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尼賈德的《戰後歐洲六十年》（Postwar）終於出完最後的中譯本─1989到2005年。這個完全屬於現代的時間點，要做研究殊非易事，所以賈德在這部分似乎比較少有定論式的觀點，而且非常明顯忽略掉西歐主要國家的政經變化，尤其是英法兩國，大概是因為2005年的當下，大家仍非常熟悉英法等西歐主要國家發生了什麼事情，無須多費唇舌。
所以走筆至此，賈德非常選擇性的挑他覺得重要的事情談論，比如談蘇聯崩潰後各自獨立的東歐諸國，談歐盟這時候的發展，以及在這個大架構底下一些次要的主題，像是南斯拉夫戰事或比利時的問題。乃至到了結論，也是原書中的結論〈來自死者之屋──論現代歐洲的記憶〉，講的是歐洲各國怎麼面對二戰猶太人大屠殺，彷彿有點前言不對後語（那怕與前三本放在一起看）。但若論及到這本書最終提到的大哉問：戰後歐洲到底可以帶給人類什麼價值？這應當是賈德認為最重要的價值。
從2005年到迄今又已經過了七年，正要邁向第八年。這幾年的變化翻天覆地，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如今歐洲深陷金融危機當中，看似趨於平靜，但關鍵的制度並沒有更改，能不能安然度過還是一個問號。所有九十年代的問題幾乎都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卻仍不斷湧現，以六十年代鋼鐵關稅同盟為出發點的歐盟，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嗎？前景殊不樂觀。但有趣的是，即便如此，正如賈德所云，歐洲儼然已經成為人類發展的某種典範，無論歐洲內部各地的差異有多大，歐洲整體所顯現的正面形象在二十世紀末葉達到高峰。身為台灣人，這種感受非常明確。自解嚴以來，我們所仰望的「進步」範本永遠不離美國、日本、歐洲，而在最近幾年，由於美國的國際形象大壞，漸漸不在「仰望」的名單中，只剩下日本的某些部份，以及歐洲的全部。台灣某些自詡進步的「文青」，甚至完全以歐洲作為標準。台灣的當代藝術界如今只談論法國的當代哲學與歐洲的當代藝術活動，真是「除卻歐洲不成藝」。更不要說政治制度、人權指標、環境保護、文化發展這些理所當然以歐洲為模範的範疇。「歐洲」變成一個美好的想像，理想的範本，完全沒有人會想起六十年前整個歐洲幾乎遍地廢墟、殘破不堪，所有的專家學者都悲觀的指出要恢復戰前的狀態至少要數十年之久。
即便到眼下，我們仍以歐洲為標榜。雖然歐盟的經濟如此之壞，失業率居高不下，復甦欲振乏力，又加上亞洲諸國的崛起，歐洲的地位不斷下滑。可是歐洲仍然是一個理想，無論是廢死或是廢核，或是任何人類應該要追求的理想，我們都會拿歐洲為標榜，而且無論持什麼心態，都如此認為。比如廢死，反對廢死的人常常會講一句話當作理由「台灣人的水平沒有歐洲人那麼高」，這顯然沒有什麼數據或學術研究作依據，僅僅只是一般人腦子裡的成見。我對這種想當然耳的成見不以為然，卻反映出台灣人（以至於許多後進國家）對歐洲的普遍觀感。
這種「歐洲範兒」的源頭，對賈德而言，就是承認二戰期間猶太人大屠殺。而讓我深感意外的，是對大屠殺的反省，竟很晚才開始。一直到六十年代以前，西歐各國政府和歷史學者普遍對此事避而不談，尤其忌諱強調猶太人。而促成這種反省，還得借助美國之手才得以浮出檯面。世人普遍讚揚德國人的反省心態──特別是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反省──其實要等到七十年代才真正出現，而且是透過沒有戰爭記憶的戰後一代來達成。時序最晚的法國，其反省的時間點，幾乎跟台灣反省二二八事件的時間點差不多。面對猶太大屠殺的心態，無論是戰勝國或戰敗國、依附美國的西歐或依附蘇聯的東歐，都要共同面對。易言之，所謂承認猶太大屠殺，其實就是要自己的國家民族（乃至於個人）去面對近代歷史最黑暗的一面，勇於承認，並學習帶著這個汙點走下去。這課題實在太困難，困難到揆諸世界，彷彿也只有歐洲有做到。
