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二、元代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

景教何時傳入泉州，我國歷史沒有記載。外國的文獻在這方面有涉及，但缺乏史料依據。如西元1930年，英國人摩爾（Moule）的《1550年前基督教在中國》一書中說，在泉州發現的「另一方十字架石刻，是在西元第8世紀，當福建南部的刺桐城重建城牆時，在城牆的六英尺高處發現的，它很端正地被砌置在朝向東邊的方面......按照《西班牙多密尼根會的歷史》一書云：（泉州）許多教堂的殘餘建築物被用於重建城垣，很多十字架石被砌在城牆上。泉州羅城建於南唐保大時期（西元943-958年）」。意思就是說，早在8至10世紀，景教就已經傳入泉州了。但此說缺乏確鑿的證據。

自明朝萬曆年間始，泉州發現古基督教十字架碑刻，特別是書世紀20至60年代，吳文良先生致力於蒐集保存泉州古代的外來宗教石刻，發現和保持了數十方元代泉州的古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石碑，為元代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提供無可辯駁的物證，為元代景教在泉州傳播的歷史填補了空白，也為元代天主教在泉州的傳播歷史提供了物證。

西元1940年年，在泉州通淮門外津頭埔出土另一方墓碑石，碑面陰刻兩行漢字和兩行敘利亞文字。漢字的錄文如下：

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溫、馬里、失里門、阿必思古八、馬里哈昔牙。

皇慶二年歲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掃馬等泣血謹誌。

第一行漢字的譯意是：「基督徒（聶斯脫里教徒）師失里門（Silemun）主教師僧」。據日本國順天堂大學村山七郎教授的翻譯，碑上那兩行敘利亞文字，是用敘利亞語的字母拼寫的突厥語，意為「在西元1313年，聶斯里教主教失里門師，死於泉州。」這方墓碑的發現，表明元代泉州的基督教已經十分興盛，以致必須設立教區，並派遣「管領江南諸路」的也里可溫高級僧官駐劄泉州。據《元典章·禮部》載，也里可溫與道教、佛教一樣，從各地寺院住持的長老中，推舉「有德行，知佛法的」僧官，並由「眾和尚（也可溫教士亦稱和尚）保舉，經有司批准」，正式成為僧官。僧官負責向政府交納錢糧和鋪馬費，「為上位祈福祝壽」，並與地方督民官共同處理僧、俗的「田土相爭」之案件。如發現僧官有「怠慢上頭」的，宣政院可予以革除其職務。則知這位駐泉州的「管領江南諸路」也里可溫教的高級僧官失里門，是宣政院屬下的一名高級僧官，他本人又是一位景教的主教（僧侶）。

不久前，泉州又發現一方漢字也里可溫（景教）墓碑，碑長61、高25、厚10釐米，碑文錄下：

于我明門，公福蔭里。匪佛後身，亦佛弟子。無憾死生，升天堂矣。時大德十年歲次丙午三月朔日記。管領泉州路也里可溫掌教官兼住持興明寺吳咹哆呢思書。

墓碑的頭六行漢字為對死者的「讚頌詩」，每兩行為一句，共三句，句的未字押韻，可見讚頌詩的作者「吳唆哆呢嗯」是具有一般漢文詩詞常識的，然而從讚頌詩的內容看，則談不上什麼文采，僅僅是聶斯里教（景教）的教義宣傳而已。

讚頌詩的「公福蔭里」一句。「福蔭里」為蒙古官方文件開頭的贊詞，句末的「里」字，為元朝典型的官方公文的語尾用字。因此，碑文的撰者「吳咹哆呢思」可能是諳于漢文字的回鶻人或古部人。

