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台灣の近代美術─留学生たちの青春群像》，東京藝術大學，2016。

陳翠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緒論

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如石破天驚，引起國內、甚至國際社會對臺灣的矚目。根據一項問卷調查，參與該運動的靜坐者中有56%是學生，其中，就讀藝術、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的參與比例，明顯高於這些科系在臺灣高等教育所占的比例。這個調查結果顛覆人們的刻板印象，一般以為社會科學科系學生是社會運動的主力，但實際調查的結果發現，藝術學門的學生投身社會運動的整體比例最高。藝術活動者對外在環境的感受力、對時局變化的敏銳度，以及發自內心追求真實、崇尚自由的特質，或許正是他們比別人更率先投入時代洪流、採取行動的原因。

回溯近百年前的一九二○年代，大正民主時期思想百花齊放，社會運動蓬勃登場，對臺灣人而言，這是日本統治五十年中相對較為自由、開放的時期。在東京留學的臺灣學生們受到時代思潮的洗禮，化為積極行動，開啟了近代式的政治社會運動。

東京美術學校是當時日本文化中心、修習藝術的臺灣學生們朝聖的殿堂。大正民主時期，自1915年黃土水進入雕刻科木雕部、1916年劉錦堂進入西洋畫科以後，臺灣留學生相繼前來。風起雲湧的時代，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的臺灣留學生，是否也領受了時代的薰陶？他們也像百年後的臺灣學子一般展現熱烈行動嗎時代思潮的痕跡如何烙印在他們身上？又如何影響他們的藝術生命？

二、大正民主與時代思潮

一般而言「大正民主」有兩層意義：一是著重當時政治型態的變化，例如民主運動興起、政黨內閣制確立等等。二是強調一種時代精神，即對於明治維新以來國家至上主義的挑戰、民間社會自立化的傾向，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自由化、自主化的要求。

日本學者們定義大正民主時期，並不以大正天皇登基的1912年起算，而將1905年到1925年的20年間，視為大正民主時期。主要原因是，1905年9月東京爆發了「日比谷燒打事件」，這是市民第一次以示威方式向專制政府表達不滿，並間接促成第一位非薩長藩閥出身內閣首相，因此被視為大正民主的起點。1925年3月，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普選法，25歲以上具選舉權的男子從328萬人驟增到1240萬人，擴大民意政治的基礎。

大正民主時期雖然時間不長，卻是日本近代國家發展轉型的 關鍵時期，具有重大意義。1912年大正天皇即位，明治維新以來所累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到了爆發的邊緣。但新繼位的大正天皇體弱多病，面對轉型關鍵時刻，國家權力相對疲弱，各種思潮澎湃激盪、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大正民主的巔峰時期一九二○年代，三大思想運動相互競爭，企圖為國家發展找出新方向，包括：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亞洲主義。

民主主義者主張日本帝國進一步「學習西方」，吸收自由、民主價值，落實於體制中，倡議者以東京大學教授吉野作造為代表。他並著名知識份子組成社會運動啟蒙團體「黎明會」，學生運動團體東京大學「新人會」、早稻田大學「民人同盟會」等，少壯政治家也組成「改造同盟」，推動社會改造。他們殖民地問題較為關心，尤其在1919年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爆發後，多從人道立場，聲援反殖民運動，例如吉野作造與朝鮮留學生接近，關心朝鮮問題，屢屢在報刊上發表議論反對帝國壓迫、支持殖民地自治。

社會主義在日本發展甚早，主張「以西方超越西方」的策略，取法十九世紀以來法歐洲社會主義思想，克服近代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國家困境。社會主義主張挑戰日本天皇體制，遭到嚴厲打壓，尤其歷經1910年的「大逆事件」，一度衰退；1917年俄國革命成功、1918年夏天米騷動蔓延全國，社會主義運動出現生機，並從原本菁英化、理論化加速走向大眾化、實際化的方向。1922年，與第三國際關係密切的日本共產黨成立。大正民主晚期，新人會、建設者同盟成員也都受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吸 引，加上無產政黨相繼成立，社會主義運動聲勢驚人。

亞洲主義者強調亞洲價值，主張「以東方超越西方」。代表 人物如岡倉天心、陸羯南、近衛篤磨、樽井藤吉等人。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以後，亞洲主義的內涵開始出現變化，「以日本為中心」擴張式的大亞洲主義日漸壯大。一九二○年代，日本國內外的經濟、政治、外交問題，造成知識分子極大危機感，亞洲主義者再一次蛻變，他們提出的國家改造方案，逐漸向國粹主義右翼路線傾斜。直至一九三○年代，大亞洲主義、國粹主義團體輩出，成為主流。

