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舟 (原文連結)
在政治真空中自嗨，似乎已成為很多大陸青年人的烏托邦理想。那位曼徹斯特留學生無意中喊出他們春潮澎湃的心聲：「No politics today！」
張懸事件過後，據說原定12月舉辦的張懸北京演唱會可能取消，張懸有可能莫名其妙就此被不想惹事的大陸文化部門（尤其是地方文化部門）封殺。但近日國台辦就張懸事件表態：「希望兩岸同胞，特別是青年一代多接觸，多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和感情」，這一表態表現出難得的政治智慧，這句話的背後其實是對「九二共識」的某種繼續肯定，而多接觸多交流增進感情這樣的話，簡直還道出了你我的心聲。
龍應台就張懸事件則指出，在批評別人的同時，首先需要了解對方，並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無論是大陸，台灣還是香港的年輕人，都不必急著熱血充頭，馬上形成以一種態度去冒犯對方。
聽上去大家都想息事寧人。無論如何，作為前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的女兒，張懸假如僅僅因為在英國舉了一面青天白日旗而被封殺，那是歷史的倒退，是對「九二共識」的背叛。
但假如在大陸再開演唱會的時候還有人遞青天白日旗給她怎麽辦？或許張懸得事先向有關方面做出某種保證，或者達成某種默契。無論如何張懸的選擇都值得尊重。作為一個歌手，即便你不主動介入政治，政治往往也會將你卷入。
而我要追問的是，為什麽會有大陸留學生衝她喊「No politics today」並且在事後在網上得到那麽熱烈的響應和附和？為什麽張懸會本能地回答「這不是政治，這只是一面旗子」？為什麽有那麽多大陸青年把青天白日旗當成「台獨」？為什麽小清新會「被政治」？
「幹嘛罵我們是小清新呀，你們大陸好欺負人誒，小清新有什麽不好？輕輕鬆鬆做自己有什麽不好？」這是2011年10月，在台北一個酒吧，詩人夏宇（同時也是歌詞聖手李格弟）質問我。
其實，夏宇在我心目中是一大俠女，當時已經喝吐了，不像我用可樂兌酒，我才是個小清新呢。
「小清新」這個詞兒剛開始被發明出來時，可能是稍帶諷刺意味，但到後來其實就沒什麽貶義了，大陸文青對於彼岸的小清新，羨慕遠遠多過嫉妒，嫉妒遠遠多過恨。只是可能在夏宇看來，這個「小」字兒還是隱隱透露出某種「大陸」乃至「大中華」的優越感。而這正是「小清新」一詞暗含的矛盾兩面，或者說，這個詞暴露了大陸青年面對台灣的兩種矛盾心態：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方層面，他們喜歡、欣賞台灣，但在政治意識形態層面，他們卻以固化的愛國主義立場看待台灣，甚至不願意深入了解台灣——尤其是台灣的政治，因為政治對他們來說是一片混沌——而他們要的僅僅是一個小清新的台灣，一個陳綺貞和張懸的台灣，一個鳳梨酥和高山茶的台灣，一個戀戀風塵和白裙飄飄的台灣，一言以蔽之，要的是一個沒有政治的台灣鏡像，作為大陸的「他者」而清新綻放。
「小清新」最初是用來形容一種來自台灣的城市民謠風格——尤其是以女歌手為代表，從陳綺貞到張懸——「小清新」進而擴展到整個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的「小宇宙」，儼然形成一種「小清新亞文化」（台灣將翻譯為「次文化」，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譯名，因為「次」字帶有歧義，但有趣的是，有些大陸媒體例如推銷小清新最力的《城市畫報》至今還會沿用「次文化」這個台譯）。
