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最近在看《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我覺得這是一本非常好的著作，不唯香港人，我建議只要心存大中華意識者，都應該要讀這本書。此書可與《湖南人與現代中國》、《被隱藏的中國》放在一起看，這絕對遠比任何時候臺灣所出的「本國史」課本要來得刺激的多。

說到香港，不得不提到中華民國之建立。在此書中，「中華民國」不是什麼好東西，孫文也不是，國民黨尤其不是。特別有一人，在臺灣的課本裡是以「大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徐承恩（實是幾乎所有非國民黨系統的近代歷史家）筆下，孫文還比較像是反派角色。我在《鬱躁的城邦》看到孫文的段落，心中都很不耐，直至他北上病逝，我竟有種鬆了一口氣的感覺，這真是前所未有的經驗。

既然政府覺得我們有能力自己Google，那我就當個Google資料的提供者，供大家「撥亂反正」，可惜此書目前只有香港販售，希望不久臺灣也可以買到。

「1892年，主張共和革命的人士在香港創辦輔仁文社，初期輔仁文社比較向討論中國政治的學會，而非嚴格意義上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之後能發展為革命組織，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招收了一名叫孫文的會員。孫文生於香山翠亨村，十餘歲時遷居至長兄孫眉於夏威夷的農場，……，1883年把他送返故鄉，但孫文與同鄉好友陸皓東隨即搗毀村裡的神像，只能避走香港。（頁190）

「孫文在1892年畢業後，曾於澳門及廣州短暫行醫，但他早立心以政治為志業。1894年6月，孫文上書他素來景仰的李鴻章，建議進行西化改革，但李對他不瞅不睬，自此對君主立憲死心，成為共和革命提倡者。（頁190）

「孫文名義上是輔仁文社的新會員，但早決定要把文社騎劫為其個人的革命組織。他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創辦興中會，並在次年於香港設置總部；實際上他是吞併了文社，並準備於廣州武裝起義。……孫文領導的第一場起義卻只是一場完全缺乏計劃的鬧劇。1895年10月26日，孫文與其僱傭兵正於廣州等候原定由楊衢雲運送的軍火。孫文知道楊因事須延遲出貨，便解散部隊取消行動，但消息卻未能傳達到在香港的楊衢雲。這樣楊購置的軍火便在乏人接應的情況下抵達廣州，驚動廣東當局，陸皓東來不及撤退而遭拘捕，成為革命烈士第一人。（頁190-191）

「之後孫文流亡海外，並於1896年9月30日抵達倫敦。他於10月11日離奇失蹤，被關押在清廷駐英國大使館。孫收買使館僕役柯爾（George Cole），將消息傳給康德馨。康接訊後與友人孟生博士（Patrick Manson）向警方及外交部報案，但適逢當日為星期日，值班低級職員對此漠不關心，二人遂向《泰晤士報》披露此事，翌日收到風聲的《環球報》（The Globe）搶先報導此事，孫文被擄一案很快便成為英國各報章的頭條新聞。各報章記者及群眾包圍清廷大使館，而孫文亦於10月23日在眾人注視下獲釋，自此嶺南籍籍無名的叛亂者，一躍而成為媒體上的英雄。他善用新得的媒體形象，結交世界各地同情中國革命的朋友，並將自己包裝成中國革命的代表人物。當然在實際上，他只能得到海外的廣東人支持，並只能靠三合會及外國人的人力物力組織起義。（頁191）

「章炳麟……與日本的革命派學生組織同盟會。……當時在日本的革命派多為青年留學生，擔心自己沒有足夠的號召力，故此邀請已有一定聲望，且已屆中年的孫文出任同盟會總理。革命派原本只讓孫文當名義上的領袖，但孫很快重施當年騎劫輔仁文社的故技，圖謀把同盟會據為己有。（頁194）

「二十世紀初，革命派發起多次武裝起義，惟屢戰屢敗。1911年4月27日，同盟會於廣州發起大規模武裝起義，但像之前歷次起義一樣，革命派計畫不周，內部協助不足，而朝廷的防衛亦比想像中更森嚴。同盟會遭到慘敗，八十六位成員壯烈犧牲，……革命派喪失大批精銳，經費亦捉襟見肘，士氣極為低落，但他們不知道清帝國的國祚只剩下七個月的時間。（頁299）

「清廷為平息革命，唯有邀請於軍隊具威望的袁世凱出任內閣總理大臣，袁卻趁機逼宮，並與革命派講和。中華民國於1912年元旦正式立國，袁亦於2月15日按協議獲參議院委任為臨時大總統。（頁210）