說穿了，要歐洲各國承認猶太大屠殺的罪孽，其實就是要他們承認他們自相殘殺。縱然某些國家不承認他們國家境內的猶太人是本國人（比如比利時），但猶太人也是歐洲人，這點無庸置疑。在歐洲共同體出現，使「歐洲」這個概念變得具體可見後，兩次大戰的殺戮記憶便更難避而不談，而最直接也最明確的，就是猶太大屠殺。
如果用這種觀點參照，我會得出一個跟現下主流觀點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一般我們都拿日本德國兩國比較，但就「自相殘殺」這件事來看，真正跟要德國比較的，其實是屠殺自己人民的政權（日本再怎麼樣，也排不到「屠殺自己人民」這個罪名）。以台灣為例，當然就是二二八事件。但二二八事件有個弔詭之處，原本這件事情可以看成「中國人殺中國人」來反省，但伴隨這個事件背後的台獨意識，使二二八變成「中國人殺台灣人」，或「國民黨殺台灣人」（比較針對性）的思考邏輯，原本自省的動力為之解消，二二八事件在解嚴後的台灣政治變成挑動族群對立的利基。而更早的族群內鬥，比如對原住民的壓迫、漳泉械鬥之類的事情，則完全在台獨論述中消失。若由此來看，很可惜，二二八事件原本可以是華人世界中唯一真正對「自相殘殺」有所反省的基礎，但卻在台獨意識的主導下異質化，至於對岸，則根本不可能對國家政權屠殺自己人民有什麼反省，甚至連討論都有困難。
但因為如此，就能映襯出戰後歐洲在這一作為上之難得。當然，這樣的演變或有其機緣巧合，一則在冷戰年代，西歐可以說是少數在美蘇夾縫中享有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經濟發達的地方（幾乎是獨一無二），類似處境的日本得益於中國分裂，得以擱置對中國的戰爭責任，但在歐洲，交戰雙方都在美國的勢力範圍，又因為美國這個幾乎置身事外、卻又強力介入的外力，使猶太大屠殺可以成為歐洲諸國反省錯誤的基礎。俄羅斯遲至蘇聯解體之後才開始討論前蘇聯時期的屠殺，驅動力已經大不如先前的歐洲，更不要說中國、中南半島、非洲諸國。
所以，這或許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要學習的歐洲價值，其他不過是從這個根源發展出來的東西。而我在猜測，這也或許是賈德不喜法國的原因：對賈德而言，法國的反省最晚、最不情願，完全喪失戰前那種「法蘭西」式的從容自信與淑世情操，處處顯現出二流國家才有的特質，雖則這並不妨礙法國在歐洲（或全球）知識界的地位。而這也適時反映在法國在國際政治上的狀態，一手由法國主導的歐盟如今變得左支右絀，迫使法國不得不與昔日的死敵德國聯手，而實際上歐洲大權已經操控在德國手中。這雖然是一開始就能預期的結果，但我想對歷史的反省，多少也影響兩國面對未來的作為與手段。
但，歐洲的實際影響力，確實不斷下降。賈德寫成的2005年已經有端倪，卻難以想像後來如此劇烈的發展。金融風暴大幅削弱「白人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歐洲自是首當其衝。崛起的中國雖然漏洞處處，卻不能否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確實愈發加重，而且歐洲各國素來對共產中國非常禮遇，東歐自不用論，那怕對共產主義最反感的英國，也是如此。中國在金融風暴後突然變成歐洲諸國的「金主」，也不是太意外，畢竟他們一向合作愉快。而就國際事務上，歐洲著力之處更少，西歐早就對遠東不聞不問，近東也使不上什麼力，非洲則是汙點處處，以極不光彩的方式放棄這些前殖民地。其實就連近在咫尺的巴爾幹半島，歐盟也束手無策，雖說有北約介入，基本上也是美國主導。歐洲各國從之前的「帝國強權」，轉變為宛如神主牌一樣附庸在美蘇兩國，這當然是自戰敗後就開始，非始於今日。不過就外人來看，也不失是件好事。
我想對台灣人來說，歐洲自我認同的焦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知道，歐洲有如今這一切，不是憑空得來，我們在讚嘆的同時，也要認真理解他們背後所付出的代價。就好像大陸人看台灣社會，只會對眼見的表象說些泛泛之語，他們不知道其間歷經了什麼過程。如果歐洲真的有值得追尋的價值，就賈德來看，應該是懂得自我反省的價值。寫起來這麼簡單的東西，實際做起來，卻這麼難。