城市畫報最早拿陳綺貞做封面人物，而那時候台灣或許都沒有雜誌會拿陳綺貞做封面人物，城市畫報也最早將陳綺貞引進到大陸演出，後來也做過張懸的大陸小型巡演。我曾戲言南方系旗下的這份雜誌是一份台灣小清新雜誌，戲言後來紅了之後的陳綺貞應該把這雜誌買下來。在台灣小清新的譜系裏面，陳珊妮甚至黃韻玲都會被當做前輩，甚至更為資深的文青有時也會把夏宇列為小清新教母——看來她質問我，也不是沒有道理。而陳昇這個老嬉皮，也往往被很多大陸歌迷奉為小清新的祖師——因此他最近乾脆推出了一張名為《我的小清新》的專輯，一邊賣萌一邊嘲諷，當然也自嘲。城市畫報都主辦過這些歌手的小型演唱會，統稱為「荒島音樂會」，但更恰切的名字應該是「寶島音樂會」。
「小清新」乃是兩岸共同創造的一種青年亞文化，它是大陸新世代對台灣城市文化的一種學習和借鑒，以及想象、填充、改編、再創作，這是一種對於細膩的城市感性的追求和沈溺。大陸嘈雜渾濁的「大一統」主流文化，反襯了台灣的「小清新」，而台灣小清新也從對岸欽羨的目光中重新自我發現，自我提升。是大陸城市文化的滯後造成了這種落差，因此只能遵台灣為師——大陸歌迷一直尊稱陳綺貞為陳老師，他們從陳老師那裏學習愛情的真理和旅行的意義。
這首先有賴於全球消費主義潮流拉近了兩岸青年的距離，比如他們聽一樣的西洋音樂，比如radiohead台北音樂會，據說大陸去了至少兩千人，他們看一樣的書，比如村上春樹，只不過你看林少華我看賴明珠。而互聯網和旅遊開放又大大拉近了這一距離，不管是微博的台灣用戶還是赴台旅遊的大陸青年，人數都呈幾何級上漲。
小清新的流行，又暗合了大陸新時代「去政治化」的趨勢。
什麽叫「去政治化」，難道領導不是總說要講政治麼？我們不是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政治課的嗎？但是「政治」的概念定義被政治課本大大限制了，政治在我們的語境裏是由大詞和敏感詞構成的，因此，去政治化往往意味著對大詞的厭倦甚至逆反，以及對敏感詞的過濾和禁忌，而消費主義對此也起到相當的稀釋作用。
極權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合體，是社會現實的核心本質，也是我們每個人隨時隨地要面對的處境和選擇。對此，劉翔再次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形象，前幾天國家田徑隊隊員身著紅軍衣裳英姿颯爽，但是他們腳上穿的不是紅軍的草鞋，而是耐克鞋。紅軍衣裳和耐克鞋的混搭，正是一種雜交的身份政治，集權主體和消費主體合一，而這樣的混搭圖像制造了最大的娛樂效果，於是，政治被娛樂化了，紅軍衣裳和耐克鞋作為道具，劉翔作為傀儡演員，一起被我們消費，而國家體育總局和耐克也各取所需實現雙贏。
當大陸女生對張懸喊No politics 的時候，她的集權主體和消費主體是一齊蘇醒乃至高漲的，集權主體在青天白日旗面前迅速轉化為愛國主體，異國他鄉既然更容易激起張懸的家國情懷，勢必也同樣更容易激起那位女生的家國情懷，然而他們彼此對政治對家國當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定義。可以把這位女生這句話視為一種維權，一是維護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權益，二是維護消費者權益。或許那位女生僅僅是為了維護後者（意即：「我買票只是來聽歌的」），這一代大陸青年在消費主義環境下成長，更注重自我感受，更懂得維護個人權益，無論如何，這也體現了一種社會進步，那位女生可能無意反對張懸手舉的旗幟，而只是表達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純粹消費」的願望，也就是說對她而言，消費意識遠遠大過愛國主義。
