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三、明朝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

明萬曆二年（西元1574年），福建把總王望高的船隊追擊林鳳海上武裝力量抵達菲律賓馬尼拉。西元1575年，西班牙以協助追剿海寇為名，派遣以德·拉達為首的四人使團，由把總王望高引導，從廈門登岸，路過泉州。四人使團由兩名天主教士定會士和兩名軍官組成，團長德·拉達為奧定會大主教。使團受到泉州當局很好的接待，德·拉達乘八人抬轎，其他人乘四人抬轎。但他們在泉州拜見興泉道官尹時，被通知必須行跪叩禮。德·拉達認為這是「上主的仁慈所賜予的機會進入泉州......如此做法並不獲罪天主」。他們借行跪叩禮儀時，向興泉道官尹獻上西班牙駐菲總督的信件和禮物清單，並提出允許居留和傳教的要求。但居留和傳教的要求遭到謝絕。

明天啟元年（西元1621年），鄭芝龍到澳門，在澳門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和領聖餐，又取名叫尼古拉，皈依了天主教。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記載鄭芝龍在泉州安海的家裡經常舉行神父主持的彌撒儀式，並掛有聖人、聖女像。明天啟五年（西元1625年），大學士葉向高邀請天主教艾儒略教士來福州，艾氏曾到泉州府城和永春縣傳教，吸收了數百名的教徒。明崇禎八年（西元 1635年），天主教教士聶伯多到泉州傳教。至崇禎末年，泉州已出現13座天主教堂。

當西元1625年，被稱為「西來孔子」的艾儒略到福州後，以尊重中國文化為前提的傳教方式，得到福建士大夫的贊許，閩中名流、士大夫之流，聚集三山（福州），與艾氏論道。巴黎的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熙朝崇正集》一書，收集閩中諸公贈艾氏之詩。據統計，贈詩的71人當中，有22人是泉州的名流。他們的姓名是溫陵（泉州的別稱）的張瑞圖、何喬遠、張維樞、林汝楫、莊際昌、周廷鉞、蘇負英、鄭之鉉、郭焻、黃鳴晉等10人；同安縣的黃文炤、池顯方等2人；晉江縣的蔡國錫、李文寬、陳維、李世英、許日升等5人；桃源縣（永春縣）的鄭璟、方尚來、潘師孔等3人；還有清源（泉州別稱）的謝懋明和龍潯（德化縣）的林燧。其中張瑞圖的贈詩云：

昔我遊京師，曾逢西泰氏。貽我十篇書，名編畸人以。（略）始知十篇中，篇篇皆妙理。九原不可作，勝友乃嗣起。著書相羽翼，河海互原委。孟孔言事天，孔聖言克已。 誰謂子異邦，立言乃一揆。方域豈足論，□□心裡同。

張瑞圖在詩裡表明他對天主教學說的看法，認為艾氏傳播的天主教學說與中國的孔孟之道是「相羽翼」「互原委」的相輔互補的關係。

當艾儒略在福建傳播天主教的時候，有泉州舉人張賡等隨行為書記。張賡又為艾儒略《五十言余》，孟儒望《天學略義》和龍華民《聖若撒法行實》等西方天主教神父的神學著作校訂和作序。此外，張賡還把自己的兒子張識送至艾氏處，為艾氏的弟子執事。艾儒略除了加強與社會名流接觸外，又廣泛接觸社會下層的農、工、商，甚至異教的僧侶亦不排斥。因此，崇信天主教的人漸多，傳教工作日趨順利。

在陽瑪諾所著的《唐景教碑頌正詮》一書中，附有三幅木刻版圖，這三幅圖是三方古十字架碑刻。其中一方石碑，刻一石台，上有 一朵盛開的蓮花承托著一個大十字架，在圖的左右附有二行文字，為張賡所作，云：「泉郡南邑西山古石聖架碑式，萬曆已未（萬曆四十七年，西元1619年）出地，崇禎戊寅（崇禎十一年，西元1638年）摹勒。」又記載：「聖架茲古石，置溫陵東畔郊，年代罔知，往來無睹。 崇禎戊寅春，因余興懷，帝心鑒格，昭示郡朋獲之，爰請鐸德豎桃源堂中。張賡記。」

其他兩方十字架石碑為尖拱形頂平底碑。其中一方上浮刻花草、蓮花承托著十字架，其文記云：「閩泉州城水陸寺中，有古十字架石，為大司寇蘇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禎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見之，於吾主受難之前日，奉入聖堂。按郡志，水陸寺，唐玄宗六年建，今廢。」

另一方石碑，上刻卷雲承托一個大十字架。其文云:「閩泉州府城仁風門外三里許東湖畔，舊有東禪寺。郡志云，唐乾符中郡人構庵居僧齊固，廣明元年更名東禪，後廢。近寺百武許，有古十字石，在田畔，未有識者。於崇禎十一年二月吾主復活之四日，教友因拜墓見之，三月望前，同教者恭奉入聖堂云。」

書末附有按語一段，云「水陸、東禪二寺，皆起于唐。十字碑石，亦悉於該寺內外得之。是十字架即不能遽指為唐以前所有，亦當與景教先後有也。」這段按語是正確的，十字架石碑與水陸、東禪二寺無關，非唐時物，而是與景教（聶斯脫裡派）有關的元代基督教徒的石碑。

