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華人德

《中國書法全集　13　三國兩晉南北朝》

墓誌，為墓主姓名或附有爵里、卒葬年月、生平事蹟寫刻於磚、石、木、瓷等載體的而埋於壙中者。因後世的墓誌多繫之以銘，故又稱墓誌銘。早期的墓誌，名稱與形式都不固定，有葬磚、墓碑、墓記、柩銘、神座等。到南北朝時，始稱之為墓誌或墓誌銘，誌文似傳，為散文；銘語似詩，為韻文，格式雷同。宋元以後，則多稱壙誌、埋銘，然而通常還是稱墓誌，形制稍有改變。

當設立墓誌成為喪葬中的一種風俗儀制後，嬪妃宮女、王公貴族、官宦士庶、僧尼道俗等皆可有墓誌隨葬，故其數量多得難以估限。但在古代，墓誌出土後不被重視，旋出旋棄。近二百年來，由於墓誌是古代文物，在研究歷史、地理、民俗、文學、文字、書法等方面有著極其豐富的資料價值，所以其實物或拓片廣為公家文化機構或私人收藏。如《北京圖書館藏墓誌拓片目錄》收入已整理編目的漢代墓至民國墓誌四千六百三十八種，尚不包括未正式編目者和釋氏墓誌，如塔銘、舍利塔、舍利函、舍利銘等。一些博物館也或多或少收藏有墓誌原石和珍貴拓本。私家藏石著名的曾有端方匋齋、于右任鴛鴦七誌齋、張鈁千唐誌齋、李根源曲石精廬等。已出土的大量墓誌中，受到重視並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大多是唐五代以前的墓誌。魏晉南北朝的墓誌因時代早，同時期地表碑刻存世稀少，書體又是在隸書向楷書過渡的而逐漸成熟的階段，有其獨特風格，更具文物價值和藝術性，故在歷代存世的墓誌中備受珍視。前人予以著錄、研究以及供作臨寫範本的也多半為這些墓誌，資料十分豐富。從墓誌的演變過程可以考察到當時有關的一些名物制度、風尚習俗的移易，也可從社會變革、政治需要、觀念更替等方面來論證推究墓誌演變的原因。

一　墓誌的演變

墓誌起源於「明旌」。

有關墓誌的產生，以前眾說紛紜。有人以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作墓誌，有銘，認為始自劉宋。也有根據記載，隋時有人掘得王融墓銘，並有《劉韜》、《房宣》二誌存世（《房宣墓誌》為偽作）而認為始於西晉。更有以崔子玉書張衡墓誌銘，云始於東漢。有人還上推至西漢，理由是《西京雜記》稱前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刻石，埋於墓前；又《博物志》載：「西京時，南宮寢殿有醇儒王史威長葬銘。」以此作為墓誌肇始的依據。

其實，類似墓誌的明旌，早在周代就產生了。「明旌」為喪具之一，二字急讀，逕稱為「銘」。《禮記‧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儀禮‧士喪禮》云：「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鄭玄注：「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幟識之...。」明旌是出喪時作為幡信在棺前舉揚，入葬後則覆蓋在棺上的。五十年代末，在甘肅武威漢墓群中相繼發現了數幅西漢時的明旌，上書死者的籍貫姓名，偶有其他語句，分別是用朱或墨書寫在絲、麻質材料上的。如「姑臧北鄉閹道里壺子梁之（柩）」，「平陵敬事里張伯升之柩，過所毋哭」。明旌作為喪具，一直沿用至近現代。當然，使用明旌和設立墓誌，其用意是不盡一樣的，所以周秦兩漢的明旌還不能算作墓誌。

