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女性社會主體：張李德和暨台灣女性藝術展》，嘉義：嘉義市文化局，20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白適銘 

一、現代化、美術教育與女性畫家之出現

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開始，新式教育逐漸普及，現代圖畫成為臺灣初中等國民教育之重要學科，並在此基礎下，逐步完成美術「現代化」之歷程。明清時期的漢人藝術，多崇尚流派，刻意臨仿，積習甚多，缺乏對外在世界的客觀觀察與藝術家個人主觀情感的表達，因此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已淪為保守、封建及落伍的代名詞，無法引起現代觀眾的共鳴。與此相對，日本近代借鑑西方所發展成熟的美術教育政策，透過圖畫教學及官方美術展覽會（臺、府展）之推行，成為建構臺灣近代「新美術」最重要之基石。

「新美術」之範疇甚為廣泛，包含西洋畫、日本畫、素描、水彩、雕塑、攝影及現代工藝等等，形式及媒材多元，注重科學觀察、強調寫生觀念以及摸索臺灣自身文化特色─「地方色彩」（Local Color）─為依歸。諸多日後成為臺灣美術史上最重要的藝術家如黃土水、陳澄波、廖繼春等人，皆因接觸現代圖畫概念而獲啟蒙，進而透過留日遊歐的途徑積累其藝術能量，在美展中脫穎而出，成為家喻戶曉的藝術家以及形塑臺灣現代美術風貌的重要旗手。

在漢人傳統社會中，書畫藝術長久以來為文人菁英階層所壟斷，工藝美術又屬父子師徒私相傳授之民間技藝，皆相對封閉，且清一色為男性所主導掌控，女性不僅難得進入藝術堂奧，更遑論成為畫壇宗師。此種情況，在進入日治時期之後，即產生極大的改變。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推行國民教育的過程中，兼重女子教育的普及，透過思想啟蒙、身體解放以及社會參與等方式，轉化過去消極弱勢的角色。日本政府鼓勵女子接受教育，女子專門學校因紛紛設立，諸多在公學校、國語學校府屬女學校甚或高等女校等接受現代化菁英教育之女性，日後多成為在社會上發揮重要影響力的人物。

臺灣女性在此波教育現代化之影響下，逐漸形塑出現代女性自主意識，成為具有世界觀之現代知識分子，並因此走出家庭、婚姻及父權的長期箝制，更為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改變傳統上被動、壓抑而疏離的角色。而其在文藝上的傑出表現，更可說是奠基於此種相對自由的環境前提，以及女性身份認同逐漸強固的時代背景下所產生的。在臺灣近代美術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藝術家，如張李德和（1893-1972）及陳進（1907-1998）等就讀之臺北第三高女，即當時著名女校。

二、張李德和的書畫創作、交遊與文化活動 

張李德和出身雲林西螺傳統仕紳家庭，父親李昭元為前清儒學訓導，自幼即趨庭承訓，六歲入私塾學習漢文，建立扎實的漢學根柢。十一歲時（1903），進入西螺公學校就讀，並在家從劉毛習琴箏。十五歲（1907），入臺北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校（後改名臺北第三高女）技藝科就讀，十八歲(1910)自公學校畢業後，旋即任職於斗六公學校，開始其教育生涯。

由於自幼學習漢文、漢詩之背景，具有良好文學素養，加上個人喜好詩文創作之故，張李德和於三十四歲之時（1926），為響應全臺詩人擊缽吟詠風氣，即利用書房成立「琳瑯山閣詩仔會」，此乃其糾集嘉義諸同好推動藝文創作之始。自此以後，積極從事詩文創作及詩社交流活動，數十年間勤練不輟，故而屢有佳作發表。如《琳瑯山閣吟草》、《鷗社藝苑》、《琳瑯山閣唱和集》、《琳瑯山閣題襟集》、《羅山題襟集》、《詩詞合鈔》等多部著作行世，文名甚廣。基於其深厚廣博之漢文古典功力，因被文學史界喻為臺灣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漢詩人」之一。