然而事件傳播之後的反饋反響表明，更多的大陸網民對此事的反應，是愛國主義（反對所謂「台獨」）大過消費意識（唱歌莫談政治）。這反映的到底是政治教育的成功還是失敗？假如將愛國主義當作最大的、乃至唯一的政治，那麽這似乎是巨大的成功，但假如把政治的定義稍微拓展一下，那麽如此多的大陸青年人不分藍綠，不懂何為「台獨」——當然也就意味著不懂何為「反對台獨」，也就不懂何為「九二共識」，不懂國台辦的政策，不懂黨中央的對台政策——這當然是政治教育的失敗。
大國崛起，愛國主義爆棚，經濟騰飛，消費主義高漲。張懸事件再次折射出眼下中國大陸的現實：一個個去政治化之後的空洞的消費主體和娛樂主體，在愛國主義的鐵幕下狂歡。
政治真空的幻覺導致了政治色盲，張懸對兩岸關系的最大貢獻是終於讓成千上萬的大陸青年人分清藍綠，雖然還是有很多人眼裏依然只有紅色，甚至眼中無色，依然持「藍也好綠也好管我屁事，分清楚有什麽用」的態度，但總算開始明白「台獨」的旗子跟張懸舉的那面旗子不是一回事。
這是政治禁忌導致的政治無知。大陸電視台對於台灣音樂影視節目最重要的審查禁忌之一，就是旗子，尤其是在音樂MV中，不要說青天白日旗，只要一旦出現「不明旗幟」，這個MV必斃無疑，哪怕在鏡頭裏偶然遠遠閃現的旗子很可能只是無關緊要的公共工程指示。對不明旗幟的神經過敏，必然導致「不明政治」。青天白日旗在大陸影視當然多見，但往往是作為「敵人」的符號而刻骨銘心，那位大陸留學生或許是第一次不是在影像中而是在現實生活當中見到青天白日旗，這種影像和現實的反差加劇了衝突。
80年代末90年代初趙傳和高明駿紅極一時，而當時我們就聽說高明駿的《年輕的喝彩》其實是一首國民黨用來征兵的歌，而趙傳唱的《英雄勳章》則以一句慷慨激昂的「青天白旗飛揚，將執愛奉獻給理想」打破了大陸歌迷的禁忌，當然這在大陸是禁歌，就像大陸的紅歌在彼時的台灣也是禁歌一樣（連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因為唱及「領袖毛主席」也被禁）。我們當時從盜版帶也可以聽到被張明敏改為《中華民族》的鄧麗君原版——原來叫《中華民國》，一字之差，禁忌之大，就像前兩年央視鬧的著名笑話。央視主持人曲向東問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聽說您還有個弟弟和妹妹，在各自的工作領域也有自己的貢獻，名字分別叫丁肇華，丁肇民。那如果再有個弟弟或妹妹的話，是不是叫丁肇族，連起來就是中華民族？」 丁肇中回答：「不是的，是國，連起來是中華民國。」
2009年年末，我和左小祖咒張瑋瑋等去台灣參加陳昇跨年演唱會，到了桃園機場掏出簽證過了海關，看著簽證上那個青天白日旗，張瑋瑋和我不約而同地高唱了那句「青天白日旗飛揚」。去台灣旅遊的大陸青年越來越多，如果對青天白日旗那麽過敏，難道要把簽證一把撕掉？
與其說張懸觸犯了禁忌，還不如說打破了禁忌。很多時候，誤解和爭執僅僅是因為少見多怪，悲觀者認為這是一個死結，但樂觀一點看，張懸其實無意中解開了這個結。
「小清新」在音樂上的源頭，是歐美樂壇所謂「indie pop」，獨立流行，這個矛盾的詞很好的說明了獨立和流行之間既互相對抗又互相消化的關系，最終「獨立」漸漸被廣為消費而流行，同時也被消解。而在張懸事件中，音樂的indie被卷入政治的獨立（所謂「台獨」），但最終不管是音樂的獨立還是政治的獨立，都需要人最基本的獨立——建立在常識基礎上的獨立思考。
「自由行」當然也不應當僅僅是一個旅遊概念，應該把「自由行」理解為「自由交流的行動」。
