧，每學期開自習室展，互相觀摩、批評。

從這段話可知劉清榮在台北師範時其已自習繪畫。師範學校畢業後，他回家鄉澎湖小池角公學校任教（最有名的學生為後來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的黃清呈）。基於對美術的熱愛，1933年劉清榮東渡日本入川端畫學校與熊谷美術研究所習畫，在日本時，獲雄岡美彥先生賞識，並入選「東光展」數次。1938年回台任教於東園公學校（今之大同國小），一度任職於台大農學院。1945年接掌高雄市第十一國民學校（現今之前金國小）、1947年轉任高雄淑德女子中學（現今之新興高中暨附設國中部）。1952年，他和劉啟祥、鄭獲義、宋世雄、張啟華等組「高雄美術研究會」（以下簡稱「高美會」），參加「南部美術展覽會」（以下簡稱「南部展」）的展出，1966 年任東方工專美工科教授兼主任。至1970年退出「高美會」，協助創設「高雄市美術協會」（以下簡稱「高雄美協」）。

劉清榮自日本回台後，一直待在教育界，雖也曾入選第十屆「台展」、第一屆「府展」，但他畢竟為花費太多時間鑽研藝術，倒是在教育界影響深遠，無形中給予畫界及畫友極多的幫助，如用學校名義買畫贊助畫家個展、邀請教育界人士餐與畫展等等，都是他對此時期高雄美術發展的貢獻。劉氏已於1981年逝世。

二、鄭獲義

鄭獲義於1902年出生於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1922年畢業於台北師範，因學校老師的推薦，原本東渡日本學畫，無奈祖母反對未能成行，成為一生的憾事。最初分發至鳳山郡林園公學校任教，1925年通過美術專科教員檢定合格，1928年轉任高雄州第三公學校，適時參加「白日畫會」，成為創始會員之一。回憶當時的習畫環境，他表示：

鳳山公學校是當時我知道唯一有石膏像的學校，每到假日，便騎著腳踏車到學校借石膏像畫畫。

當時高雄州有關美術方面教學器具之缺乏，由此可見。1928、29年鄭獲義連續入選第二、三屆「台展」（此時期作品因戰爭及保存不當已不見蹤影）；1928年，學校指派畫「教學掛圖」表現優異，前往日本考察美術教育，當時是一件「極其榮耀的大事」（鄭獲義語）。1940年自教育界退休，轉任高雄州廳總務課生活部主事。

日人離台後，鄭獲義曾受王天賞之邀代理三民國小校長（半年後辭職）、1947年開設新民書局。他和劉清榮一樣任職於教育界，同樣對繪畫無法忘懷，1952年參與「高美會」、參加「南部會」展出，1971年成為「高雄美協」榮譽會員。晚來更加勤奮作畫，1982年舉辦「八秩紀念畫展」，1991年「九十回顧展」。鄭獲義對高雄州日治中期後的美術發展，有深刻的了解，曾是90年代僅存的見證者。鄭氏已於1999年逝世。

三、張啟華

1909年出生於前鎮庄的張啟華，父親以養豬、捕魚為業，後來購買土地，逐漸成為前鎮的首富。張啟華的父親雖是生意人，卻通詩詞並寫得一首好字，母親亦繡得一首好刺繡，也許得自雙親的遺傳，張啟華從小就愛畫畫，當時，由於前鎮沒有學校，他到九歲才入苓雅寮公學校讀書，在校各科功課以圖繪最優，參加學校的美術展覽均獲第一名，深受其師孫媽諒喜愛，十七歲時（1927）遠赴台南長老教會學校（今之長榮中學）就讀。1929年張啟華赴日進修，進入日本美術學校專攻西洋畫科五年，親炙名師大久保作次郎、安宅安五郎、鶴田五郎、兒島善三郎及高野真美等。1931年他以〈噴水池〉入選第一屆「獨立展」，同年〈旗後福聚樓〉獲得校際展覽會首獎─銀賞，就在此時認識同在日本求學的劉啟祥。

張啟華於1933年畢業後，回到家鄉高雄，取高雄名人林迦之長女林瓊霞為妻，並於同年在高雄婦人會館舉辦難得一見的個人展。後來因忙於事業，曾一度放下畫筆，直至劉啟祥到高雄定居，才又重新燃起對繪畫的興趣，1952年他和劉啟祥及畫友宋世雄等組織「高美會」，次年又參與「南部展」展出。時在大公路的畫室偶有愛畫的學生前往接受指導，例如張金發就是1955年入張啟華畫室習畫的學生。

張啟華因劉啟祥而重拾畫筆，他們可謂亦師亦友。偶有畫作上的問題，張啟華總會特地到劉啟祥住所（小坪頂）「請教」，或是打電話請劉啟祥到他的畫室看畫。張金發認為：

我覺得劉先生的畫風對張先生的畫作有一定的影響，張先生的畫是奔放、強烈的，他不可能拿一支筆慢慢畫，通常是拿畫刀在畫面上大抹一番，此種技法在某方面來說是不錯的，但對畫面的完整性而言，卻少了一點什麼，劉先生就是此時畫面的指導者。