泉州發現古基督教石碑，當推明崇禎十一年（西元1638年），張賡所說「泉郡南邑西山古石聖架碑式，萬曆已未（西元1619年）出地」的記載為最早。其次，為明崇禎十一年，在泉州仁風門外東湖畔的東禪寺附近，發現「古十字石」一方。同年，在泉州城水陸寺，發現「古十字架石，為大司寇蘇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此外，明末到泉州的菲力浦斯、馬丁尼和戴密斯等三位天主教神父，亦親眼看到 泉州羅城朝東城牆上六尺高處有一方十字架石。還記述泉州的天主教徒敬畏城牆上的十字架，認為是「有寶貝救贖的記號」。明末，泉州有一位神父名叫Reshe，他針對當時其他外國神父對泉州古十字架石刻記載的混亂，更正說「泉州的十字架是在司法部門領袖 的家裡找到的，後移教堂內」，並且表白他「很滿意有個雕刻十字架的石頭擺在他的教堂內。」

但更多的泉州古基督教石碑，是在數十年來在拆除泉州城牆，挖掘城牆基礎時發現的。這些宗教遺物大部分發表於西元1957年出版的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一書，另一部分來不及發表或以後發現的，則陳列於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和福建省博物館。最近幾年，泉州的建築業發展很快，又陸續出土一些元代也里可溫（聶斯托里派和天主教）石碑。

四、清代至民國時期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

明末，原來只有利瑪竇、艾諾等耶穌會士在華傳教。西元1631年，西班牙的多明我會士接踵來華。西元1633年，方濟各會士也來了。西元1680年，奧斯定會亦來了。西元1683年，巴黎的外方傳教會教士來駐福建。教派多了，意見紛雜，難於統一領導。在西元1634年至1635年間，「各派傳教士中，便發生了那最不幸的禮儀上的爭執，彼此都公然爭持著。關於中國人對天主的名稱，祭祖宗，拜孔子等事，爭論過不知有多少次......教士們分了黨派」甚至利瑪竇的耶穌會長繼承人龍華民，竟然帶頭反對利氏的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的傳教方式。

明崇禎十四年（西元1641年），艾儒略任在華耶穌會會長。明永曆三年（西元1649年），艾儒略于福建南平逝世。此後，西班牙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逐漸控制福建地區的傳教事務。他們從放棄艾 儒略的傳教方式，到公開否定艾氏的傳教方式。康熙三十二年（西元1693年），外方傳教會顏當任福建宗座主教，向福建省的教徒發出一封嚴禁中國傳統禮儀的信函，內容大體是不許用「天」、「上帝」稱呼「天主」；教堂不許懸掛「敬天」匾額；禁止祭孔、祭祖先；禁止用木牌神主等等。為此，康熙皇帝召見耶穌會士，指出西方傳教士必須贊成中國的傳統禮儀。西元1704年，羅馬教廷通過特別通議，支持顏當信函中提出的禁止教徒用中國禮儀的內容。西元1706年，康熙皇帝召見羅馬教廷專使多羅主教，顏當也受召見。康熙當面呵斥顏當「愚不識字，擅敢妄論中國之道。」於是，顏當、多羅先後被驅逐出境。

據陳垣《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敘錄》載，西元1715年3月 19日，教皇格肋孟第十一頒佈的禁行中國教徒行中國禮儀的禁約，康熙皇帝在禁約後，硃筆加批，「覽此告示，只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西元1724年，雍正皇帝下諭，禁止傳習天主教。所以康熙至道光的一百多年期間，基督教在中國被禁絕了。

鴉片戰爭後，中英南京條約的簽訂，西方傳教士把這個不平等條約稱為在華傳教的「轉機。」他們把西元1842年8月29日的「南京條約」簽約，看作「好像一朝出離幽冥，重睹青天。」基督教各派乘機而入。

近代閩南的基督教有三大派別。最早的是美國歸正教公會，西元1842年派牧師雅理到廈門傳教。西元1844年，英國倫敦公會的牧師施約翰到廈門傳教。西元1850年，英國長老公會派雅各牧師到廈門傳教。它們在廈門站穩腳跟後，逐步向漳州，泉州發展勢力。

近代基督教各派傳入泉州，以英國的長老公會為最早，勢力也最大。西元1856年，教士杜嘉德從廈門到安海傳教。西元1863年，發展勢力至泉州城內。然後逐步向晉江沿海及南安、安溪、永 春、德化等地發展。到西元1900年，泉州地區的基督教會基本上屬長老公會控制。

英國倫敦公會，是西元1865年從廈門發展到惠安的，其勢力集中于惠安縣和晉北河市水磨村一帶，西元1892年在水磨村成立支會，建立教堂，時晉北農民「皆慕勢而來，冀免完納國稅」。

美國的美以美公會，則是西元1870年，從福州派人到永春布教。美國的安立甘教會，則是西元1874年，從福州派人到德化縣城傳道。因永春、德化距福州較遠，於西元1896年先後移交英國長老公會管轄。

基督教的組織有全國總會；一個省或幾個地區聯合的有大會；一個市或地區的有區會；一個縣可以有一個或多個堂會。

漳泉大會的成立。為加強對閩南基督教各堂會的領導，西元1862年，呈報英國總會批准，成立漳泉大會。西元1871年發表漳泉大會宣言。為適應教會勢力發展，西元1892年，漳泉大會又分為泉屬、漳屬兩大會。西元1915年，泉屬大會再分為泉永和廈門兩大 會。以上便是閩南英國長老公會史所謂的漳泉大會時期。

西元1918年，中華基督教會成立，閩南三大教派均參加。西元1927年中華基督教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晉江縣的華人牧師許聲炎選為副會長。西元1929年，教會修改章程，組織機構分五級，依次為總會、大會、區會、堂會和支會。為加強領導，減少矛盾，便於傳教，閩南英國長老公會與閩南英國倫敦公會合併，於西元1919年成立中華基督教會閩南大會，把閩南教區劃分為五個區會，泉州地區有泉永區會與惠安區會。這便是閩南基督教會史上稱的總會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