我在深圳買過一套叫做「敏感詞」的明信片，大致屬於政治波普風格，其中一張畫著一位紅領巾少先隊員，她指著一張畫著骷髏頭和骨架的畫說：「解放軍叔叔，快去解放台灣的小朋友。」我把這張明信片送給了張鐵志。我還在淡水買過一套叫做「大時代精神標語」的冰箱貼，全是台灣國民黨專制時代的政治口號，比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甚至「消滅朱毛漢奸，光復祖國河山」，但有趣的是，冰箱貼包裝的正面印有小小的青天白日旗，背後卻印有一句：「嚴正聲明，本產品不含有任何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請消費者安心使用。」
不管是大陸的「敏感詞」明信片，還是台灣的「大時代精神標語」冰箱貼，都以一種娛樂至死的消費主義，多少消解了往昔的政治意識形態。既不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不是共產主義統一中國，儼然是消費主義統一中國。
但消費主義在消解——消解一詞也可以理解為消毒，解毒——政治意識形態的同時，一不留神也會淪為一種「去政治化」，在消費主義的包裝下，政治的一切可以不求甚解，一笑了之。
張懸事後發表長微博，淡化火藥味，主動息事寧人，在自辯之餘，其實也是在向對岸的洶洶群情做出一種妥協，將青天白日旗說的跟高山茶好像是一回事，這實在是一種去政治化的小清新奇論。大陸小清新不就是要高山茶不要青天白日旗嗎？假如青天白日旗可以輕盈地變得跟高山茶一樣，可以僅僅是一個旅遊消費品，一份手信，那兩岸就可以召開小清新統一中華大會了。
而彼岸的官方，似乎也樂於向對岸大力推銷這樣一個小清新的台灣，連文化部門似乎也在向觀光旅遊部門看齊。身居高位的龍應台女士正是這種小清新價值觀——小清新美學觀，小清新歷史觀，小清新政治觀——的集大成者。《大江大海1949》一度和鳳梨酥一起成為陸客必買的「政治旅遊紀念品」或者說「歷史手信」，龍應台在這本書中竭力闡述一種所謂「失敗者哲學：「正因為這些失敗者匯聚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一種溫柔的力量。」遠離戰爭還好理解，就說成「love & peace」 好了，遠離國族就實在匪夷所思，這是哪門子的歷史閨房價值觀？但是另一方面，龍應台又以推銷台灣文化為己任，2012年11月，我在香港聽過一場她和羅大佑嚴長壽三個人的演講，龍應台說了比小清新更小清新的一句話（大意）：「我們台灣就是醬紫，慢慢地就像種一盆花一樣，慢慢地讓她開出花來」。
說得簡直就像陳綺貞《花的姿態》：「我的花讓我戴， 我的花讓我自己戴， 你擁有你的，我擁有我的盛開，我擁有我的姿態 。」
龍應台是矛盾的，她是在大陸影響力數一數二的台灣作家兼知識分子，但作為作家的龍應台和作為知識分子的龍應台時常發生角色的衝突——情感和邏輯脫節，而作為知識分子的龍應台和作為國民黨政府官員的龍應台也時常發生角色的衝突——知識分子立場和黨派立場的衝突。在張懸事件之後龍應台指出兩岸青年應該互相了解對方，這當然是很好的建議，假如張懸事件今後還懸而未決，或許龍應台還可以充當斡旋調解者。但作為她的長期讀者，我有必要向她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必要質疑她對台灣所做的文化營銷和政治營銷，她向對岸提供的台灣鏡像，是否是單一乃至扭曲的？
所謂的以小為美和以失敗者為榮，這樣一種自戀而自閉的小清新價值觀，最終是和彼岸小清新殊途同歸，分享一種「五天六日遊」的政治和歷史旅遊產品。
「願景」這個詞，還是從台灣學來的，那麽所謂兩岸「共同的願景」，眼下是否僅僅淪為一種政治真空中的消費主義自嗨和互相滿足？淪為一種「共同的欲望」？感謝那位大陸留學生和張懸一起，捅破了這層紙。
（待續）
