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作家歐大旭在紐約時報撰稿,提到新加坡華人在身分認同上的尷尬。會有這個問題,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新加坡政府的開放移民政策,吸引許多中國人前往投資定居。而這批近年才離開中國到新加坡的中國人,與本來就居住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產生嚴重的摩擦。

然而在中國人大批移居新加坡之前,台灣、香港也不乏有人移居加坡,成為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但這群人似乎沒有引起新加坡華人的不滿,也沒有激出新加坡華人的身分認同。很顯然,真正的不滿,在於文化與價值觀的落差,為了要與中國人移民畫清界線,新加坡華人開始更為強調自己是「新加坡」的背景,而非中國的源頭。

說來這正是台灣社會一直要嘗試去解決的事情。新加坡或今日香港所面臨的問題,台灣在解嚴之後,就已經開始要試圖處理,也就是省籍情結。而如今,面對中國的脅迫,年輕一輩的台灣人更寧願自己只有「台灣人」的身分,與「中國」劃清界線。也就是說,新加坡華人如今面臨的問題,正是台灣社會要企圖去釐清的。如果台灣能夠,我想新加坡華人也能夠。

「中國」魔咒之所以如此難以擺脫,主要在於漢人傳統對於「家鄉」的歸屬感。民國建立以前,中國的社會是以姓氏為核心,並以地望連結人際關係。所以一直以來,漢人離開家鄉,到其他地方生活,往往藉由「同鄉會」的名義來聯繫族人故里。莫說今日中國視為外國的東南亞地區如此,就是中國主要城市,也可以見到各地的同鄉會,說明過去的人際網路情況。

過去的漢人認同,僅止於對故鄉的認同。不同「故鄉」,往往不相為謀。所以台灣過去械鬥嚴重,往往是福建漳州和福建泉州的移民,或是福建的閩南人和廣東的客家人,他們從不會因為同是「大清子民」而相安無事。「國家」認同,還是從中華民國建立以後才逐漸普及到一般人當中。但這種認同的發展也不完全,嚴格而論,是要到中共建國以後,「中國人」這種概念,才成為一般的共識。

在建立「國家」的認同中,「華僑」是比較特殊的一群。因為海外華人移居時久,他們比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人更早接觸到西方的民族思想,對一個共同國家的認同較早有意識,因此在反清革命時,華僑成為很重要的經濟來源。也因此,縱然很多海外華人早已移居數代,在心態上仍以中國人自居。特別是東南亞一帶多半是西方殖民地,在他們心中,建立一個強盛的「祖國」與西方勢力抗衡,也有助於他們發展。

這使得今日中國人有一種錯誤的認知,以為你的家族只要曾經是中國人,你就永遠要當中國人。過去共產中國封閉,尚沒有什麼問題,但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國人到處橫行,他們以中共灌輸的洗腦思想,隨意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族群當成政治定義上的「中國人」,動輒批評。比如之前梁靜茹在網路上替馬來西亞隊伍加油,竟引起中國網民抨擊,顯然這些中國人被洗腦的很嚴重。

台灣也有類似的問題,但一開始非始於中共,而是國民黨政府。有台灣人認為台灣不可以屈從在中華民國代表的正統底下,必須從中獨立出來,台灣才能獲得真正的獨立地位。這樣的運動,到了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去中國化」可謂高峰,但當時的民進黨政府不敢拋棄「中華民國」的頭銜,只試圖將台灣一些公營單位的「中國」名稱拿掉,引來輿論訕笑。而且當時的「去中國化」還包括將台灣文化中的中國脈絡去除,引起主流輿論不滿。

這也是歐大旭文中的糾結之處。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寺廟,在在呈現出百餘年前從故土故地而來的文化傳承,沒有一處不「中國」。但文化傳承,與認同「中國」的代表的政治意涵,並無關聯。比如韓國,迄今仍維持著祭孔典禮,比起毀於文革,開放後才因應觀光所需「恢復」的曲阜祭孔更來得「中國」,但這並不妨礙韓國人的民族認同,韓國人也沒有因為要「去中國化」將祭孔儀式廢除。文化傳承與政治認同本就互不隸屬,況且過去華人的認同,並不包含抽象的國家,只是姓氏故里,中共欲以此偷換為對共產黨的認同,海外華人,實在不應隨之起舞,更不要說是深受威脅的台灣香港等地。

更何況,中共所建立之中國,從來不曾對海外華人伸出援手,反而任憑海外華人流離。二十世紀中葉在東南亞出現激烈的排華運動,其關鍵即在於中共片面取消所有海外華人的中國國籍,使他們一夕之間成為無主之民,成為當地政府驅逐殺害的對象。又因為中共為要討好東南亞的共產黨,對共產黨殺害侵奪當地華人不聞不問。中共棄絕海外華僑,又將回中國貢獻所長的華僑輒加逮捕迫害,迄今未歇。這樣的政府,其底下的人民卻還要海外華僑以中共為歸屬,實在荒謬可笑。

所以,今日「中國」,我們應嚴加定義,只有中共所成立之政權所及者,方可以「中國」稱之。「中國文化」,乃中共建國以後發揚人類卑劣心性之文化,「中國人」,乃被中共統治,無由見識人類尊嚴之人。至於曩昔被華僑帶往海外的文化傳承,則以「漢文化」、「華人文化」稱之。中國現狀醜惡至此,還是盡量切割乾淨為宜,免得橫遭池魚之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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