汪古部有部分名人的先世是西域回鶻人，如汪古部的馬氏家族。汪古部在十二世紀接受中亞傳入的景教，且受漢化的影響較深，蒙古人稱之曰「漢人」。本世紀20年代，山東濟南郵務長聶克遜（F. A. Nixon）在內蒙包頭一帶和華北，收集二千多枚汪古部也里可溫（景教）教徒使用的青銅十字徽章。汪古部使用的文字較複雜，比如本世紀30年代所發現的古部聶斯脫里（景教）基督教徒墓銘文，和新中國成立後發現的豐州萬部華嚴經塔的題記，其中就有漢文字、八思巴文字、回鶻文字、八思巴字母拼寫漢語、敘利亞語、敘利亞字母拼寫突厥語等。夏鼐在《兩種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溫（景教）碑》一文裡，考證墓碑主人「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的失里門主教是汪古部人，該墓碑是用敘利亞字母拼寫突厥語的， 碑上也有兩行漢字。遠在中國東南部的泉州，近數十年來所發現的元代也里可溫（景教）教徒遺留的墓碑，碑上的銘文，一如汪古部所發現。據此，則知元代泉州的也里可溫（景教）教徒，有相當部分是來自汪古部的。

景教傳入中國後，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接受佛教很大的影 響，無論從經文的字句，以及名詞，乃至日常用語，大都仿效佛教經典及佛教通用名詞。如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稱景教教堂為「寺」；稱景教主教曰「僧」或「大德」。西元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到西域考古，在敦煌千佛洞發現的景教《序聽詩所經》中，發現唐朝景教對崇奉的基督稱「佛」，如「人急之時每稱佛名」、「眾生理佛不遠」、「聖上宮殿于諸佛求得」等。

延至元朝，泉州的也里可溫（景教）教徒對崇奉的基督仍稱「佛」。如本碑的讚頌詩句「匪佛後身，亦佛弟子」。元朝的官方檔，對景教崇奉的基督也稱為「佛」，如《元史·文宗本紀》云，「天曆元年（西元1328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溫于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

元朝的也里可溫（景教）教徒襲用釋家詞語的現象，還從泉州發現的景教碑上窺見。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圖110，是一方聶斯脫里教徒墓碑，上陰刻「大德黃公，年玖拾參」；同書，補圖18，亦是一方聶派墓碑，陰刻「侍者長，柯存誠」。「大德」、「侍者」均為佛教名 詞。本碑的吳咹哆呢思是「泉州路也里可溫掌教官兼興明寺住持。」「住持」一詞也是佛教詞語，即總持寺院事務之僧。

關於碑文中的「也里可溫掌教官」的職屬問題。據《元典章·禮部》記，大德八年（西元1304年）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溫州路有也里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門戶，充本教戶計」，侵犯了道教的利益，引起了訴訟。禮部判文云，「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則知江南的也里可溫教（景教）為新教門，故禮部規定「隨朝慶賀班次，和尚先生祝贊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

古江南的也里可溫（景教）為後起的教門既明，其發展之迅速值得注意。至順《鎮江府志》記鎮江一地有七座也里可溫（景教）教寺。此外，杭州、揚州也有也可溫（景教）教寺。泉州發現的逝于皇慶二年（西元1313年）的「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的高級景教僧官失里門主教，則是宣政院掌領下的高級宗教屬官。本碑文的撰者吳咹哆呢思，則是「管領泉州路也里可溫掌教官」，是為地方路、州的基層宗教僧官，他並兼有泉州路也可溫（景教）興明寺的住持。

泉州發現的元代也可溫（景教）石碑多於羅馬天主教石碑，但是泉州元代也里可溫（景教）有幾座教寺，活動情況如何，並未被中外史籍所記載。馬可·波羅來泉州，但《遊記》裡未記錄泉州有基督教。鄂都立克到泉州，只記泉州有天主教禮拜堂，未記載有聶斯脫里教（景教）教堂和教徒的活動，可能是派別不同的緣故。幸得吳咹哆呢思碑的發現，它以實物證明元朝大德十年（西元1306年），泉州曾經有一座聶斯脫里教派（景教）的教堂，它取中國寺廟的名稱，叫興明寺。這填補了歷史的空白。本碑又是泉州發現的有紀年的年代最早的古基督教墓碑。

