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戰後日本和德國對二戰所發動的侵略與種族屠殺的態度，一直拿來比較。主流意見都認為日本在二次大戰所犯下的罪行毫無悔意，雖然官方多次認錯，但在靖國神社入祀甲級戰犯後，引來極大的爭議。尤其是這幾年來，日本高級官員參訪靖國神社，被中韓等國認為是刻意挑釁的舉措，而日本極右勢力所出版的教科書，刻意淡化二戰行徑的作為，更是時不時就成為中國輿論批評的對象。通常他們就會以德國為例，認為德國官方對二戰的懺悔與反省，遠比日本來得好。

但日德兩國各有其歷史脈絡，同樣身為侵略國和戰敗國，他們的立場其實不甚相同。日德兩國對二戰的態度，我覺得主觀的心理因素只是其次，重點還是他們所受到的客觀環境的影響。

曾有學者試著討論，日本社會何以對二戰侵略少有懺悔之意，但多以文化、宗教、道德等層面去看，這種唯心論的看法，雖然不盡然錯，卻不免讓我覺得牽強附會，所以我傾向從時局狀態來理解兩國戰後的「落差」。雖然日本終二戰期間都是個侵略國，直到末期才有美國軍隊空襲日本本土，但日本人卻普遍認為自己是二戰的受害者，彷彿他們才是被侵略的國家。最主要的關鍵，在於美國所投下的兩顆原子彈。這兩顆原子彈瞬間扭轉日本的戰爭走向，讓原本要「一億玉碎」的日本，迅速宣布投降。相較之下，德國戰敗則比較「正常」，主將自殺，軍隊瓦解，主和將領對同盟軍投降。可以想見，日本一般民眾所受到的衝擊，當大於德國。

另一個重要的分界是日德在戰後不同的發展。日本和德國戰後均由美蘇佔領，但相異之處在於，蘇俄佔領了德國本土的東半部，但對日本卻是佔領前殖民地的朝鮮半島。因此，戰後德國遭到瓜分，日本本土卻得以保全。在歐洲，德國不僅一分為二，原本東普魯士的沃野良田，都被蘇俄自作主張割讓給波蘭或成為自己的領土，使德國元氣大傷。既然形勢不如人，自然只能乖乖「懺悔」。日本雖也被美國佔領，但由於中國、北韓相繼赤化，戰敗國日本忽地變成防止亞洲赤化浪潮的重要防線，韓戰時期日本不僅成為重要的後勤補給基地，日本也因此從「戰敗國」變成重要的盟邦，反而原是同為戰勝國的中國，因為毛澤東在韓戰上表態參戰，兩國反而勢如水火，使日本右派在這奇妙的時局下有喘息之機。

而且戰後日本的知識界中，左派知識分子是最具反省思維的一群，但因為韓戰爆發，美國全面反共，使得日本左派的反省聲音幾乎消失無蹤。日本共產黨等左派政黨雖然仍在政壇活動，但在主流思維中，其實無足輕重。若要細究其因由，或許可以說，日本的「懺悔」之所以不徹底，韓戰可謂關鍵，而追根究柢，或可以追溯到蘇俄的赤化計謀。如果韓戰沒有爆發，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選擇與北韓一起跟南韓交戰，日本的反省浪潮或許會比現在高漲許多，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齟齬或許也不至於如此之深。

但兩國之間的齟齬似乎也不是一直如此嚴重。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早已簽訂「中日和約」，中共為了爭取和日本建交，也不斷讓步，包括前些日子的新聞焦點釣魚台，也用「擱置主權爭議」的說法輕巧帶過。就是日本首相參拜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早年中共也沒有強烈的反應，是近幾年資訊暢通，民間輿論反應強烈，中共才愈趨強硬。相較於德國所面對的「懺悔對象」，是美、俄、英、法等強權，縱使美俄對抗，對德國的戒心與恐懼則非常一致；但日本面對的是兩個分裂的國家（中國和韓國），以及剛剛從歐洲帝國掙脫出來的新興國家，未成氣候，日本幾乎是受制於美國的「淫威」底下，不得不壓低姿態，否則面對一團亂的鄰國，他斷乎沒有賠罪之理。而事實上，日本也確實在這樣的戰後局勢上佔盡好處，國民黨和共產黨幾乎都以爭取對日建交為重要的外交工作，原因便是因為兩邊都急於透過日本的承認取得正當地位，使日本從弱勢的戰敗國，忽地又成為強勢的「盟國」角色。而這種為求對方承認忍讓的外交政策，變成今日處理日本爭議時難以立足的關鍵。

而面對像釣魚台這樣的爭議時，與其是日本「中國」之間的角力，倒不如說是兩個「中國」間的角力。自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的代表地位不被國際承認後，介乎台灣、大陸和琉球群島之間的釣魚台，又多了「代表中國的正當性」這一複雜的問題，進而大大沖淡中日之間的對峙。中共對釣魚台若有重視，我相信也是從海外華僑的抗爭而來，我想中共之所以表態，只是純粹在凸顯自己身為中國唯一代表的地位。像這次保釣，係以港人為主，中共從頭到尾都沒有反應，卻在他們被日本遣返回港後，才在報章上佔他們的便宜。甚至最近因為釣魚台事件在大陸各城出現的抗議浪潮，也被香港媒體質疑恐是刻意安排。據香港媒體說法，港人持中共與中華民國旗幟登釣魚台一事，除鄰近香港的廣東報刊有報導外，其他省市都沒有任何報導。既然沒有報導，怎麼會突然有那麼多人義憤填膺起來？港媒便認為這很可能是政治操作的結果。評論更揶揄中共治下的人民平日無法對政治發表意見，只好趁著高舉民族大義的旗幟，肆意發洩心中的不滿。所以就出現開著日產車去反日，用索尼的手機拍遊行過程，解散了說不定還去吃壽司拉麵的弔詭情形。

所以，Martin Jacques筆下的擔憂，也許沒有他想像的那樣危險。但日本對中國崛起的焦慮的確存在。只是，縱然焦慮，整體而言，日本仍在消極逃避局勢的轉換，僅被動產生一些應對的舉措。而少數比如日本學者與那霸潤，寫了一本《中國化する日本》，內容居然希望現代日本重新以（古典）中國為師，這對甲午戰爭以來，一直居於中國上風的日本而言，實在是相當特出的言論。但多數來說，對中國崛起的反應，還是以右派的反應較為激烈，釣魚台與獨島的爭論，即是表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