在如此思潮蓬勃、人文薈萃的時代，會帶給臺灣美術專業的留學生們怎樣的思想衝擊？

三、反殖民運動與本土主義：黃土水、陳植棋

受到大正民主思潮的啟發，臺灣留學生也效法朝鮮留學生的反殖民運動，開始活躍起來。臺灣留學生宿舍「高砂寮」逐漸成為反殖民運動的搖籃。黃土水寄居於高砂寮，是否也受運動氣氛感染？

黃土水是由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隈本繁吉大力背書、總督府公費資助、最早到東京美術學校留學的臺灣學生。來到日本，用心於課業，對於周遭的政治社會運動無暇顧及。1919年3月，臺灣總務長官下村宏在小石川植物園招待東京留學生，會經發生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彭華英、明治大學法科羅萬俥、東京高商吳三連呼喊「反對差別待遇」、「反對同化政策」口號的抗議事件。但1920年10月，在下村宏的招待會上，甫自東美畢業的黃土水代表致詞，感謝歷代臺灣總督投注心血、進行建設，獲長足進步，遂使臺灣人吸收新知識、沐浴於文明恩澤之中。1925年東京美術學校臺灣留學生準備籌組畫會「春光會」，他們將此構想徵詢黃土水的意見時，卻遭到堅決反對，畫會的組織工作因此作罷。

黃土水對政治運動保持距離，但透過創作傾洩他對臺灣鄉土的熱愛。1920年他的雕刻作品〈蕃童〉（山童吹笛）第一次入選帝展。1924年創作〈水牛〉（郊外），報導說他「由愛鄉之心出發」。他的創作中，屢屢以水牛、牧童、白鷺鷥、水鹿、佛像等為題材，充滿濃濃的臺灣風情。

陳植棋原本，受到臺灣文化協會運動的啟蒙，參與1924年11月第二次臺北師範學潮。這次學潮造成四年級生陳植棋、三年級生林兌、陳在癸、林添進、林朝宗等主謀的30名學生被退學、64人被停學處分。為協助被退學學生赴日留學，文化協會幹部蔣渭水等人設法募款；行前並決定組織「文運革新會」。留學前的送別茶話會，陳植棋代表學生發表感言，表示將努力推動臺灣文化進步。

陳植棋於1925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陳在癸則在1926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雕刻科塑造部。1925年11月19日北師事件一週年紀念日，北師事件40位學生在東京神田薈芳樓組成「文運革新會」。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認為，文運革新會立場激進，否定合法的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成立大會上要求議會請願運動幹部林呈祿停止運動。文運革新會所發行的《會報》也因為充滿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激烈言論，很快地就被官方下令禁止發行。

從北師事件發生到文運革新會組成，陳植棋都扮演了主要角色。1926年，他與在臺灣的倪蔣懷召集同好組成臺灣近代美術史上第一個繪畫團體「七星畫壇」，1928年再組成「赤島社」；受到反殖民風潮影響，陳植棋成為擅於組織的運動份子。

四、祖國的愛與愁：劉錦堂、張秋海、陳澄波

反殖民運動連帶啟發了臺灣學生的祖國情懷，1920年代以後有多位臺灣藝術家前往中國發展，包括劉錦堂、張秋海、陳澄波、郭柏川、陳承藩、王白淵等等。

劉錦堂在1916年以公費生的身分進入東京美術學校，中國五四運動爆發，激發了他的祖國情懷，1920年夏他前往上海求見中國革命家孫文未果，同盟會王法勤鼓勵劉錦堂完成學業，並收他為義子、改名王悅之。1921年劉錦堂自東美畢業後再往中國，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並投身中國美術教育與藝術創作。1925年夏，王悅之受北京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任命為教育專員，赴日考察美術教育，並順道返臺考察。但是，他的所有行動都受到日本當局密切監視，8月18日抵基隆；22日於高義閣與臺灣中華會館會長林楊川等幹部、律師蔡式穀、《台灣民報》記者王敏川見面；24日到臺中拜訪林烈堂、中華會館臺中支部等等，都被記錄。臺灣總督府認為，王悅之此行並不單純，他以教育考察為名，其實是調查在臺華僑狀況，意欲爭取出任北京政府國會議議員，並徵集活動經費。

王悅之的計劃並未成真，反而處境卻日益險惡。1930年因美術學校人事問題遭北京《晨報》連番批鬥，他的臺灣人身分成為原罪；接著，因義父王法勤的派系問題，捲入複雜的中國政治，舉家南遷避禍。他的重要代表作〈亡命日記圖〉正是此時期的生活寫照。王悅之會賦詩〈迎台友遊中原〉：「鄉思悲未央，喜逢遠來客。各道久別離，相看淚痕積。...武人擅國政，剝奪民膏液。同胞自殘傷，神州更誰惜。」中國政治鬥爭的嚴酷，或許讓他更加想念故鄉臺灣吧？1934年冬天所創作著名的〈臺灣遺民圖〉，畫中女子垂下的左手掌心竟奇異地張著一隻眼睛，王悅之說「這隻眼睛是望著臺灣的」，這是對故鄉遙遠的思念嗎？

