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Melissa Rayworth，2012年1月15日，SALON（原文連結）



我希望我的演出可以幫中國人上一堂歷史課，但對我而言是一堂政治控制的課。

我穿著不合腳的高跟鞋，在水泥台階的最高處搖搖晃。猛烈的強風幾乎要刮走我頭上的紅色假髮。在我底下，我看到一個不知所以的工作人員與導演。他正在叫囂：「走下來！」

在他們身後是向四處延伸開來的天安門廣場。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墓，還有四處充斥的遊人與警察，以及北京紫禁城宏偉的大門。我身後是人民大會堂，裡面一小群衰老的人控制著十幾億人口的命運。

我跟梅莉史翠普一樣都在演柴契爾夫人。但這不是好萊塢的製作，而是中國政府製播的電影影集，用來宣揚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成就。

那導演再度大吼。我的翻譯喊出他的意思：「往前踏一步，然後在樓梯上跌倒！」

沒有特技協助，沒有放置攝影機的安全區。連安全網也沒有。只有五十英呎高的陡峭水泥地。我告訴翻譯，我可能會把脖子跌斷，她一臉茫然看著我。攝影機正在拍，而鐵娘子要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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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個星期，我們都在拍攝1982年柴契爾與鄧小平會面協商香港九七移交的歷史性關鍵畫面。這個微小、尷尬的時刻──重現柴契爾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鄧小平後步下台階不小心失足──似乎遠比她其他的重要演說都來的重要。

他們需要一個反面角色受挫的時候。

他們不把她看成一個真正的人，而是一個卡通裡壞人角色──在他們眼裡，當他們想要把這塊島要回來時，她成為帝國主義的體現，在一百多年前搶走中國一塊地方，成為這個封建國家的抵押品。

這當然是關於中國的「小平同志」的傳記，他走過毛澤東的陰影和迫害，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

你如何在別人要你演出一個龍套的譏諷角色時去扮演一位世界名人？那是我演技上的挑戰，特別我幾乎不會中文，而要試圖突破中國電影業──乃至於中國自身的政治關卡。

開拍的第一天，我的挑戰便清晰起來。

凌晨五點的上海，我坐在化妝椅上，非常喪氣。一位年輕女性根據一張從教科書印下來的照片幫我化妝。當中包括一張小小的新聞照片，是柴契爾正在跟一旁的鄧小平協商。這張模糊黑白的照片是他們唯一的參考，要把我從一個三十五歲的金髮女子變成一個五十七歲的紅髮英國政治人物。

我身旁有六個工作人員對著這張照片竊竊私語，彷彿像是罕見的資料。他們以為我從來沒有看過與鄧小平協議「偷走的財產」的女人相關的照片。當我問化妝師可否找到更多可以用的照片，特別是彩色照片時，她笑得很不自然。我跟他們解釋，在我年少時期就已經看過這位英國首相無數相片與影片時，他們很是驚訝。

我跟他們補充柴契爾的臉、髮型和穿著，希望可以填補他們想改造我時面臨的空白。他們對我知道她嫁給一位名為丹尼斯的人並有小孩的事情深感懷疑。他們對這些事情可能是事實感到不自在，特別是她或許是某人的母親這件事。

我們試圖還原一段歷史。但在資訊嚴密管控下，似乎沒有任何擬真的可能。中國封鎖資訊，即使如今已經是推特的時代，這意味著他們的領袖仍可以呈現出完美的英雄形象。而反對這些的人會被視為孤僻不合群的壞人。

幾星期前，紐約時報報導了斐麗達‧洛伊德（Phyllida Lloyd），她是梅莉史翠普新片的導演，她說她想帶來與世人印象略為不同的柴契爾。「在某些英格蘭地區，甚至不允許將他看成是個人類，」她說。「她是怪物、是魔鬼。但我在這部片想找尋她人的一面。」