在傳統漢學訓練與日本新式教育的雙向培育、啟蒙之下，興趣多元且多才多藝的張李德和，不論是詩、詞、書、畫，抑或是琴、棋、繡、蘭，無不精通，因此被譽為「七絕」（或「八絕」），堪稱臺灣近代迄於戰後文化界中最特殊的一位女性知識分子，在當時相當少見。張李德和在美術上的表現，屬於天才頓悟類型，遲至三十八歲之時（1930），才開始從同鄉林玉山學習東洋畫。雖然起步較晚，然因其優異天賦及勤習勵學，加上文學、書法的豐厚學養加持，於短短二、三年之間即創造藝術生涯高峰，為時人所驚嘆。自第七回（1933）臺展以來迄於第六回府展（1943）為止，前後十年之間連續獲獎，尤其是自第二回府展（1939）出品〈蝴蝶蘭〉一作獲得特選、總督賞起，其後第三、四回府展(1940-41)〈扶桑花〉、〈南國蘭譜〉等再次獲得特選等殊榮，由於其輝煌成績，最後並榮膺府展無鑒查推薦之尊譽，美術聲名已傳遍全臺。

除了在上述各類雅藝上具有精湛的表現外，張李德和更為人所津津樂道者，乃其長年投注體力、精神及金錢在籌設詩社、書畫會等方面的努力，透過詩文書畫創作風氣之倡導，普及藝文教育並推展地方文化建設、凝聚在地共識及向心力，功績卓著。其中，於日治期間與友人共創之「鴉社書畫會」（1928）、「自勵會」（1928）或參與「春萌畫會」（1930）、「墨洋社」（1930）及「耕外畫會」（1932）等展出活動；太平洋戰爭期間，因其崇高地方聲望，更受命組織保甲婦女團，發揮女性救國使命；迄於戰後，並曾籌辦書道會、婦女會及愛蘭會並參與「臺陽美術協會」等組織，持續致力於藝文風氣之推動，提升婦女精神生活及文化能見度至鉅。

張李德和與文壇、畫壇人物的創作交遊或雅集活動，多於自宅「琳瑯山閣」及「逸園」中舉行，此處因成為凝聚嘉義文化界向心力最重要的藝文沙龍。在上述諸書畫會中，相互往來的人士如陳澄波、林玉山、林玉書、吳文龍、陳丁奇、盧雲生等，皆堪稱藝壇翹楚。同時為普及書法教育，張李德和於民國五十二年（1963）創辦「玄風館」書道部，延聘陳丁奇為講席，並於隔年成立「玄風書畫會」，該會除教授書法外，另設有國畫、西畫、詩文等部，強調全面化、全才型之文化涵養教育，定期舉辦觀摩展覽。

從上述討論可知，張李德和一生勤儉自持、深具傳統女性美德，並曾積極從事頻繁且辛勞的社會工作，卻能公私兼顧、內外並理，甚為難得。做為嘉義近代史上文化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身兼詩人、書家、畫家、 教育家、慈善家及政治家等不同身分，雖身為女性，不僅在文藝創作上具有絕世才華，其多方位之能力表 現全然不遜於男性，堪稱全臺女性楷模。

三、女性繪畫系譜中的兩種典範─陳進與張李德和

日本殖民臺灣的五十年間，為提昇本地文化，並鼓勵美術創作，曾分別舉辦臺展十回（1927-1936）及府展六回（1938-1943）。此二大展覽會，已成為臺灣美術最大的競技場域，在學校相當有限的圖畫教育科目之外，或尚無美術館或專門美術學校推動的年代，擔負起形塑臺灣美術「地方色彩」的重責大任。不論是動植物寫生或風景、人物，立基於本地，藉由臺灣自身風土自然的呈現，已成為上述官展最重要的時代特色，並出現所謂「臺展型」的藝術風貌。

前後持續十六年的官辦美術展覽會，除了提供足以形塑不同美術世代以及一國一地藝術風貌的土壤之外，更成為每年秋天最重要的活動祭典、輿論匯聚之所；同時，成為藝術工作者追求身份與社會認同的重要場域，故而，臺、府展的開辦以及直接引起的社會效應，實難以估量。由於學校美術的推動，女性開始接受現代圖畫教育，進而在官方美展中與男性一較高下的情況，已逐漸成為司空見慣之事。

從臺、府展東洋畫部的入選或獲獎結果上來看，臺籍女性畫家人數雖不算多，然前後相繼，蔚為一時風尚，不論是氣勢或藝術成就上，皆已相當可觀。如陳進、蔡品、周紅綢、謝寶治、林阿琴、陳雪君、邱金蓮、張李德和、黃早早、彭蓉妹、林玉珠、張敏子、黃新樓、張麗子、余香等人，其中多人曾連續入選創造出令人注目的耀眼成果。自其獲選作品觀之，除了反映女性細緻典雅的抒情特質之外，皆能在嚴謹的自然寫生觀察中發揮時代精神，體現出二十世紀臺灣社會獨特的現代文化特質與社會面貌。此種重視當地景物、風俗現況寫生再現之趨勢，並延續至戰後，成為臺灣近現代美術最重要的視覺特徵。

