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倪再沁

節錄《高雄現代美術誌》，藝術家出版社，2004

戰後初期全島的美術發展概況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台灣全島霎時籠罩於漫天的烽火中，高雄既是日本南進的據點，又是工業重地，自然成為美軍轟炸的主要目標；人們紛紛疏散至鄉下避難，所有的文藝活動都停止了，畫家們也只好疏遷外地，戰局的緊張使他們在匆忙的逃難過程中，無法顧及其他，因此，大批的畫作、資料等均因此在戰火中損毀，使得這一階段的台灣美術發展幾乎呈現真空狀態，戰爭帶來的陰影與損失委實不可計量，更無法彌補。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納入中國的版圖。在戰後的滿目瘡痍中，當務之急便是重整家園，大家要面對的是一個極端艱苦的時代，物質上的匱乏使得人們無心顧及生計以外的事務，藝術當然更成了遙不可及的奢侈品，戰前「帝展」、「台展」、「府展」的光榮已隨著新時代的來臨而如昨日黃花，藝術家不再文化舞台上的焦點，他們的光芒隨著困頓的現實而消褪。在這樣困窘的環境中，大部分的藝術家只得擱下畫筆，另謀他途，以求生活上的溫飽，此時的台灣畫壇毋寧是十分沉寂的，復甦的火花一直要等到「省展」的舉行才又重新燃起。

談到「省展」便不能不提到畫家楊三郎，早在日治時期，他即是參與台灣美術運動發展的活躍分子，光復之後面對畫壇的蕭條寂靜，自然一本其積極、熱情的個性，努力想打破這樣的困境，重新點燃舊有的光采。經過多方奔走，終於藉由音樂家蔡繼琨的介紹與推薦，與郭雪湖兩人同時授聘為當時台灣省長官公署的文化諮議，並乘機向當局建議創辦全省性的美術展覽會，在獲得同意後，便與郭雪湖號召昔日畫友全力籌備各項事宜；1946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一屆台灣省美術展覽會終於在台北市中山堂揭幕了，日據時代「台展」的風采似乎也再度重現，而當時擔任審查委員者計有李梅樹、李石樵、楊三郎、廖繼春、顏水龍及當年回台的劉啟祥等，這些台灣的前輩西畫家們，在戰後除了繼續個人畫藝的追求外，更藉由「省展」及教學等各方面的主導與傳承，或多或少地影響並帶動了全面性或地方性的美術發展，就高雄地區而言，劉啟祥個人便主導了整個50年代及至60年代的高雄畫壇。藉由這位戰後高雄美術播種者的經歷，我們才得以了解當時高雄美術發展之梗概。

自50年代初何鐵華鼓吹「新藝術」，一直到1957年「東方畫會」、「五月畫會」（以下簡稱「東方」、「五月」）崛起後，抽象繪畫已漸成為美術運動的主流，除了學院和官展的禁地仍舊屬於泛印象風格外，自「聖保羅雙年展」的參展到新生代自辦的聯展已盡數抽象繪畫的天下，尤其是60年代初抽象繪畫論戰之後，台灣的美術氛圍已完全由「日本化」轉向「美國化」。

然而一般所謂的台灣應僅止於台北，或者是台灣北部而已，因為，中南部地區和台北還有一段相當大的差距。整個50、60年代，高雄地區仍在「台展」遺風內發展（雖有莊世和等少數人鼓吹抽象繪畫，卻不能產生如台北般的抽象狂潮），新生代根本感受不到台北那種學院外新勢力的衝擊，他們在沒有學院的南台灣只能仰望劉啟祥，因此，在美國勢力已入侵台灣，美國現代主義及抽象繪畫已在台北激起陣陣漣漪時，南臺灣高雄地區依然傳承著他們一貫的「南方風格」。對台北而言，此時的泛印象風格已經不屬於「現代」了，不過，對南方而言，它卻仍是「現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