後來，有人在石槨上刻了類似的文字。如東漢時郭仲理、郭季妃石槨分別刻有「故雁門陰館丞西河圜陽郭仲理之槨」、「西河圜陽郭季妃之槨」。西晉馮恭石槨的題字為「晉故太康三年二月三日己酉趙國高邑導官令大中大夫馮恭字元恪」，另外還有馮恭諸子之名。這種題字內容就和當時許多單設的墓誌完全一樣了。在與馮恭石槨同時期，洛陽的樂生石槨於前和、後和（即石槨的兩頭）分別刻有石槨銘和誌文。在安徽壽縣一西晉墓中出土了一方磚質墓誌，上刻「元康元年六月十四日蔣之神柩」。另外，由於當時碑禁的原因而設立的碑式墓誌，在其碑首或題首亦尚刻某某之柩，如《賈充妻郭槐柩銘》題首為「夫人宜成君郭氏之柩」，《魏雛柩銘》碑首為「晉故武威將軍魏君侯柩」，這些柩銘都已不是石槨題字，而是單獨設立的墓誌了，因此也可以把明旌（銘）看作是墓誌的先導。

（中略）

二　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誌的書法

墓誌演變的關鍵時期是魏晉南北朝，墓誌書法最出色的階段也大致是這一時期，其中尤以元魏墓誌因數量眾多、書刻精美、風格紛呈為二百多年來研究、收藏、臨池者所珍愛。

三國魏和西晉的墓誌書風

三國時期墓誌唯有曹魏的鮑捐、鮑寄和張□三神座出土。漢末戰亂頻仍，當北方趨於統一後，急須恢復經濟，曹操曾下令禁碑，並不得厚葬，魏文帝曹丕也有《薄葬詔》，終曹魏之世，代表非儒家的寒族利益的曹氏統治集團提倡節儉，反對崇喪，故三神座的形制、刊刻極為簡單，僅具身分、籍貫、姓名。如《鮑捐神座》、《鮑寄神座》的隸書雖有波挑，筆畫隨意舒展，而中宮寬鬆，顯得恣肆粗疏，與漢隸茂密樸實的風格不同，和同時帶方整雄峻的《上尊號碑》、《受禪表碑》或秀逸遒麗的《曹真碑》、《黃初殘石》的風格亦有異。說明當時對設於壙內的刻石之不經意。

西晉皇室司馬氏是儒家豪族，重尚名教，提倡孝道，注重門閥。統治集團上層生活奢侈糜爛，其程度超過以往歷代，雖然仍沿襲曹魏以來碑禁，然而晉皇室數世「居親喪皆逾制」，上行下效，使得厚葬之風很快就蔓延開來。當時一些貴族官宦墓葬甚為豪侈，壙中往往設立墓誌，其形制為碑之縮影，亦有簡化成矩形的誌石，皆書刻精麗。當時應用的書體已由隸書像楷書過渡，簡捷者更多用行書、章草和今草，而墓誌卻一律隸書，為當時所行的「銘石之書」，多半書刻工整，波磔分明，橫畫起筆逆鋒，平硬如折刀頭，收筆處鋒芒畢露，結體方正，風格雷同，一如《皇帝三臨辟雍碑》、《任城太守孫夫人碑》、《齊太公呂望表》等傳世豐碑，完全承襲了曹魏莊重一路的隸書風格。晉碑傳世極少，而西晉墓誌已見者有二十餘種，出土地點幾乎均集中於京畿洛陽、偃師兩地。清乾隆間河南偃師出土晉代劉韜墓誌，為金石家武億所得，「珍秘特甚，亟仿造一石，以應索觀集索搨本者，真者則什襲而鞬藏於櫃。」由於墓誌不似碑之斑剝破損，皆如新發於硎，故更為金石家所珍視。