此外，泉州發現許多方雕刻飛天、十字架的聶斯脫里派（景教）石碑。如西元1941年，於泉州東門城基礎出土一方景教墓碑，碑長66、高29釐米。碑額正中刻一長方形方框，框長32，高12釐米。框內正中橫額刻一個「華蓋」，兩旁蹺起部分各浮刻三個珠狀飾物。

「華蓋」下部兩端各浮雕下垂結狀纓絡。「華蓋」由一個浮雕的十字架承托，十字架交叉處有一顆珠，十字架豎于一朵盛開的蓮花上，蓮花盛於由四朵梅花組成的托物之上。這個由「華蓋」、十字架，蓮花和梅花等物組成的「聖物」，兩旁各有一個四翼天使，用一條帶拉緊承托著。天使男性，手臂裸露，肌肉豐滿，面部豐潤，頭戴中國式官帽（烏紗帽），耳長垂肩，寬袖服飾，背後各有一條飄帶，足不裸露，身下飄浮雲朵。天使展開四隻羽翼，疾飛雲端。從整碑看，刻工精緻，天使顯得輕盈疾飛，有較強烈的飄飛感，為泉州發現的古基督教碑刻藝術之冠。碑額的方框下陰刻回鶻文字8行。

回鶻，原為回紇，唐改回鶻，元朝稱畏吾兒。元代的畏吾兒，指高昌、北庭一帶。畏吾兒人在元代有特殊的社會地位，《元典章》的「畏吾兒喪事體例」，禁止「隨著漢兒體例。」元朝有畏吾兒人到泉州任官，據《元史·亦黑迷失傳》記，至元十二年畏吾兒人亦黑迷失奉使八羅孛國，「與其國師以名藥來獻」。「國師」，即基督教教士；「名藥」，即聖油，是耶穌墓前的燈油。至元二十九年（西元1292年），元廷高興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史弼和亦黑迷失為行省左丞，征爪哇，「發泉州」。後因「亡失多」被責，長期居留泉州。延祐三年（西元1316年），亦黑迷失在泉州立有《一百大寺看經碑》。至正九年（西元1349年），泉州達魯花赤偰玉立也是畏吾兒人，工於詩文。元代既有畏吾兒人在泉州任官，對泉州聶斯脫裡派（景教）的發展不無影響。

泉州發現元代的景教碑，碑上的「華蓋」、蓮花是佛教的，天使是古基督教傳說中的飛使漢化的形象，烏紗帽和梅花則是中國的形式。至於四翼天使的石碑，在揚州也有發現，如揚州發現的「大都忻都妻也里世八」的聶斯脫里派（景教）墓碑，也有一對線刻四翼天使。

泉州發現的元代四翼天使的石碑有3方。其他兩方石碑雕作尖拱形，碑上刻趺坐男性天使、十字架、雲朵。其中一碑天使頭戴烏紗帽，另一碑天使頭戴《營造法式》的惹草形圖案裝飾的僧帽，兩方石碑上的天使背後，都有兩對羽翼。那方頭戴烏紗帽的趺坐天使石碑，西元1905年以前，被砌於泉州府學前奏魁宮的西牆上，當地人稱為「蕃丞相」。

本世紀30年代，德國學者艾克（Ecke）博士在北平天主教大學雜誌上發表肖像學文章，認為泉州這方「蕃丞相」古基督教（景教）石碑，是「古希臘和波斯有翼神像與基督教的天使相合併」的產物。並指出，這類有翼神像來源於希臘的有翼風魔哈皮（Harpis）和猶太人對有翼神的崇拜，後傳諸雅利安的波斯人。在《舊約聖經》中的《創世紀》、《出埃及記》和《列王紀》上、下，都可找到「天使」、「神使」的記載。從有翼神的來源，則知泉州景教石碑上的四翼天使是源於波斯式的希臘月神的四隻展開的羽翼和波斯四翼的古體妖婦。而這四翼神像藝術則是通過基督教徒為傳播媒介，傳到敘利亞、亞美尼亞，以至向東傳入中國。西元1906年底，斯坦因在羅布泊附近的磨朗，發現西元第四世紀以後的有翼天使護牆板，他認為其藝術源於希臘的愛羅神（Eros），而且暗示與古基督教有親屬的關係。

