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去大陸五天,可能實在是太短太匆促,無法像之前出國,可以認真寫出成篇累牘。只生了一篇不是遊記的文章,怪可惜的。人的記憶有限,時間一過,有些事情就變得漫漶,趁還有印象付諸文字,也可重新回味。
台北多的是江浙館子,但人在上海,我卻從來沒吃到一次真正的上海菜,至多是尋常的熱炒一類。甫到上海頭一晚,便接受在上海求學的台灣友人邀請,在靜安寺附近吃新疆菜。那新疆餐廳看起來頗為高級,裏頭坐的人多像是維吾爾人,連跑堂的都是維吾爾人,但他中文不太好,我們溝通起來相當吃力。
都說大陸飲食重油重鹹,第一餐就見識到了。新疆菜意外的不太辣(可能是配合上海口味),但一例又油又鹹。我對鹹還能忍受,油就真的吃不消。有道在菜單上標為涼菜的生菜,上桌時竟成了熱炒,整盤生菜浸在油裡,生菜又吸油,吃那道菜簡直是在吞油似的,無人吃得消,迫使我不得不喝啤酒解油膩。難怪在大陸,吃飯時總會有啤酒,對我而言,這是有實際功能的。
隔日去杭州,情況好很多。中餐和晚餐吃的都是杭州菜。中午吃知味觀在西湖邊的分店,精緻小巧,但論到價格,實在貴得咋舌,我們點了東坡肉、肴肉、蒿菜卷、西湖醋魚、小籠包、蓴菜湯幾樣,一一羅列看似很多,實則每樣大概就是一口兩口的份量,如此一個人也去掉近一百元人民幣,和台北的物價比起來不遑多讓。晚上則拜住在當地友人之賜,又吃了一些杭州地方菜色,赤油濃醬,鹹中有甜,也都是份量小巧,要價不貲。
之後在上海,仍是一例油鹹。最後一天晚上我們在上海吃了類似台灣的熱炒店,點了上海本地的野菜和河鮮。我是從小吃海鮮吃到大的人,上海的河鮮,只能說是普通,跟廣州潮州善烹海鮮之地遠遠不及,衛生環境也欠奉。我唯一吃到似是上海滋味的東西,是早上買的粢飯,也就是飯糰。台灣不用「粢飯」這個稱呼,同行的友人還念成「菜飯」,以為那是什麼素食。上海的粢飯跟台灣沒什麼大不同,只是滷蛋改成鹹蛋,好像還加了雞柳。一個什麼料都有的粢飯要價七元,大概就是台北買到的價格。我們在路邊的攤子買的,賣粢飯的大嬸言語親切,但手腳不俐落,拿著桿麵棍又桿又塞的,餡都掉了一桌,幸好味道還不錯。
我發現在中國吃飯,會有種奇妙的潛規則,若不按這個規則走,很容易遭人白眼。一日中午我們在人民廣場附近巷子裡吃飯,我同學點了四道青菜、一道肉,這很顯然不符合他們的習慣。在台灣,顧客的需要已成了唯一的標準,任何奇怪的要求都只能來者不拒,但在大陸遠不是如此。我同學顯然沒有意識到這點,還振振有詞「這樣吃起來多舒服,為什麼一定要點肉」。他當然沒錯,但中國畢竟不是一個顧客需求導向的社會,很大程度上,他們仍然保留某種「原始」的狀態,其中包括某種僵化的價值觀,連吃飯也不例外。
我們在杭州花了一天時間。坐上杭州的動車耗掉了我們一個早上,這個政權帶給人民的重重限制,跟氣派的硬體設備毫不匹配。如今我對當時在火車站搭車的經驗有點別樣的看法。回台後我看到台灣對休耕補貼的爭議,很有感觸,農地休耕補貼的初衷原本是為了保障農民生計,但如今居然有人故意買大片農地,任憑荒廢,白領政府的休耕補貼,使得原先的美意喪失殆盡。如今為了要防範這種鑽漏洞的人,政府研擬要大幅調降補貼,如此卻苦了真的為了工業發展而犧牲的無辜農民。人心鑽營,政府苦於防弊,無暇興利,最後遭殃的是所有人。所以強調道德良知,並不是侈言空話,而是維繫社會發展最輕鬆簡便的方式。我想大陸的情形大抵類似,買車票要核對身分證明,進月台要限制時間,我都可以猜出來原本大概就是要防止有人故意買斷車票高價轉售,怕有人坐錯車引來糾紛。而為了要防範這種事情,只好手續愈發繁瑣,讓所有人都承擔此一苦果。但追根究柢,這仍跟政府的作為不無關連。對台灣而言,政府不思提升農業產值,工業與農業搶水,致放任農地荒廢,農村凋敝,才用發放津貼的方式敷衍為之。對中國而言,政府管制人民戶口,遷徙不易,民工在大城市做低薪卑微的工作,卻連找個安身之處都困難重重,家庭被拆散,父母為了生計在兩地奔波,車票才供不應求。政府不以利民厚生為念,使民眾無端受累,道德渙散。這種本末倒置的事情,無奈是多數社會的寫照。