簡率粗劣的東晉墓誌

西晉永嘉末年，京城洛陽陷落，「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洛陽公卿士大夫多避居南方孫吳故壤，形成集團，成為東晉的上層階級，在政治和社會文化等方面均佔有最高地位，如南陽一帶庾氏、宗氏、劉氏等士族徙居長江中游的政治中心江陵，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陳郡謝氏等則到建康；江淮一帶的士民徙居京口、晉陵（今江蘇鎮江至常州一帶），成為中層階級或次等士族，如彭城、東海的劉氏、蕭氏；也有一些作為下層階級分散雜居於吳人勢力較大的地域。東晉和南朝政權的建立者都是南遷來的宗室、士族及其子孫，對南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均起過重大作用和影響。北方離亂，倉皇南渡，中原文物，十九淪胥，法書名蹟也大多散佚。庾翼與王羲之書云：「吾惜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蹟永絕。」王導書學鍾繇、衛瓘，愛好無厭，戰亂時猶懷《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此帖曾傳王羲之處，再轉借王敬仁，敬仁死，即被殉葬。可見漢魏名蹟到東晉已經百不存一了。陶弘景在與梁武帝論書啟中曾云：「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蹟，常以嘆息。比日佇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梁武帝答書中提到：「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為悉是摹學，多不足論。」真蹟到南朝就更加稀見了。南渡過江的第一代王敦、王導、王曠、王廙、王遂、衛鑠等善書者雖用家範教示子弟，而已乏名蹟可供臨習了。故子侄如羲之、恬、洽、邵、薈以及孫輩珣、珉、廞、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煥之、獻之等則較少受鍾、衛舊法的束縛，而有了更多的創新餘地。齊王僧虔在《論書》中有這樣的記述：「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獻之更是改變制度，別創新體。琅琊王氏一族以外，郗、庾、謝、桓諸家情況應與之略同。加上江左相對安定悠閒的生活環境，正是促使東晉書加群體突起的一個重要原因，二王即是這群體中的最卓越者。這些北來的中原士族的行止均為吳地士族效仿，《抱朴子‧外篇三‧譏惑篇》中講到吳地士族在書法、語言乃至哭喪都學「中國」。所以王、謝、郗、庾諸家的書法不僅自家小兒承襲模仿，更廣為其他士族所取法，其中二王的書法自然是最高標準，先後牢籠了東晉南朝數代書風。因此當時名流之間往還得書札，甚至弔喪問疾的短簡，尤其二王的書蹟，廣為內府、士大夫家所珍藏，以為臨寫摹習的範本。這些書簡皆以行、楷、章、草等便捷之體所寫，故能精於行草而不習篆隸。晉人風韻表現在這些帖札翰墨中，既超邁前朝，更為後世所企慕，而碑誌書法卻出現了斷層。

西晉碑禁極嚴，而東晉禁漸頹。孫綽為文士之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然而前朝盛行立碑的地域在山東、河南一帶，作為東晉政治、文化中心的江左在漢、吳有極少量的碑刻外，本無立碑刻石的風氣，故東晉碑刻除遠在四川的《楊陽神道闕》和雲南的《爨寶子碑》以及文獻中存錄的零星碑文外，僅有現代出土的十餘種墓誌。考古已經發掘數百種東晉墓，有墓誌的只佔極小比例，多為在南京、鎮江一帶王、謝、劉、顏等北方喬遷來的世家大族墓葬中。他們引領北望，時刻想能克復中原，歸返故里，死後希望子孫將骸骨遷回先人舊塋，因此設立墓誌只是起一臨時的標誌作用，諸如《謝鯤墓誌》寫明為「假葬」，而《王興之墓誌》、《王閩之墓誌》、《王丹虎墓誌》均有「刻石為識」、「刻磚為識」的字，內容僅記姓名、身分、里貫、卒葬年月及親屬、墓之方位、舊塋所在等，有的更簡單，絕無浮文，形制上也都簡化成矩形的磚石。這些世家子弟中的書法好手是不會為這種臨時性的埋幽標識親自書丹的，而是由工匠鑿刻，這些工匠也遠非舊京洛陽一帶刊刻碑版營生、代相傳授的石工，身懷絕藝，故刀法極為簡單，甚至粗糙。《謝鯤墓誌》設於泰寧元年（三二三），東晉才建立六年，隸書尚存舊京矩矱，而刻工已見粗率。吳縣甪直出土的本地士族張鎮的墓誌，立於泰寧三年，字作隸書，而刊刻是以雙刀平切，無波磔起伏。三方王氏墓誌（興之、閩之、丹虎）顯為同一人所書刻，字體由隸書向楷書過渡，結構尚有拙趣，而刊刻亦作雙刀平切，呆板而無生氣。至若《孟府君墓誌》、《顏謙婦劉氏墓誌》、《夏金虎墓誌》等書刻更是草率，字跡大小不稱，點畫錯亂漏刻，刀鋒直露，作棗核狀，給人以拙劣狼藉的感覺。當時士大夫往還得簡札新體，尚看不出在下層工匠間已產生影響，反過來若以這類工匠書刻的墓誌上的字跡來推斷東晉士大夫間所流行的書體即如此，甚至王羲之的書法與和《爨寶子》、《爨龍顏碑》字跡極相類似的《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接近，「必須有隸書筆意而後可」（郭沫若觀點，見《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這就否認了王羲之等「俱變古形」，不再是鍾張舊法的事實。同樣，若以梁、陳、魏、齊、周、隋甚至唐代僧侶、經生寫刻佛經的那種保留濃重隸意的特殊書體，來推斷其時書家書體必如此，顯然也是錯誤的，道理相似。