事實上，到中國大陸發展的臺灣人都面對類似的困境，作家鍾理和稱為「白薯的悲哀」。活躍於上海畫壇的陳澄波一家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日關係緊張之下，不得不倉皇返臺；戰後仍然滯留中國的張秋海，最終難逃文革批鬥的命運。

五、社會主義與底層關懷：王白淵、陳在癸、陳澄波等

大正民主高峰期，藝術文化活動也受社會主義運動影響，訴求文藝大眾化。1925年日本普羅文藝聯盟成立，1928年與前衛藝術家聯盟合併成為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Nippona Artista Proleta Federacio，NAPF）。左翼藝術運動也獲得東京美術學校學生的共鳴，參加普羅美術運動（プロレタニア美術運動）的人數激增，1930年到達高潮，尤其以西洋畫科的左翼傾向最為明顯。王白淵在1923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經歷了巨大的心靈轉變：

...經過不久之後，我的眼光開了。周遭的環境，世界的潮流，特別是中國革命和印度的獨立運動，使我不能泯滅的民族意識，猛烈地高漲起來。...

東京美術學校為中心的日本藝術，當然形成著日本上層階級的沙龍藝術，此種個人主義和民眾隔開的藝術，一天一天不能使我滿足。我以為藝術是民眾感情的組織者，萬人共有的文化價值。決不可為少數特權階級的玩弄物，更不可為俗不可耐的商品...

反殖民主義與普羅文藝運動成為王白淵人生的新方向。1923年他與林兌等左翼青年熱衷於無產階級藝術運動，共同組成「東京台灣文化同好會」，9月遭遭警方搜查偵訊，組織瓦解，王白淵並因此失去岩手縣立女子師範學校的教職工作。次年，他又參與「台灣藝術研究會」，創辦《福爾摩沙》雜誌。1934年，他在北師同窗謝春的鼓勵下前往上海，任職於華聯通訊社，1937年因抗日罪名遭逮捕，遣返臺北，入獄6年。

陳在癸是北師事件退學學生，1926年進入東京美術學校雕刻 科，原本醉心於藝術創作，但因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逐漸傾向普羅藝術活動。北師同窗陳來旺再三前來遊說他加入共產主義運動，陳在癸承諾站在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第一線，加入留學生左翼團體「社會科學研究會」。1929年「四一六大逮捕事件」中，發現臺灣人陳來旺、林兌、林添進是日本共產黨員，此事導致「台灣學術研究會」43名會員牽連被捕。陳在癸雖然無罪釋放，卻在一九三○年代早夭。

一九二○年代末期是日本國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高潮，東京美術學校圖書師範科的王白淵、雕刻科的陳在癸都受到時代潮流的吸引，改變人生方向。此期間在左翼傾向最為明顯的西畫科學習的顏水龍、陳澄波、廖繼春、陳植棋、郭柏川、李梅樹等人，甚至1931年入學的李石樵，是否也領受了社會主義、普羅美術運動的精神？1927年春，陳澄波、顏水龍、廖繼春3位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於臺灣南部組成「赤陽會」，1928年又與北部「七星畫壇」陳棋等共14人合組「赤島社」。從「赤陽」到「赤島」，為何都以具有高度意識形態意涵的「赤色」命名？是否暗示著畫家們的思想傾向？是很值得探討的課題。

六、結語

大正民主時期是日本近代史上多元開放、思想奔騰的時代。臺灣留學生受到自由、民主思潮的薰陶，開始了反殖民運動，從事藝術活動的東京美術學校臺灣留學生中如陳棋投身反殖民運動，組織文運革新會。反殖民運動也刺激了臺灣人的祖國意識，部分留學生學成之後投奔祖國，如劉錦堂、陳澄波、張秋海等等，但臺灣人在中國的命運坎坷。

大正民主末期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盛行的時代，普羅藝術運動成為主流，東京美術學校也受此一浪潮衝擊。臺灣留學生陳在癸、王白淵等人熱衷無產階級運動與文藝大眾化，甚至加入左翼運動團體、捲入政治事件。這時期在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學習的臺灣學生人數較多，社會主義思潮究竟對他們有何影響？對他們的藝術創作意義何在？值得進一步探討。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東京美術學校創校校長岡倉天心是亞洲主義的代表人物，該校以保存國粹、弘揚傳統美術為宗旨，著重東洋繪畫與工藝，直到1896年才由黑田清輝創設西洋畫科。東京美術學校以東洋藝術起家，但是前往學習的臺灣學生竟無一人選擇東洋畫科，是否意味著臺灣藝術家們對大亞細亞主義、日本國粹主義無動於衷？也值得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