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這個書名驟眼一看，會以為是「躁鬱的城邦」，其實不是。作者在自序提到，之所以叫「鬱躁」，乃是向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意，他覺得相對於臺灣的「苦悶」，香港今日是既「憂鬱」又「躁動」，故曰「鬱躁」。

整本書的立意甚明，簡單來說，就是「去中國化」。一直以來，香港人一直困在「中國情花毒」而不能自拔，徐承恩此書，莫若是以烈方治沉痾。他的切法效法臺灣，務求徹徹底底，先是在種族上否定廣東一帶的漢人血統，繼而明示廣東人其實晚到明代才徹底漢化，復接上英國的香港統治，香港人重新定位為與北方政權毫無關連的群體。香港人應該正視自己獨特而有別於中原的傳統，正視自己的血統，正視自己異於近代中國發展的特殊地位，重新定義香港人的獨特性。

百越一地，其實一直有別於中原。這片今北起浙江、南到北越的古代文化區，本來就有屬於自己的文明發展，卻一直被中原民族視為野蠻。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有意識的塑造「中華民族」的情況下，原本在中國各地的文化發展，逐漸在「中華民族」的唯一論述下遭到湮沒。之前我看四川，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凡看過四川三星堆的人，都可以感覺到這些東西跟黃河流域的文明大不相同，為什麼仍舊被放在以黃河流域為正統的文化論述當中呢？顯然這就是「大中華主義」作祟，以為現在中共所轄的政權，就一定有同樣的文化源頭。如此的「大中華主義」神話不斷反覆的出現，這使得中國人的歷史認知與文化觀極為謬誤，卻是中共樂見的結果。

另一種較為次要的「大中華主義」，即是「華夷變態論」，認為中原文化已隳，而原本學習中原文化的邊陲，反而成為繼承中原的正統。這是清代的朝鮮、日本，以及某些臺港人士的持論。這種說法，也是陷入單一中華文化論的觀點，他們不承認「邊陲」實有自己的傳承，而這種傳承無關「華夷」之別。「華夷變態論」者以為掌握中華文化的制高點，就可以掌握主控權，但實際上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只有不再獨尊中華，不再時時困在「中國人」的窠臼中，香港的自主性才能凸顯，人民對「香港民族」的認同感才得以建立。正如同百年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希望在巨大的西方陰影下，建立所謂「中華民族」的概念來對抗，作者也希望在中國巨大的陰影下，可以建立「香港民族」來對抗。

由於這是開疆闢土之作，當中引論難免有些粗疏，用語也頗為強烈，有明確的取態，不過學術研究的積累仍然是有的。特別在書中末尾談論香港移交之後的時局，對臺灣也非常有參考價值。恰巧最近臺灣沸沸揚揚的高中課綱問題，可以相互呼應。當中最啟發我之處，在於移交後的香港對「中國人」的認同，基本上是取決於中共的態度。其中提到，香港人對「中國人」認同最高的時候，是中共以單方面經濟措施解消香港後SARS時期的低迷景氣，到北京奧運舉辦之前。這段時間香港因大量中國旅客衝高觀光收益，抵銷SARS帶來的經濟重創，又因為中國此時的經濟快速成長，使中國一躍成為政經都舉足輕重的大國。回想當時的臺灣，正是對中國一面倒的時期，當時中國風頭正旺，但民進黨政府卻似乎拒中國於門外，致使當時臺灣輿論普遍對政府的兩岸政策非常不滿，認為民進黨政府拖累臺灣。然而當國民黨又重回執政之後，中國卻開始由盛轉衰，雖然胡溫時期尚不明顯，但很多問題已經開始浮現。更不要說伴隨中國強大後的巨大副作用開始出現，中國在國際場合不再謹小慎微，反而愈發有種過去帝國主義的霸道行徑。這種情況，直接反映在香港的治理上，原本忌諱歐美的維繫的「高度自治」，在金融海嘯後忽地消失，中共愈來愈粗暴的介入香港統治，使香港失去廉能的政府、開放的媒體空間、甚至有人身安全的危險。

同樣的，在馬政府連任之後，中共的經濟光環逐漸黯淡，民進黨政府所建立的臺灣主體性則開始發酵。中國的象徵「可割可棄」，而中國的經濟誘因則更像是統戰毒藥。但與其說臺灣有多好，不如說「中國」這一名稱已經被其統治者和被統治的人徹底汙名化，變成為恐避之不及的負面象徵。代表中國的政權不僅在重走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道路，被冠以「中國」的人也意外的重回過去十九世紀的猥瑣形象，為香港這類新附之地唯恐避之不及。

實則中國本身也處在一個離心的過程，否則中共不需要如此多的維穩費用，大肆抓捕人權律師，用殘暴的手段打壓抗議遊行。《鬱躁的城邦》只是相較之下一個溫和的發顯，中共實應心存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