溫潤舒和的南朝墓誌書法

南朝宋、齊、梁的建立者劉裕、蕭道成、蕭衍的先人是江淮以北南遷到京口、晉陵一帶的次等士族，而陳朝建立者陳霸先的先人是北來的下等階級，居住在吳地士族勢力強盛的吳興長城（今浙江長興），經土斷後列為南人。他們原在政治、文化上地位較低，因逐漸掌握了軍權，依恃武力取得了政權。政治上的地位改變了，文化上的地位也要設法提高，書法自然是一個重要方面。宋武帝劉裕、文帝劉義隆、孝武帝劉駿、明帝劉彧；齊高帝蕭道成、武帝蕭賾、鬱林王蕭昭業；梁武帝蕭衍、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陳武帝陳霸先、文帝陳蒨、後主陳叔寶，或善書，或督責諸皇子學書，或廣收法書名蹟，乃至君臣賭書，君臣札翰往覆論書，這些均可見諸正史紀傳或書史。后妃諸王工書者不能歷數。由於統治者有意無意的提倡，公卿士庶，操弄札翰，蔚為風氣。《顏氏家訓‧雜藝》中提到：「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普遍水準大有提高。在這樣的環境下，書學論著也大量湧現，現存的即有宋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王愔《文字誌目》；齊王僧虔《答齊太祖論書啟》、《論書》；梁蕭子雲《論書啟》，虔龢《論書表》，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及與陶弘景往復的《論書啟》，庾元威《論書》，庾肩吾《書品論》，袁昂《古今書評》；陳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其時偽託的書論亦不少，如杜道士託名其師陶弘景《書畫賦》，又有託名許慎的的〈隸書賦〉，傳世衛夫人《筆陣圖》及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後》等也應是齊梁間人託名之作。這些多說明當時對書學的重視，比之東晉更甚。

