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本文摘自：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圓桌文化，2015。

「早在孫文敗走上海時，蘇聯外交部長越飛（Adolf Joffe）就已經跟他有所接觸。二人於1月26日發表共同宣言，指蘇聯會和孫文合作促成中國統一。當孫文與西方的關係日趨惡化之時，第三國際的鮑羅廷（Mikhail Borodin）於10月6日抵達廣州後，很快就得到孫文的信任。鮑羅廷一方面勸告孫文改組革命黨，另一方面暗中安排中國共產黨滲透革命黨。11月孫文在蘇聯的幫助下即退陳炯明的反攻，令孫日益信任鮑羅廷，……鮑羅廷主張在基層民眾中進行動員，中國共產黨亦因而得以壯大，蘇兆征等勞工運動領袖亦於此時加入中共。（頁229）

「革命黨於1924年1月底召開大會，並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胡漢民等國民黨右派對鮑羅廷頗有微言，但孫文卻以其個人權威強逼黨員接受鮑羅廷改組國民黨的建議。……孫文聲稱，共產主義其實與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並行不悖。國民黨採用列寧式的民主集中制，規定下級服從上級的黨紀。孫文被任命為獨裁的終身總理，而二十四位執行委員中，有三位為共產黨員，後補執委中更有七位中共黨員。（頁229）

「國民黨既行聯俄容共之策略，孫文亦想將勞工運動的政治能量挪為己用，便背棄商界，專門向工人和農民尋求支持。……國民黨的傳媒則全力展開對商人的批鬥，指責華商式盲目跟從北京政權的反革命資本家，點名批評陳廉伯和陳唐虞為反革命買辦資產階級，並嘲笑何東不中不西。（頁230）

「國民黨同年亦在蘇聯軍事援助下，在黃埔長洲島設立陸軍軍官學校，訓練一支忠於國民黨的軍隊。黃埔軍校校長由孫文親信蔣中正擔任，廖仲愷則負責對受訓軍人作政治教育。（頁230）

「華北在9月3日爆發直奉戰爭，孫文打算乘亂混水摸魚，便準備放棄廣州，留守韶關準備北伐。……10月7日，黃埔均收到大批蘇聯資助的軍火後，孫文忽然信心大增，下令蔣中正準備消滅商團。10月10日，親國共兩黨的工會發起紀念辛亥革命的遊行，途上遇到商團，雙方開火互相攻擊。……15日下午五時半，孫文的部隊進攻西關，並大肆縱火破壞，當地繁華市街因而付之一炬。商團無法招架配備蘇聯武器的正規軍，只好於廿四小時內器械投降。（頁231）

「國民黨控制局面後，展開對廣東商人的秋後算帳。……此時廣東瀰漫著赤色恐怖，大批商人與反對國共兩黨的民眾淪為政治難民，商團投降後的一星期內，已有超過五萬人逃亡至香港，差不多等於全港一成華人之人口。（頁231）

「但華商階層才剛在香港喘息，國共兩黨就即將要在香港生事，勢要令他們在無立錐之地。雖然孫文於1925年3月12日，於北京與北京政權進行徒勞無功的談判後病死，但國共兩黨仍然合作無間，準備透過群眾運動為即將展開的北伐壯大聲勢。（頁232）

「此時國民黨與共產黨於廣州在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表面團結，兩黨暗中卻各懷鬼胎。共產黨對暗中擴展地盤尤其積極，組織廣東各界對外協會，以圖騎劫罷工運動的主導權，一方面避免國民黨參與協會事務，另一方面又借用國民黨的資源和關係動員民眾。（頁234）

「國共兩黨在中共主導下於7月1日召開『省港大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並成為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員蘇兆征獲選為委員長，委員會顧問包括中共的鄧中夏以及媚共的國民黨左派成員廖仲愷。……委員會所在的東園很快便成為另一個權力中心，助共產黨架空國民黨的權力。（頁234）

「（香港罷工）漸漸發展成持久消耗戰。與此同時廣州各勢力的權鬥亦愈演愈烈。此時廣州同時出現四個權力中心：在東園主導罷工委員會的中國共產黨，蔣中正主管的黃埔軍校，胡漢民主導的國民黨右派，以及由汪兆銘和廖仲愷領導的國民黨左派。這四個陣營爭奪權力，甚至不惜使用暴力。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於前赴會議途中遇刺身亡，各方明爭暗鬥不斷升級。（頁237）

「（抗戰初期）中國各政治勢力借用香港地利，於香港成立支援抗日的機構，並乘機擴張勢力。國民黨海外駐港辦公室以「榮記行」名義運作，……國民政府的教育部、中宣部、交通部及僑務委員會皆派駐港澳專員留守香港。在親國民黨黑幫首領杜月笙的合作下，中央賑濟委員會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與日本爭相收買在中國失意的政客。……除此以外，戴笠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亦於香港成立半山招待所。一方面掩護往來重慶和佔領區的特務，另一方面亦設電臺監聽佔領區的日軍通訊。……共產黨……亦於1938年1月以「粵華公司」的名義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在國共合作的旗幟下，兩黨卻暗中在香港角力。共產黨派員滲透香港各行各業的工會，旗下傳媒除了批評日本以及其勾結的汪兆銘，亦批評重慶的國民政府。」（頁256）

徐氏之書終究是為香港立史，因此中華民國於香港而言，只是個並不友善的「他國」。當某些香港人還對「中華民國」抱以不切實際的幻想時，徐的書毋寧是在提醒香港人，揆諸過往，香港因為孫文或中華民國吃了不少大虧，而這些事情，實在不應輕輕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