在政治真空中自嗨，似乎已成為很多大陸青年人的烏托邦理想。那位曼徹斯特留學生無意中喊出他們春潮澎湃的心聲：「No politics today！」
張懸事件過後，據說原定12月舉辦的張懸北京演唱會可能取消，張懸有可能莫名其妙就此被不想惹事的大陸文化部門（尤其是地方文化部門）封殺。但近日國台辦就張懸事件表態：「希望兩岸同胞，特別是青年一代多接觸，多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和感情」，這一表態表現出難得的政治智慧，這句話的背後其實是對「九二共識」的某種繼續肯定，而多接觸多交流增進感情這樣的話，簡直還道出了你我的心聲。
龍應台就張懸事件則指出，在批評別人的同時，首先需要了解對方，並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無論是大陸，台灣還是香港的年輕人，都不必急著熱血充頭，馬上形成以一種態度去冒犯對方。
聽上去大家都想息事寧人。無論如何，作為前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的女兒，張懸假如僅僅因為在英國舉了一面青天白日旗而被封殺，那是歷史的倒退，是對「九二共識」的背叛。
但假如在大陸再開演唱會的時候還有人遞青天白日旗給她怎麽辦？或許張懸得事先向有關方面做出某種保證，或者達成某種默契。無論如何張懸的選擇都值得尊重。作為一個歌手，即便你不主動介入政治，政治往往也會將你卷入。
而我要追問的是，為什麽會有大陸留學生衝她喊「No politics today」並且在事後在網上得到那麽熱烈的響應和附和？為什麽張懸會本能地回答「這不是政治，這只是一面旗子」？為什麽有那麽多大陸青年把青天白日旗當成「台獨」？為什麽小清新會「被政治」？
「幹嘛罵我們是小清新呀，你們大陸好欺負人誒，小清新有什麽不好？輕輕鬆鬆做自己有什麽不好？」這是2011年10月，在台北一個酒吧，詩人夏宇（同時也是歌詞聖手李格弟）質問我。
其實，夏宇在我心目中是一大俠女，當時已經喝吐了，不像我用可樂兌酒，我才是個小清新呢。
「小清新」這個詞兒剛開始被發明出來時，可能是稍帶諷刺意味，但到後來其實就沒什麽貶義了，大陸文青對於彼岸的小清新，羨慕遠遠多過嫉妒，嫉妒遠遠多過恨。只是可能在夏宇看來，這個「小」字兒還是隱隱透露出某種「大陸」乃至「大中華」的優越感。而這正是「小清新」一詞暗含的矛盾兩面，或者說，這個詞暴露了大陸青年面對台灣的兩種矛盾心態：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方層面，他們喜歡、欣賞台灣，但在政治意識形態層面，他們卻以固化的愛國主義立場看待台灣，甚至不願意深入了解台灣——尤其是台灣的政治，因為政治對他們來說是一片混沌——而他們要的僅僅是一個小清新的台灣，一個陳綺貞和張懸的台灣，一個鳳梨酥和高山茶的台灣，一個戀戀風塵和白裙飄飄的台灣，一言以蔽之，要的是一個沒有政治的台灣鏡像，作為大陸的「他者」而清新綻放。
「小清新」最初是用來形容一種來自台灣的城市民謠風格——尤其是以女歌手為代表，從陳綺貞到張懸——「小清新」進而擴展到整個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費的「小宇宙」，儼然形成一種「小清新亞文化」（台灣將翻譯為「次文化」，我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譯名，因為「次」字帶有歧義，但有趣的是，有些大陸媒體例如推銷小清新最力的《城市畫報》至今還會沿用「次文化」這個台譯）。