這正是我想要的──為這個我手中模糊的印刷圖像增添細節與深度。我有機會對中國顯示柴契爾不是個符號化的人物。她是個真實的、立體的人。

——

過幾個禮拜，我搭上往大連的早班飛機。柴契爾曾於1982年受邀至此替中國船隻命名，我於是站在一艘替用品（是一艘伊朗籍的油輪）的陰影下，好配合拍攝的時刻。

這個景應該很快就拍完，但過了一早上仍什麼都沒有拍。幾個小時間，導演都在一台黑色賓士裡無所事事，工作人員抽菸抽到令人心驚。我們一直待在原地，大部分工作人員已經開始打瞌睡。然後我們聽到導演已經回去飯店吃午餐。

我還有幾個小時就要回去北京，所以我找到我的翻譯，問她我的航班。她說，不可能的，導演已經決定我要在大連過夜，也許要過兩夜。

我很謹慎的解釋，他們只安排我一天的通告，我得回北京的家裡去照顧我剛出生的小孩。有幾位工作人員在兜著圈子，陷入沉默。他們已經看到我要求自己的妝髮要看起來更像柴契爾夫人，也看到我要在人民大會堂跌倒時的猶豫模樣。如今我又再度唱反調。

許多中國人從小就在看盜版光碟，認為美國人都是驕縱的二十幾歲小夥子，宛如「六人行」影集那樣，在優渥的日子裡對一點點不方便發脾氣。我難道就因為像是活在這種驕縱的文化背景，所以你們就沒有辦法告訴你們老闆錯在哪裡嗎？

我盡可能讓拍攝得以進行，然後在午夜時分回到北京。我只剩下一個鏡頭要拍──柴契爾夫人和隨行人員在倫敦飛往北京時的對話。這架噴射機曾經是毛澤東的專機，如今在博物館裡收藏，是柴契爾專機的兩倍大。

在拍完後三個月，我仍然被拖欠幾千美元。我收到得不到一百美元。一位在中國電影圈裡從事的美國演員朋友對我坦言：如果你拍政府的影片，到了最後一幕還沒有收到錢，他說，他們什麼都不會付給你。

當我在北京郊外的飛機跑道上最後一次戴著我那頂紅色的蓬鬆假髮時，我悄悄提醒我的翻譯，她已經承諾要分期給我薪資，但幾個月來我什麼都沒有。她的視線猶疑。

「你明天就會收到錢，」她說。然後她很快離開房間。

幾分鐘後，當我登上這飛機時，我要她跟導演說我不能分文不收來演這個場景。他拒絕了，所以我也拒絕演出。

「不可能付你錢，」他說。

「我想你總有辦法的，」我說。

然後我們坐下來談，談了好一陣子。

最後，他們發現我不是在虛張聲勢。在一片喧鬧中，導演叫一位助理帶著一個鼓脹的黑色皮包。拉鍊打開，他拿出一疊鈔票出來開始算錢。我的薪水跟我在人民大會堂跌倒時所穿的那雙不合腳的鞋放在一起，我去演了柴契爾角色的最後一幕。

在過程中，沒有人講話。我已經向他們證明我是對的──她也是。我強迫導演跟我攤牌，就像柴契爾跟鄧小平。顏面盡失。我希望可以為中國觀眾演一位有點人性的柴契爾也告失敗。我跌倒的毫無價值。

在我乖乖拍完戲的八年後，中國仍然緊緊管控資訊的取得，使得歐巴馬（和卡麥隆，如果知道他是誰的話）大概也看起來像誇張的符號。中國年輕人在科技的進展下，是否會讓中國政府在控制資訊上更加困難？就算他們不會把領導人視作天使或惡魔，但，能否會像我們一樣，認為他們介乎其中？

我希望那位導演和梅莉史翠普的新戲可以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特別若能像「六人行」或其他西方電視影集一樣，可以有管道進入中國。

Melissa Rayworth，匹茲堡出身的作家，曾於2001年到2004年間住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