前面三本筆記：
戰後歐洲六十年筆記
戰後歐洲六十年II筆記
戰後歐洲六十年III筆記
所以走筆至此，賈德非常選擇性的挑他覺得重要的事情談論，比如談蘇聯崩潰後各自獨立的東歐諸國，談歐盟這時候的發展，以及在這個大架構底下一些次要的主題，像是南斯拉夫戰事或比利時的問題。乃至到了結論，也是原書中的結論〈來自死者之屋──論現代歐洲的記憶〉，講的是歐洲各國怎麼面對二戰猶太人大屠殺，彷彿有點前言不對後語（那怕與前三本放在一起看）。但若論及到這本書最終提到的大哉問：戰後歐洲到底可以帶給人類什麼價值？這應當是賈德認為最重要的價值。
從2005年到迄今又已經過了七年，正要邁向第八年。這幾年的變化翻天覆地，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如今歐洲深陷金融危機當中，看似趨於平靜，但關鍵的制度並沒有更改，能不能安然度過還是一個問號。所有九十年代的問題幾乎都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卻仍不斷湧現，以六十年代鋼鐵關稅同盟為出發點的歐盟，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嗎？前景殊不樂觀。但有趣的是，即便如此，正如賈德所云，歐洲儼然已經成為人類發展的某種典範，無論歐洲內部各地的差異有多大，歐洲整體所顯現的正面形象在二十世紀末葉達到高峰。身為台灣人，這種感受非常明確。自解嚴以來，我們所仰望的「進步」範本永遠不離美國、日本、歐洲，而在最近幾年，由於美國的國際形象大壞，漸漸不在「仰望」的名單中，只剩下日本的某些部份，以及歐洲的全部。台灣某些自詡進步的「文青」，甚至完全以歐洲作為標準。台灣的當代藝術界如今只談論法國的當代哲學與歐洲的當代藝術活動，真是「除卻歐洲不成藝」。更不要說政治制度、人權指標、環境保護、文化發展這些理所當然以歐洲為模範的範疇。「歐洲」變成一個美好的想像，理想的範本，完全沒有人會想起六十年前整個歐洲幾乎遍地廢墟、殘破不堪，所有的專家學者都悲觀的指出要恢復戰前的狀態至少要數十年之久。
即便到眼下，我們仍以歐洲為標榜。雖然歐盟的經濟如此之壞，失業率居高不下，復甦欲振乏力，又加上亞洲諸國的崛起，歐洲的地位不斷下滑。可是歐洲仍然是一個理想，無論是廢死或是廢核，或是任何人類應該要追求的理想，我們都會拿歐洲為標榜，而且無論持什麼心態，都如此認為。比如廢死，反對廢死的人常常會講一句話當作理由「台灣人的水平沒有歐洲人那麼高」，這顯然沒有什麼數據或學術研究作依據，僅僅只是一般人腦子裡的成見。我對這種想當然耳的成見不以為然，卻反映出台灣人（以至於許多後進國家）對歐洲的普遍觀感。
這種「歐洲範兒」的源頭，對賈德而言，就是承認二戰期間猶太人大屠殺。而讓我深感意外的，是對大屠殺的反省，竟很晚才開始。一直到六十年代以前，西歐各國政府和歷史學者普遍對此事避而不談，尤其忌諱強調猶太人。而促成這種反省，還得借助美國之手才得以浮出檯面。世人普遍讚揚德國人的反省心態──特別是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反省──其實要等到七十年代才真正出現，而且是透過沒有戰爭記憶的戰後一代來達成。時序最晚的法國，其反省的時間點，幾乎跟台灣反省二二八事件的時間點差不多。面對猶太大屠殺的心態，無論是戰勝國或戰敗國、依附美國的西歐或依附蘇聯的東歐，都要共同面對。易言之，所謂承認猶太大屠殺，其實就是要自己的國家民族（乃至於個人）去面對近代歷史最黑暗的一面，勇於承認，並學習帶著這個汙點走下去。這課題實在太困難，困難到揆諸世界，彷彿也只有歐洲有做到。
說穿了，要歐洲各國承認猶太大屠殺的罪孽，其實就是要他們承認他們自相殘殺。縱然某些國家不承認他們國家境內的猶太人是本國人（比如比利時），但猶太人也是歐洲人，這點無庸置疑。在歐洲共同體出現，使「歐洲」這個概念變得具體可見後，兩次大戰的殺戮記憶便更難避而不談，而最直接也最明確的，就是猶太大屠殺。
