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王耀庭，《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1期，2005

一、

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籤題〈五代南唐董源洞天山堂〉、〈五代南唐董源龍宿郊民圖〉兩軸大幅名作。一九四七年故宮、中央兩博物館於南京聯合展覽時，〈洞天山堂〉高掛畫廊中央，一派泰山巍峨的氣勢傲視群倫，可見此畫當年以百代宗師的姿態出現，而〈龍宿郊民〉一向也是研究者所熟悉的。關於兩件名作的研究，〈洞天山堂〉並未見專題討論；〈龍宿郊民〉則側重於「話題」的意義解釋。

二、

〈五代南唐董源洞天山堂圖〉本幅絹本。縱一八三‧二公分；橫一二一‧二公分。左上端有「洞天山堂」四楷書大字。詩塘有王鐸（1592-1652）題：「神禮氣韻。古秀通靈。入於□微。董源此圖。當屬元化。丙戌端陽後三日題於瑯華館。孟津王鐸為二弟仲和憲副。」鈐印二：文淵太傅。王鐸之印。景象上可謂崇山茂樹，雲頭環鎖山腰，幽深中，則殿宇高聳，露出屋頂，曲澗飛泉，有人橋上迎客。

對於此畫的認識，從一般山水畫之外，應該從道教題材做認識。左上端「洞天山堂」四字楷書，自是非道教所屬不可。本圖左下角，木頭上一偉岸人物，籠袍袖手，而前面兩人著官服，正面者團領袍、頭戴?頭；身背者也該是著長袍，也是戴?頭。兩官員之手勢及身體動作，均當是前來迎客引導者。此偉岸人物隨有僕從三人，一年長者挑擔，二少年，在前者提盒，後者肩傘。這是何故事呢？

畫之左上角「洞天山堂」四字用以為「畫題」，但此「畫題」是畫作之「命題」而隨畫完成之後所題，或是日後見畫而「取名」？從書法之風格言，實難有所判斷。詩塘上之題跋王鐸固然是一代名家，此四字是否出於他的手筆？若以王鐸跋於故宮博物院所藏〈關仝秋山晚翠〉圖上之顏體楷書做一簡單比較，恐也未必。但是，細審此四字，墨色該不是後來所加。這雖帶來一大困惑，然而，從「洞天」隨即連想「福地」，那該是「道教」的名山。就此「洞天山堂」四字，可否解析為某一「洞天」，「山堂」指的是山中的這些樓房建築物：道教宮觀。

「洞天福地」出於道教的神仙說，一向被認為是長生不老的神仙所居住的勝境，一種憧憬與嚮往的世界，包括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洞天福地」紀錄略有差異，但各個洞天福地盡是在山上或是一山洞，或是一座山峰，也有「源」，指的是「凹地」，水流匯集處，也可能指一座橋、道觀、甚至石壇等。大抵說來「洞天」仍以山洞為主；福地則多指一座山峰。著名道教人物，如葛玄、葛洪以及名道士陶弘景、寇謙之、司馬承禎等人，都曾經是居住其中。


（《天下名山圖》〈茅山圖〉，光緒十年重刊明墨繪齋縮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與原文附圖不同）

那本圖畫中景為何？畫中之山是否即為某一「洞天」？自「三十六洞天」來尋找。其中：「茅山本句曲山，第八華陽洞天，第一地肺福地，漢茅君昆季棲遁，登晨於此山，因氏茅。」再從圖像上察考。以崇禎六年（1633）刊行之《名山圖》，出版者自謂：「名山圖，仿自舊志。」圖中所登錄有「茅山」。將此「茅山圖」與〈洞天山堂〉比較，《名山圖》的〈茅山〉右半幅，用前述「重山茂樹，雲陣環鎖山腰，幽深中，則殿宇高聳，露出屋頂，曲澗飛泉」的形容詞，一樣可以覆按的。或者說，高山的形狀、殿宇的位置。乃至右下角之木橋，曲徑上一人肩荷行李一竿（〈洞天山堂〉圖上多增一持杖者，為兩人），雖說《名山圖》裡〈茅山〉的條橋上少了迎客人物。大體而言，畫中的諸樣母體與相關位置，乃至比例都是出於描繪同一對象。出於舊志的《名山圖》，既然指定是「茅山」，當然有理由相信〈洞天山堂〉畫的也是「茅山」。

再檢視〈洞天山堂〉高峰下雲端上交界處，畫有山洞，覆按元代道教名士吳全節（1268-1346），對於這位促成《茅山志》的編輯、出版的人物，他曾數上茅山。延祐元年（1314）五月，吳全節重祀茅山時有詩。〈重登第一錄〉：「重登大峰頂，曉色正蒼涼。華構煙霞狀，幽居日月長。碧雲浮洞戶，清露沁衣裳......」〈三峰〉詩寫道：「三峰琳宇狀，松老鶴知還。江白南徐夜，樓青北固山。浮雲通地肺，古洞敞天開。寄語尋仙者，蓬萊只此開。」詩中「碧雲浮洞戶」、「古洞敞天開」，也可以為〈洞天山堂〉圖上諸主峰上的山洞，就是茅山所有作證明。又〈洞天山堂〉右下角畫何故事？與茅山相關之名道家人物，如梁武帝（502-533）時之山中宰相陶弘景（456-536）最為著名。但似與畫中有所迎迓不符，再查《茅山志》，「元符萬寧宮，在積金山。陶隱居道靖故居。劉先生混康（活動於十一世紀末）庵居其上。先生以道遇哲宗，詔以所居為元符觀，崇寧五年落成，徽宗御題額曰：『元符萬寧宮』，復於上清儲祥宮之側，建元符別觀，為先生入朝寓直之所，今宮舊製，其初登山為『通仙橋』，直元符萬寧宮門，」此橋可釋為「通仙橋」。劉混康之身分也有可相比對印證處。「茅山上青三景法師劉混康，以道業聞于東南，迺遣中謁者致禮，意欲必起之。混康不得辭，既朝，遂住持上清儲祥宮，恩數頻繁，為國廣成，已而求還」這兩位穿官服的人物，就可解釋為「中謁者」。

（下接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