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食物問題，最初並不是經濟學，而是政治。冷戰時期民主陣營與共產陣營的比拼中，其中一項就是哪邊能提供人類足夠的食物。許多在二戰期間遭到蹂躪的地區，戰後最大的課題也是如何提供人民足夠的糧食，避免糧食不足出現政治動盪。所以糧食工業出現一個奇怪的特徵：就總金額論，糧食工業的產值極為巨大，但就獲利來看，糧食工業又微乎其微。因為要便宜提供糧食，以減輕人民負擔。而久而久之，縱然世界整體的經濟不停增加，但糧食的單價卻相對停滯。這種停滯迫使糧食生產往工業化、自動化、巨大化的方向邁進，最終變成只有數個托拉斯，控制絕大部分的糧食生產。

我還記得以前念書的時候學到，一地的家庭支出中，如果必須品的支出比重愈低，則可以說明該地的經濟發展程度愈高。糧食支出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但課本沒有提到，一旦壓低糧食價格變成執念，很有可能會付出我們難以估算的額外代價。比較輕微的，可能是人類飲食來源愈來愈單一，選擇愈來愈少，食物愈來愈乏味；而嚴重一點的，則是已開發地區和發展中地區的糧食分配差異愈來愈擴大，生產糧食造成的環境破壞與日俱增，化學添加、黑心食物成為常態，最終可能會造成生態或食物供應鏈崩潰，玉石俱焚。而且隨著食物工業發展，人人都可以吃飽的樸素心願似乎離我們愈來愈遠。今日全球飢餓人口的數量，已經倒退到1970年代的水準。

在書的最後，作者提出了幾個建議來扭轉這個逐漸被跨國集團掌握的糧食生產，其實這些我們都耳熟能詳：有機、本土、慢食、公平貿易、甚至是吃全素。但在台灣，這些名稱似乎沒有真正在扭轉糧食的趨向，反而比較像是布爾喬亞階級用來標榜自己品味的標籤。要到這幾年有些年輕人開始回歸農村，反省台灣對農業的刻板印象與錯誤認知，嘗試以更貼近台灣土地的方式種植農作物，這些布爾喬亞的標籤才真正開始有回歸鄉土的氣息。

不過，相較於歐洲或美國，台灣其實保留了更多原始的食物供應方式。有時我們不需要高舉本土有機，只要去附近的菜市場，找些老先生老太太擺小菜攤，那些菜應該都是時令的、沒有農藥、小額生產，購買的金額就直接給種菜的人，幾乎就是西方世界希望達到的目標。要落實那些歐洲人發明出來的時髦名稱，並沒有想像中來得困難。就算我們不得不外食，但我們可以找尋小吃店，而非連鎖速食店。也許小吃店也不盡然比速食店的食物來得營養美味，但至少我們付的錢是回到一般民眾的身上，而非遠在天邊的國際營運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