「辛亥革命帶來的中國民族主義風潮，終究未能持久，對革命的企盼亦已煙消雲散。革命派奪得廣州政權後，即沉迷內鬥，比如胡漢民就與部下陳炯明一直不合。……而革命期間，革命派曾動員民兵抗清，但民兵中多三合會成員和流氓，部隊遣散後，他們即成為廣東流民，多靠開賭、經營淫業和販賣鴉片為生，大壞廣東治安。與此同時，廣州政府亦對支持者派發政治酬勞，使政治貪污腐化。（頁212）

「廣東愈革命愈混亂，令原本對革命有期待的香港華人民眾一百八十度改變。為應付1913年參議院選舉，同盟會等革命派團體於1912年8月25日改組為由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香港輿論對此新政黨極不客氣，報章社論將國民黨貶稱為暴民黨，廣州政府則貶稱為暴民政府。……大部分香港華商甚為討厭國民黨，他們亦願意與香港政府及袁世凱合作打倒國民黨。（頁212）

「隨著袁世凱收回地方財政權，北京與國民黨政權關係亦急轉直下。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黨魁宋教仁…被武士英槍殺身亡。案件審訊其間，漸漸浮現可能不利北京政府的證據。被告武士英於4月24日於囚室離奇毒殺，令國民黨上下認定行刺宋教仁是袁世凱的意見。北京與國民黨的關係隨即破裂。……在孫文堅持下，7月中原由國民黨執政的省分宣布獨立，掀起「二次革命」。帶領粵軍的陳炯明覺得時機不合，但還是在7月18日服從孫文的意思。但此時國民黨已完全失去民心，地方財政困難，軍心亦渙散。袁世凱輕易消滅國民黨勢力。……孫文敗走日本，將國民黨餘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該黨為元首獨裁的列寧式政黨，黨員均要向領袖個人宣示效忠。（頁214）

「1917年，北京政府的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不和。黎元洪罷免手執兵權的段祺瑞後，段策動華北各省叛變。黎元洪招張勳到北京調停，眷戀清朝的張勳卻於7月擁立清遜帝溥儀。……張勳復辟前，代理總理伍廷芳因反對解散國會而辭職，此時伍及部分國會議員……南渡廣州。孫文聞訊亦趕到廣州，在雲南、廣西及南渡海軍的支持下，率領不足法定人數的「非常國會」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史稱護法政府。孫文名義上為大元帥，實際權力卻由雲南與廣西軍閥掌握。（頁216）

「到1919年末，軍閥暗中與北京政府議和，決定架空孫文之權力。……5月20日，非常國會決定改組護法政府，廢除大元帥並改採合議制，孫文由大元帥淪為其中一位總裁。孫文與唐紹儀等人憤而辭職，此後孫文離開廣州，到上海與蔣中正會合。（頁217）

「章炳麟對由眾北洋軍閥把持的北京政權失望，但他在同盟會與孫文交手的經驗，使他知道身為護法政府大元帥的孫文可以為個人權勢不顧原則地耍手段。章希望能透過讓各省設立由本省人組成的軍隊與政府，能夠開拓兩大勢力以外的第三條路，匡正民國政治之錯誤。（頁220）

「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是聯省自治運動中少有的理想主義者，真心相信能夠透過自治促進地方政治經濟建設。護法政府成立初期，陳獲派駐到閩南漳州成立閩南護法區。陳炯明大力推動現代教育，破除民間迷信陋習，興辦地方實業，推動市政建設，使他贏得民眾讚譽，部分左翼人士評之為『共產時代當亦不過如此』。1920年8月，陳炯明奉孫文之命，返回廣東驅逐廣西軍閥，此時陳提出『粵人治粵』口號，爭取到港粵兩地商人的支持。……之後陳被孫文委任為廣東省長，並欲按照漳州模式改革廣東政治。（頁221-222）

「但孫文卻不認同陳炯明的治省方略。孫文指真正的自治，應該是在縣的層面進行，而陳炯明推行的省自治並非真正的地方自治。但孫的講法只是偽議題：一方面陳炯明亦有推動縣、鄉、村多層地方自治，另一方面沒有省自治的話，自治縣的規模根本無法與中央政權抗衡。孫文事實上仍幻想自己能成為全國的領袖，然後就會推行中央集權制度，實行大一統國家至上主義。雖然他之後參加聯省會議，但他的盤算事先取得國家領導的虛銜，然後像昔日騎劫輔仁文社和同盟會那樣，騎劫聯省政府，是自己成為統領全國的獨裁者。（頁222-223）