城市畫報最早拿陳綺貞做封面人物，而那時候台灣或許都沒有雜誌會拿陳綺貞做封面人物，城市畫報也最早將陳綺貞引進到大陸演出，後來也做過張懸的大陸小型巡演。我曾戲言南方系旗下的這份雜誌是一份台灣小清新雜誌，戲言後來紅了之後的陳綺貞應該把這雜誌買下來。在台灣小清新的譜系裏面，陳珊妮甚至黃韻玲都會被當做前輩，甚至更為資深的文青有時也會把夏宇列為小清新教母——看來她質問我，也不是沒有道理。而陳昇這個老嬉皮，也往往被很多大陸歌迷奉為小清新的祖師——因此他最近乾脆推出了一張名為《我的小清新》的專輯，一邊賣萌一邊嘲諷，當然也自嘲。城市畫報都主辦過這些歌手的小型演唱會，統稱為「荒島音樂會」，但更恰切的名字應該是「寶島音樂會」。
「小清新」乃是兩岸共同創造的一種青年亞文化，它是大陸新世代對台灣城市文化的一種學習和借鑒，以及想象、填充、改編、再創作，這是一種對於細膩的城市感性的追求和沈溺。大陸嘈雜渾濁的「大一統」主流文化，反襯了台灣的「小清新」，而台灣小清新也從對岸欽羨的目光中重新自我發現，自我提升。是大陸城市文化的滯後造成了這種落差，因此只能遵台灣為師——大陸歌迷一直尊稱陳綺貞為陳老師，他們從陳老師那裏學習愛情的真理和旅行的意義。
這首先有賴於全球消費主義潮流拉近了兩岸青年的距離，比如他們聽一樣的西洋音樂，比如radiohead台北音樂會，據說大陸去了至少兩千人，他們看一樣的書，比如村上春樹，只不過你看林少華我看賴明珠。而互聯網和旅遊開放又大大拉近了這一距離，不管是微博的台灣用戶還是赴台旅遊的大陸青年，人數都呈幾何級上漲。
小清新的流行，又暗合了大陸新時代「去政治化」的趨勢。
什麽叫「去政治化」，難道領導不是總說要講政治麼？我們不是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政治課的嗎？但是「政治」的概念定義被政治課本大大限制了，政治在我們的語境裏是由大詞和敏感詞構成的，因此，去政治化往往意味著對大詞的厭倦甚至逆反，以及對敏感詞的過濾和禁忌，而消費主義對此也起到相當的稀釋作用。
極權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合體，是社會現實的核心本質，也是我們每個人隨時隨地要面對的處境和選擇。對此，劉翔再次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形象，前幾天國家田徑隊隊員身著紅軍衣裳英姿颯爽，但是他們腳上穿的不是紅軍的草鞋，而是耐克鞋。紅軍衣裳和耐克鞋的混搭，正是一種雜交的身份政治，集權主體和消費主體合一，而這樣的混搭圖像制造了最大的娛樂效果，於是，政治被娛樂化了，紅軍衣裳和耐克鞋作為道具，劉翔作為傀儡演員，一起被我們消費，而國家體育總局和耐克也各取所需實現雙贏。
當大陸女生對張懸喊No politics 的時候，她的集權主體和消費主體是一齊蘇醒乃至高漲的，集權主體在青天白日旗面前迅速轉化為愛國主體，異國他鄉既然更容易激起張懸的家國情懷，勢必也同樣更容易激起那位女生的家國情懷，然而他們彼此對政治對家國當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定義。可以把這位女生這句話視為一種維權，一是維護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權益，二是維護消費者權益。或許那位女生僅僅是為了維護後者（意即：「我買票只是來聽歌的」），這一代大陸青年在消費主義環境下成長，更注重自我感受，更懂得維護個人權益，無論如何，這也體現了一種社會進步，那位女生可能無意反對張懸手舉的旗幟，而只是表達了一種去政治化的「純粹消費」的願望，也就是說對她而言，消費意識遠遠大過愛國主義。
