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聯合報出現一篇「語言癌」的文章,不知是因為立場問題,有人頗不以為然,加以反駁。但相關之論,我覺得還是余光中早年一篇「論中文的常態與變態」最為精闢,而他文末提到,糾正西化中文之弊,並不是限制文學創作,只是希望中文發展,不會受到惡劣的西化影響。
如今中文之弊,又不僅是惡劣西化的問題。用陳雲的話說,就是文字「通脹」,過去幾個字就可以講清楚的事情,如今得用上長篇大論。當然,誠如朱文之言,我們也應該講求如今中文弊害的「脈絡」。比如服務業慣用的冗贅語彙,似乎是生硬學習日文敬語詞尾的後遺症,只是中文不若日文有動詞詞尾變化,遂加入一堆無關緊要的「進行一個」、「的動作」、「的部份」,甚至出現無謂的介紹,什麼「烤羊膝是用羊的膝蓋部分做成的」,只為了去滿足服務訓練的標準程序。
又記者說話冗贅,始於當年衛星轉播車氾濫,動輒小事都要現場連線,造就記者滿口廢話,偏偏他們又是媒體公器,傳播出去,就算沒有刻意去學,也潛移默化,一般人也不知不覺「廢話化」。
也許這些贅字有其不得不然的背景,但積非成是,並不一定得「就地合法」。就算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也不見得一定要隨眾從之。語言固無「正確的」,但是一定有「得體的」,中文最大的問題,不只是服務生或記者只會重複無意義的贅語,更是當我們想要寫一點得體的文章時,才發現這樣的能力根本闕如。之前引起熱議的「軍中樂園」一片,網路上對該片背景與考證有諸多討論,卻沒有人注意到阮經天幫陳建斌寫的家書頭一句「母親大人如晤」錯的多麼嚴重,還不如簡單寫個「娘」。
語言既是人類交流的產物,就不免是「人為的」,妄說讓語言「自然發展」,實是認識不清。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如今習以為常的「白話文」,誰能想到,不過百餘年前,不要說書面中文不是白話文,甚至沒有「標點符號」這種西方的玩意兒。更進一步言,中國現在頒為標準的「簡化字」,也是全然以政治政策強加於人的產物,不過一個世代,今天五十歲以下的中國人,要毫無障礙的寫出正體中文,已經很生困難,常常「發」「髮」、「復」「複」、「後」「后」不分。語言本來就充滿刻意的人為規範,像台灣小學生總要學「的」、「得」、「地」的用法,不要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八九十歲的老人,恐怕也大惑不解吧。
若我們再就這些批評聯合報「語言癌」的專文溯其「脈絡」,其實都是醉翁之意,他們真正想批評的,是聯合報文中濃濃的專制作風,一如陳雲或古德明,他們批評共產中文,也就是拐著彎批評中共罷了。語文的地位,從不是想像中的那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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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癌」是一個誤診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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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記者說話冗贅,始於當年衛星轉播車氾濫,動輒小事都要現場連線,造就記者滿口廢話,偏偏他們又是媒體公器,傳播出去,就算沒有刻意去學,也潛移默化,一般人也不知不覺「廢話化」。
也許這些贅字有其不得不然的背景,但積非成是,並不一定得「就地合法」。就算大家已經習以為常,也不見得一定要隨眾從之。語言固無「正確的」,但是一定有「得體的」,中文最大的問題,不只是服務生或記者只會重複無意義的贅語,更是當我們想要寫一點得體的文章時,才發現這樣的能力根本闕如。之前引起熱議的「軍中樂園」一片,網路上對該片背景與考證有諸多討論,卻沒有人注意到阮經天幫陳建斌寫的家書頭一句「母親大人如晤」錯的多麼嚴重,還不如簡單寫個「娘」。
語言既是人類交流的產物,就不免是「人為的」,妄說讓語言「自然發展」,實是認識不清。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如今習以為常的「白話文」,誰能想到,不過百餘年前,不要說書面中文不是白話文,甚至沒有「標點符號」這種西方的玩意兒。更進一步言,中國現在頒為標準的「簡化字」,也是全然以政治政策強加於人的產物,不過一個世代,今天五十歲以下的中國人,要毫無障礙的寫出正體中文,已經很生困難,常常「發」「髮」、「復」「複」、「後」「后」不分。語言本來就充滿刻意的人為規範,像台灣小學生總要學「的」、「得」、「地」的用法,不要說千年前的古人,就是八九十歲的老人,恐怕也大惑不解吧。
若我們再就這些批評聯合報「語言癌」的專文溯其「脈絡」,其實都是醉翁之意,他們真正想批評的,是聯合報文中濃濃的專制作風,一如陳雲或古德明,他們批評共產中文,也就是拐著彎批評中共罷了。語文的地位,從不是想像中的那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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