「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經歷挫折，之後成為典型的激進中國民族主義者。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以先鋒黨模式（Vanguardism）創立中華革命黨，亦即是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該黨強調內部紀律與服從，並自命為無知大眾的啟蒙者與領導者，正如孫文對黃埔軍校師生訓話時所講：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頁223）

「孫文強調革命成功後，中國內部同樣要強調紀律與服從，國民有義務向領袖效忠，以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這種列寧式觀點著重國民服從命令，視民權為次要，甚至反對自由。之後孫文將其政見歸納為三民主義，論及民權時他如是說：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們便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麼是一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為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
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逼，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將把水和士敏土參加道散沙裡頭，結澄一塊堅固石頭一樣。（頁223）

「孫文……於1920年重返廣州後，……不理陳炯明勸告堅持就任非常大總統。四邑派（商人）花了3萬元收買國會議員，確保孫文於1921年1月成功當選，而孫則將廣州市中心珍貴的地段批予四邑派作為報酬。孫文字是為中國全國的合法領導人，反對陳炯明專心建設廣東的方針，執意挑起事端興兵北伐。除此之外，……任命左傾的廖仲愷為財政部長。……他於1921年1月採用激進的貨幣政策，廢除由港粵商人資金支持的舊貨幣，改為由政府發行的新貨幣。但新貨幣沒有抵押品支持，只能靠政府發行債券維持，這樣廣東貨幣便在短時間內貶值七成。……港粵兩地商人對孫文干預廣東政策的作法日益反感。除四邑派外，大部份華商均站在陳炯明那邊，之後與香港政府聯手，以求推倒孫文的領導權。（頁224）

「1920年代，孫文便透過與香港勞工運動的歷史聯繫，將香港華人勞工當作他於廣州作政治鬥爭的旗子。（頁224）

「在廣州的革命派於海員大罷工期間見識到工人運動的政治能量，積極準備將這股力量留為己用，這也許解釋了何以革命派之後會選擇與共產黨聯手。……此時陳炯明與孫文的不合日趨白熱化。陳炯明因而打算與香港政府和香港華商結盟。……當時英國駐廣州及上海之領事均指出孫文正欲勾結工會、投靠蘇聯，而外國銀行團中的匯豐銀行代表亦建議向陳炯明借款。港督司徒拔像倫敦建議贊助陳炯明以制止孫文投共。（頁227）

「1922年3月21日，陳炯明副手鄧鏗到香港……但回程後遭刺客於廣州大沙頭火車站外伏擊。鄧負傷後返回省署向陳炯明交代後事，兩日後傷重不治。廣西軍閥與革命派為最有嫌疑的主謀，但陳炯明仍念著與孫文為革命並肩而上，對不懷好意的孫文多番忍讓。陳的部下葉舉義憤填膺，5月18日將駐廣西的粵軍調往廣州，欲聲討孫文。陳炯明多番勸止，但葉舉還是於6月16日派兵進攻廣州各大據點，並向總統府鳴炮示警。孫文獲攻城指揮官雄略通風報信，倉皇逃往停泊在珠江的永豐艦，敗走上海。（頁227）

「一敗塗地的孫文死心不息，不息勾結宿敵雲南、廣西軍閥，借兵趕絕陳炯明。陳炯明不敵兩省軍閥攻擊，只得於1923年1月退往惠州。（頁228）

「孫文於1923年2月21日返回廣州後，其政府不再以中華民國政府自居，改稱為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香港政府見陳炯明大勢已去，便設法拉攏孫文，並打算透過資助廣州政府以防孫文鬧事。孫文在返回廣州前，於20日竄訪香港，與港督會面，並在香港大學陸佑堂發表演說，在演說中，孫文客套地稱讚香港昔日曾啟蒙其革命思想：今日乘此時機，答覆各位一句。此句云何？即從前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從香港得來。（頁228）

「此時正位東北軍閥張作霖效力的梁士詒亦在香港。在何東引介下，孫文與梁士詒會面，密謀廣州政府與張作霖合作夾擊北京政權。與此同時，外國銀行團亦考慮撤回對北京政府的支持而資助孫文。但山東臨城於5月發生土匪搶劫火車、扣押外國人質的事件，列強此時欲取得對中國鐵路監督權，便指示外國銀行團恢復借貸予北京政權。孫文見財化水，便向由西方人管理的粵海關打主意。粵海關當時把關稅扣除國債及賠款後，將餘款轉交北京，但孫文堅持要在12月19日由廣州政府取得關餘。孫文此舉得罪列強，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共派出15艘軍艦巡邏廣州水域，警告孫文莫要輕舉妄動。孫文此役後仇視西方，決定全面倒向蘇聯的懷抱。（頁228-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