但是，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泉州這兩方趺坐天使石碑雕刻藝術，還受到印度藝術的影響，如頭戴烏紗帽的天使，其手臂和手腕都戴有手鐲，而兩方石碑的天使皆作趺坐姿勢，以及耳長垂肩，這都是受印度藝術影響的表現。

至於天使的帽式，以及天使如同「佛身」，這些都是漢化的痕跡。從四翼天使的發源、演變和傳播過程，以及受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可以斷定，泉州的這類石碑屬聶斯脫里派（景教）當屬無疑。

此外，泉州又發現4方雕刻蒙古八思巴文字的聶斯脫里派（景教）墓碑，其中一方墓碑的八思巴蒙古文字的音讀如下：

Kai San Zèu jen kó tshi uin mú
開 珊 朱 延 珂 子 云 墓

按開珊為山西省文水縣名鎮，該墓碑的紀年為「至大四年辛亥」（西元1311年）。這類墓碑的主人，可能為蒙古人或色目人冒充漢姓，或漢人信奉聶斯裡教（景教）的遺物。

元朝有蒙古人基督教徒在泉州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或達魯花赤。《元典章》記，大德三年（西元1299年）完澤丞相奏過，「前福建等處行省平章政事闊里吉思陳言一件，那裡官人每富戶有勢力的人，每將百姓每田地占，省交百姓每做佃戶不交當雜泛差役」。 闊里吉思，即英文的George，漢語作「喬治」或「佐治」。《馬可波羅行紀》記載的出身長老約翰血統的高唐王古人闊里吉思即為聶斯脫里派（景教）教徒，在他的轄地裡形成一種「有治權之基督教徒，構成一種階級，名曰阿兒渾（即也里可溫）」。至順《鎮江府志》有「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闊里吉思，也可溫人，少中大夫。」

泉州府惠安縣也有達魯花赤名叫闊里吉思的。則知闊里吉思為元代一般基督教徒的名字。《元典章》提到的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闊里吉思，在《元史》卷134，列傳第21有傳，云「闊里吉思，蒙古按赤歹氏......大德二年（西元1298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幾......改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按泉州自大德元年至大德六年為福建行中書省的省會。這位蒙古族聶斯脫里教（景教）徒在泉州任職，對泉州基督教的傳播，必然有相當的影響。

泉州元代的基督教聶斯脫裡派（景教）石碑的一再發現，和景教徒在泉州任行省平章政事、縣達魯花赤，這表明元代泉州景教聲勢浩大和教徒之眾多。他們有現職的行省平章政事、縣達魯花赤；又有「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等」的高級僧官，也有「管領泉州路也里可溫掌教官」的府一級僧官。他們既有隨元軍南下的來自北方的汪古部人，也有隨元軍東來的回鶻人。無論是蒙古人，回鶻人或汪古部人，他們在社會上都有較高的地位，得到元朝政府的特殊照顧，他們帶來的基督教聶斯脫裡派（景教）信仰，也受到元朝政府的保護而迅速發展。如今，他們遺留下來的宗教石刻，再現了元代泉州的景教受希臘、波斯、猶太、印度和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它又 一次表明了中國的景教受佛教的影響至深；它從另一個側面再次 印證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貿易港，而且是一個文化的焦點。

元代，在泉州流行的基督教派別，除也里可溫（景教）派別外， 還有天主教的聖方濟各會派。聖方濟各會派於元朝中期傳入北京，以後逐漸向東南傳播至泉州，但泉州的聖方濟各會派不若聶斯脫裡教派（景教）之盛。