在上述官展一舉成名的女性畫家之中，陳進和張李德和可謂其中的常勝軍，二人更是連續獲得三次特選並因而擁有「無鑑查」殊榮的「唯二」特例。此外，陳進更曾榮膺第六、七回（1932-33）臺展審查員資格，不僅成功建立個人藝術生涯高峰，藉此稱之為官展女傑亦不為過。眾所週知，在臺灣官展的發展歷史中，陳進早在臺展開辦之初（1927），即以尚未弱冠之若齡獲得「臺展三少年」美譽，成為首位家聲名遠播的女性畫家，此事件更象徵女性藝術家時代的正式來臨。陳進在臺灣近代畫壇的異軍崛起，在當時雖然是少數，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及扮演推波助瀾之關鍵性角色，上述女性畫家持續出現並屢屢獲選的情況，其發揮的激勵作用不可說不大。

在臺、府展的女性藝術家系譜中，以女性形象以及花鳥蟲草成為主要表現對象，具有某種格套，呈現溫柔婉約、清新雅致之女性特質，成為其共同特點。然而，如果稍將陳進與張李德和進行比較的話，即可看出其各自代表此系譜中的兩端，有著諸多方面的不同。首先，在學習背景方面，張李德和透過拜師林玉山開啟其藝術創作之門，所習形式較為固定，且因習畫時間較晚（1930），故而到府展時期才開始展露頭角，與陳進早在臺北第三高女接受鄉原古統的專業調教，並在臺展開辦之前（1925）即已進入東京女子美術學校的情況相當不同，前者屬於業餘與民間師徒制體系，後者則是正規的現代學院派教育，其個人興趣和畫風形成脈絡殊異。

其次，在藝術風格上，基於上述習藝歷程的不同所造成的影響，不論是在主題選擇或內涵呈現上，甚或是對「地方色彩」等問題的回應，都有著根本性的差別。作為純粹的藝術家，陳進的創作，以人物畫（女性人物）為主，擅長以膠彩創作美人經典圖像，不論是和服、漢服、原民服或現代裝扮，年輕或年老，其筆下人物著重傳達時代精神、客觀觀察以及對女性社會角色的反思，強調教養與新知並重的創作觀，在祥和平靜的圖像中凸顯女性的自主意識與現代性；擁有多重身份的張李德和則以花鳥畫為主，透過傳統水墨媒材間採寫生、寫意並行手段，傳達跨性別的文人畫「三絕」精神，藉以抒發個人情懷、歌詠和諧的家庭生活價值與倫理關係，較少直接涉及女性社會身份或社會性議題。張李德和研究者江寶釵曾對其女性角色進行評論說：

從今日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李德和完全受制於當時的性別觀念，並無前鋒性的觀點，但她亟思突破，成就女性自我，從她對文學與社會事業的投入，可以看到端倪。

這段話或許說出近代臺灣女性的共同處境，雖然仍難全然脫離男性宰制，然透過個人的努力以「成就女性自我」已可說是最大的突破，象徵女性建構社會主體價值的艱辛歷程與歷史成就。

最後，從臺灣近現代女性畫家歷史角色的角度來說，如果陳進是一位首發先例的開創者，代表一種接受最先進、最具輻射性與技術專業的現代美術觀念洗禮的女性知識分子的話，那麼，張李德和就應該說是一位鞏固該陣營的實踐者，繼承臺灣女性得來不易的歷史位置與社會成就，將傳統與現代加以巧妙融合，建立一種具包容性、反求諸己以及回歸地方文化體系的女性人文學者。二人的關係，一職業一業餘，一前一後，各在天秤兩端，成為兩種全然不同的典範，卻又能在歷史場域中相互交會、彼此成就其女性自我，成為支撐臺灣近現代女性藝術發展脈絡的基本軸線，缺一不可。

從日治時期迄於戰後初期，數十年間，臺灣女性藝術已自現代化啟蒙的發展過程中，隨著社會風氣、思想觀念的逐漸演變，以及美術向不同階層、性別的普遍開放，建立其自身的歷史定位。在此種時代潮流中，美術創作作為一種職業或業餘機制，隨著女性自主意識抬頭，產生形式及內涵上的主體化現象。一如在張李德和、陳進等人的作品中所見到的，臺灣女性畫家在傳統或現代社會中尋找自我定位，透過美術參與社會、介入教育、建構文化認同及身分意識，並藉以展現身體觀、社會觀及文化觀等，已成為彰顯女性自覺最重要的時代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