然而事件傳播之後的反饋反響表明，更多的大陸網民對此事的反應，是愛國主義（反對所謂「台獨」）大過消費意識（唱歌莫談政治）。這反映的到底是政治教育的成功還是失敗？假如將愛國主義當作最大的、乃至唯一的政治，那麽這似乎是巨大的成功，但假如把政治的定義稍微拓展一下，那麽如此多的大陸青年人不分藍綠，不懂何為「台獨」——當然也就意味著不懂何為「反對台獨」，也就不懂何為「九二共識」，不懂國台辦的政策，不懂黨中央的對台政策——這當然是政治教育的失敗。
大國崛起，愛國主義爆棚，經濟騰飛，消費主義高漲。張懸事件再次折射出眼下中國大陸的現實：一個個去政治化之後的空洞的消費主體和娛樂主體，在愛國主義的鐵幕下狂歡。
政治真空的幻覺導致了政治色盲，張懸對兩岸關系的最大貢獻是終於讓成千上萬的大陸青年人分清藍綠，雖然還是有很多人眼裏依然只有紅色，甚至眼中無色，依然持「藍也好綠也好管我屁事，分清楚有什麽用」的態度，但總算開始明白「台獨」的旗子跟張懸舉的那面旗子不是一回事。
這是政治禁忌導致的政治無知。大陸電視台對於台灣音樂影視節目最重要的審查禁忌之一，就是旗子，尤其是在音樂MV中，不要說青天白日旗，只要一旦出現「不明旗幟」，這個MV必斃無疑，哪怕在鏡頭裏偶然遠遠閃現的旗子很可能只是無關緊要的公共工程指示。對不明旗幟的神經過敏，必然導致「不明政治」。青天白日旗在大陸影視當然多見，但往往是作為「敵人」的符號而刻骨銘心，那位大陸留學生或許是第一次不是在影像中而是在現實生活當中見到青天白日旗，這種影像和現實的反差加劇了衝突。
80年代末90年代初趙傳和高明駿紅極一時，而當時我們就聽說高明駿的《年輕的喝彩》其實是一首國民黨用來征兵的歌，而趙傳唱的《英雄勳章》則以一句慷慨激昂的「青天白旗飛揚，將執愛奉獻給理想」打破了大陸歌迷的禁忌，當然這在大陸是禁歌，就像大陸的紅歌在彼時的台灣也是禁歌一樣（連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因為唱及「領袖毛主席」也被禁）。我們當時從盜版帶也可以聽到被張明敏改為《中華民族》的鄧麗君原版——原來叫《中華民國》，一字之差，禁忌之大，就像前兩年央視鬧的著名笑話。央視主持人曲向東問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聽說您還有個弟弟和妹妹，在各自的工作領域也有自己的貢獻，名字分別叫丁肇華，丁肇民。那如果再有個弟弟或妹妹的話，是不是叫丁肇族，連起來就是中華民族？」 丁肇中回答：「不是的，是國，連起來是中華民國。」
2009年年末，我和左小祖咒張瑋瑋等去台灣參加陳昇跨年演唱會，到了桃園機場掏出簽證過了海關，看著簽證上那個青天白日旗，張瑋瑋和我不約而同地高唱了那句「青天白日旗飛揚」。去台灣旅遊的大陸青年越來越多，如果對青天白日旗那麽過敏，難道要把簽證一把撕掉？
與其說張懸觸犯了禁忌，還不如說打破了禁忌。很多時候，誤解和爭執僅僅是因為少見多怪，悲觀者認為這是一個死結，但樂觀一點看，張懸其實無意中解開了這個結。
「小清新」在音樂上的源頭，是歐美樂壇所謂「indie pop」，獨立流行，這個矛盾的詞很好的說明了獨立和流行之間既互相對抗又互相消化的關系，最終「獨立」漸漸被廣為消費而流行，同時也被消解。而在張懸事件中，音樂的indie被卷入政治的獨立（所謂「台獨」），但最終不管是音樂的獨立還是政治的獨立，都需要人最基本的獨立——建立在常識基礎上的獨立思考。
「自由行」當然也不應當僅僅是一個旅遊概念，應該把「自由行」理解為「自由交流的行動」。