到了杭州,我們只遊西湖,西湖也沒遊遍,從「花港觀魚」進,走了一部份蘇堤,又坐船從西泠印社一帶至楊公堤,算起來只看了三分之一。我們去的時間天氣很好,但氣溫只十餘度,有太陽的時候還算舒適,一旦太陽下山,從湖上吹來的風立刻就變得凜冽刺骨。是以西湖風光雖好,但也不是四季皆宜,在杭州的友人說,隆冬時節,根本就沒有人會到西湖畔,張岱筆下「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的景致,大概也只有癡如張岱才有閒暇去賞。
西湖之美,是人與造化長久磨合的結果。西湖周邊的每株植物,無不是人工所種,就連位在西湖中央的阮公墩,如今已經成為西湖的生態島,島上林木蓊然,鳥聲紛紛,一派自然氣象。但這也是清末巡撫阮元用疏濬淤泥堆起的小島,並非自然所成,和台灣綠地的蓁莽之氣頗有不同。我們去的時間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景致,但在不久前,西湖邊的桂花才剛開罷,天氣再冷一點,又可以見到一片黃金色的銀杏與梧桐,我們遊蘇堤的時候,還可以偶爾看到逾人高的醉芙蓉;柳樹間可以看到葉子快掉光的桃樹,可想望春天柳嫩桃紅的景致。
台灣沒有冶園文化,公園裡的樹木不是修剪過度就是乏於照顧,很難有這種照料得宜的景致。台灣雖是植物極為多樣之地,但台灣人對自然的認識和照料植物卻彷彿有先天上的缺陷。我才看一則新聞,說是土城某里長希望將公園的老樹砍掉改種櫻花,類似的請求蘆洲、新莊亦有,基本上大多數台灣人都陷入這種「櫻花熱」當中,完全不顧櫻花不適合種在台灣平地,照顧困難。這種無故陷入日本式美感的迷思,不顧台灣風土氣候的要求,從政府到民間,幾乎是以一貫之,鮮少有人認真在看待台灣的自然景觀。也難怪台灣的景觀大都一直停留在樹小牆新的粗俗狀態之中,至於要和西湖這種千年積累的名勝相比,更是遠遠不足了。
不過出了西湖,杭州便乏善可陳。杭州車站有著共產建築的特色,巨大但空洞。車站雖大,但動線非常不便,死角很多,又光線不足,很是陰森。說到光線,我在杭州車站、上海車站都有同樣的感覺:光線昏暗。台灣追隨日本式的照明概念,很喜歡明亮的光線──有時甚至太過於明亮,哪裡都有路燈,商店內的日光燈亮到透到外面的人行道上。所以在大陸的車站,我很不習慣。像虹橋火車站一樓挑高的大廳燈光黯淡,月台區甚至沒有燈光。杭州車站也是,我出了杭州車站,彷彿立刻回道我小時記憶裡台灣的車站大廳,冰冷、不潔,人聲與反射的回音在耳邊嗡嗡作響。這實在讓我好生納悶起來,很多人都說台灣的公共設施不如大陸,但在我看來,卻是相反。中國有後發優勢,蓋的建築新潮,設備先進,但僵化的制度卻是難以忽略的缺陷,賡續維護的狀態也不如台灣。台灣新近的公共設施,比如捷運、高鐵,已經有定期維護更新的習慣,但中國類似的公共設施,初落成時也許很好,後續維護就不甚「靠譜」,像是坐磁浮列車,車子本身用的是高科技,但車廂內部卻有種使用過度的殘破感,與磁浮列車高速行進所帶來的未來感格格不入。
而且有些設施看似不錯,卻衍伸別樣的困擾。比如上海博物館的書畫展廳,用的是感應照明,人經過時才會亮燈,若沒有人經過,不久就會熄燈,據說是為了保護書畫。但這只適合匆匆一瞥的遊客,我若想看久一點,如果沒有旁人走來走去,不一會兒就暗了下來,只好每一段時間就要走動一下,很難凝神細看。這種後發優勢,似乎也不盡然是優勢來著。
在滬杭匆匆五日(扣掉搭飛機的兩天,實際上只有三日),我對大陸的都市景觀,最大的感受就是「假」。上海把一大堆石庫門建築拆掉,蓋了新的「仿石庫門」,實際上是商場。杭州亦然,市區根本沒有老房子,有的是新蓋的仿江南民居,也是商場。拆掉舊的,重蓋新的,已經是中國的準則,原因無他,不拆不足以炒地皮,不蓋仿古建築不能吸引想體驗異國風情的外國人。我們在天蟾劇院後面巷弄看到一大片畫上「拆」的老房子,一片喟然,卻又無可奈何。這是他們的「硬道理」,我們無從置喙。台灣尚且自顧不暇,遑論其他。不知道何時他們會幡然醒悟,但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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