如果用這種觀點參照，我會得出一個跟現下主流觀點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一般我們都拿日本德國兩國比較，但就「自相殘殺」這件事來看，真正跟要德國比較的，其實是屠殺自己人民的政權（日本再怎麼樣，也排不到「屠殺自己人民」這個罪名）。以台灣為例，當然就是二二八事件。但二二八事件有個弔詭之處，原本這件事情可以看成「中國人殺中國人」來反省，但伴隨這個事件背後的台獨意識，使二二八變成「中國人殺台灣人」，或「國民黨殺台灣人」（比較針對性）的思考邏輯，原本自省的動力為之解消，二二八事件在解嚴後的台灣政治變成挑動族群對立的利基。而更早的族群內鬥，比如對原住民的壓迫、漳泉械鬥之類的事情，則完全在台獨論述中消失。若由此來看，很可惜，二二八事件原本可以是華人世界中唯一真正對「自相殘殺」有所反省的基礎，但卻在台獨意識的主導下異質化，至於對岸，則根本不可能對國家政權屠殺自己人民有什麼反省，甚至連討論都有困難。
但因為如此，就能映襯出戰後歐洲在這一作為上之難得。當然，這樣的演變或有其機緣巧合，一則在冷戰年代，西歐可以說是少數在美蘇夾縫中享有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經濟發達的地方（幾乎是獨一無二），類似處境的日本得益於中國分裂，得以擱置對中國的戰爭責任，但在歐洲，交戰雙方都在美國的勢力範圍，又因為美國這個幾乎置身事外、卻又強力介入的外力，使猶太大屠殺可以成為歐洲諸國反省錯誤的基礎。俄羅斯遲至蘇聯解體之後才開始討論前蘇聯時期的屠殺，驅動力已經大不如先前的歐洲，更不要說中國、中南半島、非洲諸國。
所以，這或許才是我們真正應該要學習的歐洲價值，其他不過是從這個根源發展出來的東西。而我在猜測，這也或許是賈德不喜法國的原因：對賈德而言，法國的反省最晚、最不情願，完全喪失戰前那種「法蘭西」式的從容自信與淑世情操，處處顯現出二流國家才有的特質，雖則這並不妨礙法國在歐洲（或全球）知識界的地位。而這也適時反映在法國在國際政治上的狀態，一手由法國主導的歐盟如今變得左支右絀，迫使法國不得不與昔日的死敵德國聯手，而實際上歐洲大權已經操控在德國手中。這雖然是一開始就能預期的結果，但我想對歷史的反省，多少也影響兩國面對未來的作為與手段。
但，歐洲的實際影響力，確實不斷下降。賈德寫成的2005年已經有端倪，卻難以想像後來如此劇烈的發展。金融風暴大幅削弱「白人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歐洲自是首當其衝。崛起的中國雖然漏洞處處，卻不能否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確實愈發加重，而且歐洲各國素來對共產中國非常禮遇，東歐自不用論，那怕對共產主義最反感的英國，也是如此。中國在金融風暴後突然變成歐洲諸國的「金主」，也不是太意外，畢竟他們一向合作愉快。而就國際事務上，歐洲著力之處更少，西歐早就對遠東不聞不問，近東也使不上什麼力，非洲則是汙點處處，以極不光彩的方式放棄這些前殖民地。其實就連近在咫尺的巴爾幹半島，歐盟也束手無策，雖說有北約介入，基本上也是美國主導。歐洲各國從之前的「帝國強權」，轉變為宛如神主牌一樣附庸在美蘇兩國，這當然是自戰敗後就開始，非始於今日。不過就外人來看，也不失是件好事。
我想對台灣人來說，歐洲自我認同的焦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知道，歐洲有如今這一切，不是憑空得來，我們在讚嘆的同時，也要認真理解他們背後所付出的代價。就好像大陸人看台灣社會，只會對眼見的表象說些泛泛之語，他們不知道其間歷經了什麼過程。如果歐洲真的有值得追尋的價值，就賈德來看，應該是懂得自我反省的價值。寫起來這麼簡單的東西，實際做起來，卻這麼難。
前面三本筆記：
戰後歐洲六十年筆記
戰後歐洲六十年II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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