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看過杜汶澤主演的《低俗喜劇》,但近來香港一篇評論這部電影的文章頗引起香港一些評論人的不滿,竟使這電影從閒暇消遣變成殿堂討論的議題,相當奇妙。

這篇「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的爭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於作者的出身背景。當「內地人」(或稱大陸人、中國人)在香港幾乎成為過街老鼠之際,還明擺著要去罵一部強調正宗原味的港產片,還因此拿了評論獎,頗有藉機生勢之感。既然「有新聞就是好新聞」,幾篇文章罵來罵去也不痛不癢,作者倒是藉此「一戰成名」,實在是只賺不賠的投資。不過這樣講來,好似我也被囊括在內,也無可奈何。

我認為這篇文章還是講出了一點問題,比如「低俗」之於「港產片」的地位。為什麼彭浩翔會把「低俗」當成是港產片某種特色?顯然是著眼在跟大陸資金合作後所面臨的種種限制,尤其是共產國家特有的「淨化思維」。此篇評論文章也有類似的思維,比如當中寫道「對於文化藝術創作者而言,比創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怎樣用作品詮釋人性、關懷現實」,這實在幾近大言不慚,試問中國大陸那些跟著主旋律起舞的大腕導演,有幾人可以用作品「詮釋人性、關懷現實」?末了更宛如在寫應制文章一樣,竟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現實的人文關懷」,「健康」的審美?這種說法讓我想到文革時期畫共產黨幹部肖像要「紅光亮、高大全」的要求。用一點對岸的口氣,這叫「思想餘毒」。

所以,彭浩翔也許是基於這樣的背景,故意強調「低俗」,但「低俗」是否就等於港產片,當然很值得討論。是說香港人或許都心知肚明,拍攝《低俗喜劇》本身的隱喻,遠大於電影如何呈現,而宣傳手法當然又是旁枝末節。這齣電影在特定情境底下所呈現出的張力,若跟在台灣上映的狀態比較,最為明顯。台灣已經沒有中國跟香港之間的角力狀態,於是乎台灣人自然只會當成是「講了很多髒話(但聽不是很懂感受不到其強烈)的港片」來理解,台灣人自然也不會輕信這就是「正港港產片」,要知道台灣許多人對九十年代香港全盛期電影之嫻熟,毫不遜於香港人。

因此,這篇文章的問題,與其說是他批評錯誤,不如說他有著根本的盲點。以「內地人」之身分,他或許難以理解,創作不必然要為特定意識形態服務,而且無法體會香港人面臨強勢大陸人分食社會資源的不安與慍怒。這不是什麼優越感,而是生存危機。我自己猜測,或許共產黨統治底下的中國人一直以來被灌輸受害者的形象,以為全世界(包括香港和逃到台灣的手下敗將國民黨)都虧欠他們,如今他們佔了什麼便宜,佔了多大的便宜,都是理所當然。在這種前提底下,香港人任何反對中共當政者及其轄下人民的舉措,都是大逆不道,即便是《低俗喜劇》這樣戲謔的電影,也不可饒恕。文中講到電影裡顯現出來對中國的恐懼是「狹隘而毫無反思精神」,可見他只被電影的劇情所觸怒,見不到這部電影所折射出香港電影面對中方資金控制與言論鉗制下的痛苦和掙扎。當香港人的不滿用戲謔的方式呈現出來時,被批評的一方自然非常刺眼,遂用一種道貌岸然的姿態厲聲指責,於是出現這種結果。

我看這篇文章也不盡然客觀,因為我也對中共「教化」之下的意識形態素有戒心,這種文章輕易就挑起我的不安,說我偏幫香港,我並不否認。但這篇批評《低俗喜劇》的文章可以拿到五萬港元的獎金,其影響力或某種權力之彰顯,不言而喻。我倒很樂見因為批評這篇文章,對「香港主體性」可以有更多的討論,真正凝聚出一個香港影視文化的共同記憶,如此倒也是這篇評論文章的一點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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