我在深圳買過一套叫做「敏感詞」的明信片，大致屬於政治波普風格，其中一張畫著一位紅領巾少先隊員，她指著一張畫著骷髏頭和骨架的畫說：「解放軍叔叔，快去解放台灣的小朋友。」我把這張明信片送給了張鐵志。我還在淡水買過一套叫做「大時代精神標語」的冰箱貼，全是台灣國民黨專制時代的政治口號，比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甚至「消滅朱毛漢奸，光復祖國河山」，但有趣的是，冰箱貼包裝的正面印有小小的青天白日旗，背後卻印有一句：「嚴正聲明，本產品不含有任何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請消費者安心使用。」
不管是大陸的「敏感詞」明信片，還是台灣的「大時代精神標語」冰箱貼，都以一種娛樂至死的消費主義，多少消解了往昔的政治意識形態。既不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不是共產主義統一中國，儼然是消費主義統一中國。
但消費主義在消解——消解一詞也可以理解為消毒，解毒——政治意識形態的同時，一不留神也會淪為一種「去政治化」，在消費主義的包裝下，政治的一切可以不求甚解，一笑了之。
張懸事後發表長微博，淡化火藥味，主動息事寧人，在自辯之餘，其實也是在向對岸的洶洶群情做出一種妥協，將青天白日旗說的跟高山茶好像是一回事，這實在是一種去政治化的小清新奇論。大陸小清新不就是要高山茶不要青天白日旗嗎？假如青天白日旗可以輕盈地變得跟高山茶一樣，可以僅僅是一個旅遊消費品，一份手信，那兩岸就可以召開小清新統一中華大會了。
而彼岸的官方，似乎也樂於向對岸大力推銷這樣一個小清新的台灣，連文化部門似乎也在向觀光旅遊部門看齊。身居高位的龍應台女士正是這種小清新價值觀——小清新美學觀，小清新歷史觀，小清新政治觀——的集大成者。《大江大海1949》一度和鳳梨酥一起成為陸客必買的「政治旅遊紀念品」或者說「歷史手信」，龍應台在這本書中竭力闡述一種所謂「失敗者哲學：「正因為這些失敗者匯聚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一種溫柔的力量。」遠離戰爭還好理解，就說成「love & peace」 好了，遠離國族就實在匪夷所思，這是哪門子的歷史閨房價值觀？但是另一方面，龍應台又以推銷台灣文化為己任，2012年11月，我在香港聽過一場她和羅大佑嚴長壽三個人的演講，龍應台說了比小清新更小清新的一句話（大意）：「我們台灣就是醬紫，慢慢地就像種一盆花一樣，慢慢地讓她開出花來」。
說得簡直就像陳綺貞《花的姿態》：「我的花讓我戴， 我的花讓我自己戴， 你擁有你的，我擁有我的盛開，我擁有我的姿態 。」
龍應台是矛盾的，她是在大陸影響力數一數二的台灣作家兼知識分子，但作為作家的龍應台和作為知識分子的龍應台時常發生角色的衝突——情感和邏輯脫節，而作為知識分子的龍應台和作為國民黨政府官員的龍應台也時常發生角色的衝突——知識分子立場和黨派立場的衝突。在張懸事件之後龍應台指出兩岸青年應該互相了解對方，這當然是很好的建議，假如張懸事件今後還懸而未決，或許龍應台還可以充當斡旋調解者。但作為她的長期讀者，我有必要向她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必要質疑她對台灣所做的文化營銷和政治營銷，她向對岸提供的台灣鏡像，是否是單一乃至扭曲的？
所謂的以小為美和以失敗者為榮，這樣一種自戀而自閉的小清新價值觀，最終是和彼岸小清新殊途同歸，分享一種「五天六日遊」的政治和歷史旅遊產品。
「願景」這個詞，還是從台灣學來的，那麽所謂兩岸「共同的願景」，眼下是否僅僅淪為一種政治真空中的消費主義自嗨和互相滿足？淪為一種「共同的欲望」？感謝那位大陸留學生和張懸一起，捅破了這層紙。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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