南朝墓誌大部分集中在政治中心建康、京口一帶，身分有上至王公，下至將官及其家屬。當時對設立墓誌，視同碑策，極為看重。據史書記載，南朝王公百僚墓誌銘往往由皇帝、太子、諸王及大臣撰製，從傳世拓本和新出土墓誌看，有些有撰造者身分及姓名，然而尚未發現書寫者，梁《王慕韶墓誌》題首下有「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王暕造」，所謂「造」是否包括撰、書，尚無證據。王公百僚的墓誌既由最高統治階層人物所撰，其書者理當是名家高手，或因名位不稱，不足記載，或因當時墓誌尚未有列書者之體例，故無從知道為何人所書。除了誌文簡單僅作記識用的墓誌書刻較粗率外，那些「視同碑策」的墓誌書刻都很工緻精美，一律作正書，尤其是建康一帶的墓誌，溫潤舒和的書體已不再有絲毫隸書的痕跡。從江左宋、齊、梁、陳各朝傳世的墓誌和北朝相應時期的墓誌比，既無北魏遷洛初期盛行的斜畫緊結的體勢，也無東魏、北齊寬薄帶隸筆的特徵。北魏後期墓誌多流美秀逸，似乎與南朝書風稍接近，結構卻緊密得多，顯然是承襲了遷洛初期的書風，而不一定就是受了南方書風的影響，因為一種書風從樸茂簡質逐漸向華美工麗過渡是必然的規律。作於宋大明八年（四六四）的《劉懷民墓誌》出土於山東益都，其地在魯山、沂山之北，東晉十六國時期屬後趙、前燕、前秦、後燕、南燕等國，劉送時曾短暫收復，位於與北魏交界處，不久又屬北魏，故其書風與稍早的北魏《大代華嶽廟碑》、《中嶽嵩高靈廟碑》極為相似，凝重雄峻，略帶隸勢，屬北方風格，而與江左墓誌差異較大。陳朝版圖最為侷狹，偏於長江以南的東南隅，傳世可靠的碑刻墨蹟極少。設於太建二年（五七○）的《衛和墓誌》古雅淳厚，結體筆勢與所傳智永《千字文》正書相似。在四川奉節出土的隋開皇二十年（六○○）《龍山公臧墓誌》與之如出一人之手。此誌為陳朝的書風題恭了可靠的依據。

寥落的十六國時期墓誌

五胡十六國時其是我國歷史上最為紛亂、戰爭最頻繁的時期，經濟文化受到了空前破壞。一些少數民族貴族或漢人建立了政權後，往往有一個短暫的恢復期。各少數民族由於在漢魏時就漸漸徙居西北諸郡，與漢族長期融合，其上層統治者均有深厚的漢文化根柢。八王之亂後，有部分中州士族庶民向東北遼河流域，也有部分流向西北涼州，大批中州人是為這些地區的漢人或少數民族政權起用為謀主、股肱，對這些邊遠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和少數民族進一步漢化都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認為本自出於邊戎，「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後趙主石虎語），故對佛教大力提倡，許多高僧受到統治者宗信，大量佛經也在這時期翻譯，並廣為傳抄，僧侶求道傳教，流動相對要比其他階層的人自由得多，這些對書風的流通起了一定作用。十六國時期的書體正是由隸書逐漸向楷書過渡，這時期的碑刻甚是寥落，但從所能見到的同時期幾塊碑誌均展示了一種波磔類同隸書，橫畫兩端上翹的特有風格。如陝西白水前秦建元四年（三六八）《廣武將軍碑》、陝西西安後秦弘始四年（四○二）《呂憲墓表》、雲南曲靖晉大亨四年（四○五）《爨寶子碑》、江蘇南京劉宋永初二年（四二一）《晉恭帝玄宮石碣》、新疆吐魯番高昌故城北涼承平三年（四四五）《且渠安周造像碑》、承平十三年（四五五）《且渠封戴墓表》等都是如此。這些碑誌與當時的抄經，如晉魏間書《殘律》、晉《法華經》殘卷、北涼《優婆塞戒經》殘片體勢十分相似，只是銘刻書的筆畫更加些裝飾性而已。可見當時士族庶民的遷徙和僧侶的流動、佛經的傳播，對書風的流通起了一定影響。所以雖然各政權間互相阻隔、戰爭紛亂，這些散布在新疆、陝西、雲南、江蘇遠距數千里，時間先後數十年間的碑誌書體如此近似，也就不足駭怪了。東晉十六國的抄經書體長期僧徒、經生中沿用，一直到隋唐都保留這一體勢，而橫畫兩端尖翹的銘刻書體在北魏、北齊的宗教刻石─造像記、摩崖刻經中還時有出現，唐初歐陽詢《房彥謙碑》還盡力保留這一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