張啟華對藝術的執著是難能可貴的，他身為企業大、大地主，能虛心向畫友請教，著實難得。

1963年，張啟華於〈新聞報文化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文化服務中心〉）舉行第二次個展，原定五天的展期，卻因觀眾熱情參與而延期兩天，可見張啟華個人與畫作的魅力。他的「興來隨筆」就足以使他在高雄美術界佔一席之地，但他的事業太龐大也太忙碌，以致無法專注於繪事，否則，以他的才氣和氣魄應可創造更精采的藝術事業。1982年張啟華於自家開設的〈京王國際觀光大飯店〉舉辦生平最後一次個展，由於展出甚獲好評，使張氏晚年更在意於繪事，惜於1987年九月六日去世。

四、莊索（原名莊五洲）

在探索日本統治時期高雄地區的美術發展時，我們發掘了一個特殊的例子──莊索，他是道地的高雄人，然而在日治時期，他的活動範圍與關懷重心，卻不在高雄。比較起當時留學日本學習美術的其他台籍畫家來說，莊索選擇的是另一條道路，他回到了原鄉──中國，並且注定了其後追求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藝術形式的抉擇。

莊索1914年出生於高雄市旗后，其父是教授漢文的學者，莊索在耳濡目染下，奠定了良好的漢文基礎。自小，莊索便以展現繪畫方面的天分，就讀第一公學校（教室在臨水宮順天聖母廟，旗后山山腰）時，曾在廟裡畫壁畫（可惜的是現在已經無跡可尋）而獲好評。此外，當時莊索不僅畫畫得好而已，成績還名列班上第二名。

十五歲的時候，莊索跟隨父親回到故鄉泉州，回大陸後不久，莊索即入廈門美專西畫系就讀。廈門美專的學生多為廈門當地即漳泉二州的子弟，少部分來自福州、莆田和溫州，也有來自台灣的學生，如謝國鏞、黃連登、許春山等。據莊索〈廈門美專追憶〉一文中指出：

廈門美專學校的畫風是折衷的寫實主義…，此外，廈門美專還熱烈響應「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國活動。

莊索在一生最重要的學習過程裡、思想正趨成熟之際，接觸這樣的環境，自然形成其充滿寫實即反抗意識的畫風。1932年，莊索自廈門美專畢業後，正式對日抗戰戰況危急時期，他到龍溪縣教書才開學兩個月，就為躲避戰火開始逃難。此時，木刻版畫正因時代所需如火如荼地展現。木刻版畫所需工具簡單，又能大量製作，遂被拿來當抗日宣傳的利器，光是泉州小小的一個地方，木刻版畫的宣傳刊物就有三、四份。從學校到社會，熱血澎湃的年輕人親眼見到因戰爭而導致的民生疾苦，只要有任何辦法能宣傳抗戰，都會義無反顧地投入。從廈門美專畢業即下鄉教書的莊索，很自然便以他所擅長的美術創作投身於這個烽火連天的大時代。

1940年，莊索離開泉州到上海，適巧他在廈門美專的教授周碧初已在上海活動，經由他的介紹，莊索認識不少活躍於上海的美術家。當時的上海市全國美術活動作頻繁的地區，而西洋畫的比例不過是各種展覽的十分之一、二而已。但如果不是戰亂，也許莊索會一直居留於上海，畢竟上海是全國發展西洋畫最早的地區，一些有名的畫家均在此地，如劉海粟、朱屺瞻、關良、陳抱一等會畫界的前輩。留在上海才有機會大展鴻圖，發揮自己所長，只是戰爭所造成的結果卻改變了一切。

1945年，日本戰敗，莊索回到台灣，他先後任職於台北市立女中、私立靜修女中、私立南開商職，教授歷史、地理等科。具此時期和莊索同事的黃鷗波表示，初期回台的莊索仍然繼續畫畫，可惜的是，此時期的作品已不知去向。戰後初期，曾有不少跟莊索一樣帶有寫實即反抗畫風的大陸畫家來台，他們曾以熾熱的感情記述了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但5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卻使這些畫家因特殊的社會主義背景因素（促成他們作品風格的源頭），死的死、逃的逃，也使他們的藝術被遺忘於台灣美術史之外。

莊索回台後的發展之所以未能以美術事業為重，除了為家計所困外，他的風格在當時歷史的偏見中難以為繼也是重要的原因！1950年左右，莊索回到高雄家鄉旗后，任職於高雄市漁會水產陳列館，直至1979年方退休，在這段時間裡，為生活奔波的莊索幾乎離開了藝術界。然而，他並未忘記繪事，1953年「南部展」開展，他和美專的同學謝國鏞，還偶爾見面憶舊。其子莊伯和尚記得，有一次和父親參觀「南部展」後，還和父親隨著載畫的卡車到劉啟祥的家。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劉啟祥。

1979年退休後，莊索重拾畫筆，參加1985年高雄舉辦的當代美展及南濤人體畫會展、人體會畫邀請展等，1991年十一月以七十高齡推出生平第一次個展於雄獅畫廊，畫中仍充滿濃濃的鄉土情懷及人道主義色彩，是前輩畫家中相當獨特的表現。莊氏已於1997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