義大利的聖方濟各會派教士約翰·孟德高維奴，受東羅馬教皇尼古拉斯第四的派遣，往東方傳教。至元二十八年，自塔伯利茲城動身，經印度抵中國，在刺桐港登岸，然後抵汗八里（北京）。後因約翰在北京宣教有成績，大德十一年（西元1307年），羅馬教皇特設汗八里總主教一席，以約翰充任，再派遣副主教七人襄助約翰。但七人中僅三人到達，其中三人病死途中，一人未出發。至大四年（西元1311年），東羅馬教皇克萊孟第五世再任命哲羅姆和彼得方主教，派往中國襄助約翰。彼得在泉州任主教，與安德魯在泉州各住持一座天主教堂。西元1326年，安德魯逝世於泉州，繼承人是佛羅倫斯市人哲姆斯。

據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記載，約翰·孟德高維奴「於1313年在刺桐──福建泉州──添設了一個主教區，派日辣多做第一任主教。那裡的大聖堂是一位有錢的亞美尼亞太太出資建造的。在1322年上，又有一位意籍方濟各會士和德里·包戴諾（即鄂都立克）同一位修士到中國，在福建泉州登陸，他由印度攜來意算殉難二教士的遺骸，埋葬在教堂中。和德里又在泉州遇到了兩座修院......。1318年刺桐第一任主教日辣多·阿布意尼逝世，貝來格里諾便奉派做他的繼任人。可是他又在1322年去世了，他的後任，是安德肋·貝魯亞，這位主教到任後，又造了一座聖堂，一座規模較大的修院。這些新建築剛完工，安德肋主教也在1326年上病故了。而且他去世後，竟無人再繼任他的位」。

又據亨利玉爾在《古代中國見聞錄》第3卷，轉引駐刺桐主教安德魯寫給義大利排路亞城瓦爾敦主教的信云，中國「濱海洋有大城叫刺桐港，有亞美尼亞婦人，富於資財。在城中建教堂一所，雄壯華麗，為一方冠......日辣多死後，就在這一教堂內。貝來格理諾繼任主教，至1322年逝世。在日辣多死前四年，我離汗八里到達刺桐港，其時貝來格里諾尚生存，我乃在城的附近小林中建築美麗教堂一所，堂距城只有四分之一哩而已。堂中有辦公室，足敷二十二僧之用，另有四室，皆可為教堂上高官之行台。在我所住的全省內教堂，無有華美過於我所建的......在這個大帝國境內，各種宗教都聽任人民信仰，和自由居住。......可是猶太人及薩拉森人（阿拉伯人）改信我們教的竟無一人。但是拜偶像教的，前來受洗者前後不少。但受洗後不守教規的也很多。」以上文獻材料雖稍有出入，但主體是一致的，它反映了元代泉州天主教的情況。

西元1342年，歐洲大遊歷家馬里諾裡到達泉州，在他的《奉使東方追想錄》一書中，記「刺桐城為大商港，面積廣大，人口眾庶。吾小級僧人在此城有華麗教堂三所，財產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棧房一所，以儲存商人來往貨物。又有數鐘，皆為上品，有二鐘，為餘在該城所命鑄者。鑄成，舉禮懸掛於薩拉森人居留地之中央。」

數十年來，在泉州發現的刻有拉丁文字的聖方濟各會派教徒墓碑有兩方。西元1946，在泉州塗門附近城基內掘獲一方拉丁文墓碑，碑面除刻有一般基督教徒墓碑有的十字架、聖物和飛天之外，又刻9行拉丁文字，可惜拉丁字母因磨泐而模糊，但經英國人 約翰福斯特的辨讀，認為墓碑紀年可能是西元1327年，而墓主則是安德肋·貝魯亞斯。因此，這墓主有可能就是1326年卒葬泉州的安德魯·貝魯亞主教。此外，泉州又發現名叫海田（Hai Tian） 的元代天主教徒拉丁文墓碑，這些都是十分珍貴的實物。

西元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應義大利國家博物館的邀請，訪問威尼斯，曾通過意方尋找西元1954年在揚州發現的元代兩方拉丁文墓碑墓主的後裔，那兩方墓碑的墓主是義大利威尼斯維尼翁家族的兩姐妹。結果其後裔被找到了，成為當時的國際美談。泉州元代的安德肋·貝魯亞主教的親裔，意方也努力尋找，可惜毫無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