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Damian Tobin, 29 June 2011, BBC NEWS (原文)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不斷的經濟成長帶來一個無庸置疑的假設,即富裕階層增加,將會使社會更加快樂、幸福及公平。

當然,這種假設隱含的前提是有一部分人會先富起來,但最終這些利益將會雨露均霑。新產生的中產階級有著高儲蓄與低債務,是中國的新富階級的鮮明例證。

然而,在這些主角背後,亦有可信的證據表明,即使經濟成長為某些人帶來巨大的財富,它也加深了貧富之間的差距。這些差距指出隱藏在中國成長之下的脆弱之處,但對中國領導者而言,這既不獨特,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財富的矛盾

最有趣的矛盾之處,在於中國共產黨治下的快速成長使得私人財富迅速增加。國企私有化和住房和社會福利讓他們蒙獲其利,農地大量重劃成工業用地或建築用地,為個人財富創造出巨大的可能。

瑞信(Credit Swiss)二零一零年的全球財富報告指出,這些形式的財富,在中國每個成年人可分得折合九千六百美元,是極為重要的創造財富的方式。但他們終究要付出代價。

報告顯示,即使中國的城市居民平均所得是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六美元─幾乎是其他高成長經濟體如印度的兩倍,後者的所得中位數不過六千三百二十七美元。但這樣的財富並沒有平均分布。如此的不平等同樣突顯出矛盾,雖然把這些前國有資產視作貨幣,係得力於中國新興的許多中產階級,但最終大家仍要付出代價,從儲蓄當中拿錢資助這些商品和服務。

收入差距
(橘線為都市可支配收入,藍線為農村純收入)

都市與鄉村間的鴻溝

雖然財富數據無法那麼嚴謹地衡量貧富差距,但它也可以反應出許多常態措施上的不平等。二零一零年,中國的堅尼係數(Gini-coefficient)─衡量社會財富分佈的指數─達到0.47(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極端不平等)。也就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美國,並自兩千年代激升到0.4的程度。國際一般認為堅尼係數0.4是貧富差距警戒已到達危險的等級。但這數據係針對國家整體而言,它掩蓋了都會和農村間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

即便經歷三十年的快速成長,中國仍然是處在農村經濟的狀態。儘管都市化人口不斷成長,中國大陸仍有50.3%人口(約六億七千四百一十五萬人)是居住在農村地區。二零一零年,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所得為五千九百元人民幣,不到都市居民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後者可到一萬九千一百元人民幣。如圖表所示,自一九七八年以來,都市的可支配所得和農村的純收入持續在擴大。

食物支出比重
(橘線為都市,藍線為鄉村)

變得更大

收入差距也反映在家庭消費模式,其數據和家庭的基本消費相似。如恩格爾係數(Engel coefficient),衡量家中要花費多少收入在食物當中,一般農村家庭的比重較高。許多城市,如北京和上海,其係數已經低於三十,這反映出這些城市和中國其他地區間的巨大差異。

這種情況並不意外,農村通常都得花費收入中相當高的比例用來取得食物。另一個不足為奇的狀況,是即使到了兩千零九年末,中國最窮的三個省份─西藏、雲南和四川─經中國銀行監理部門證實,其中仍有超過五十個縣沒有開設過銀行帳戶。這意味著他們甚至沒有基礎的金融服務。

令人意外的其實是農村和都市之間涉及到耐久品的其中差異,諸如汽車、洗衣機和冰箱,這些發達國家中一般家庭必備的物品。

城鄉比較
(左邊為都會家庭,右邊為農村家庭。由上到下的耐久品為彩色電視、汽車、機車、電腦、洗衣機、冰箱、空調)

上述的趨勢可能掩蓋了一個正在發展的農村鴻溝,令人擔憂。從兩千年到兩千一零年,農村地區的堅尼係數從0.35上升到0.38,這說明在農村中的不平等問題愈來愈嚴重,特別是農民工。兩千零九年底,中國大約有兩億兩千九百八十萬名農民工,其中有一億四千九百萬人在戶籍所在地以外工作。這些工人多在製造裝配廠工作,官方公佈的平均月薪為一千四百一十七元人民幣,不過許多非官方的報告顯示他們每個月賺不到一千元。尤有甚者,由於民工工作的地點不在戶籍地,低工資掩蓋其個人巨大的犧牲,包括工時長、住房條件惡劣,以及最關鍵的,失去戶籍地所保障的福利制度。

值得付出的代價?

如今的問題是,中國是否能夠承受如此不平等的程度並付出不斷增高的代價。這不是新的問題。在一九七八年,都市的人均收入成長已到農村收入的兩倍,之後的改革似乎正在拉大其中的差距。顯然中國的領導階層知道消除這些差距並成為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方式。

政府希望可以協助約四千萬農民脫貧,自兩千零四年開始,他們努提高民工的最低工資,並透過減稅和實施勞動合同法來提高農民收入。中國領導人還試圖強迫勞動密集產業和低附加價值產業遷移到農村地區。即使這種改革被視作回到中央規劃或供應面管理的方式,但他們逐漸知道經濟增長的好處並不一定會惠及中國社會最貧窮的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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