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原為張麗生《急就篇研究》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版。）

急就篇，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家云：「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元帝原誤成帝，從錢大昭說改），是也。漢志所謂小學，即童子啟蒙之書，所列自史籀篇以下，凡十四家四十五篇，皆童蒙共習之書也。故小學家敘曰：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

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學，學五經（謂十五以上至二十也）。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謂九歲以上，十四歲以下。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
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
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齊民要術卷三引）

夫小學與大學相對，而急就、三倉與六甲、九九相並列，則小學之性質可知。後漢書盧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謂漢世儒者不信孔壁古文經，僅以之備六書之一體，謂為童蒙識字之書，故云：「降在小學。」可知小學者，初學童蒙之書也。漢志六藝略於六經之後，又附以論語、孝經、小學三家，敘六藝為九種，蓋論語與孝經為讀六經之基礎，而小學為幼童啟蒙之書，又為讀論語、孝經之基礎也。崔寔是東漢人，所記當時幼童讀書情形正是如此。一直到唐朝，童子在讀五經之前，仍以一年的時間，先把論語、孝經讀熟，吾人所見敦煌石室唐人寫本經卷子，論語與孝經的白文本子獨多，卻往往錯別字連篇，字體亦劣弱不堪，那都是唐時童子的鈔本，或默寫的本子，這種現象，正好可以跟當時的教育情形相印證。下而宋末王應麟作的三字經，還有「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的話。訓詁和句讀，就是漢人所謂的小學，只是自朱子表彰四書後，論語擴充而為四書，四書乃與孝經同為讀六經之先修科目耳。這種為學的次第，自漢以來，可以說一直都沒有什麼改變的。

漢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教之六書者，教其識字也。又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會寫九千多字也，會寫九千多字，則於日常應用之際，可以取用不窮，故可以為史也。說文解字凡收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大約就是一般需要認識的字，許慎一一說其造字之義，蓋之造字之義，則字之形體可得其正矣。漢志又說：「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正因為令史於日用之字無不識，無不會寫，故於吏民上書字有謬誤者，可以舉劾之也。從漢志的話可以知道，漢人所謂小學，只是幼童啟蒙之書，欲令幼童藉此以識得日常一般用字，並學得一些普通常識而已，並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

我們看四民、月令的一段話，知道篇章與孝經、論語都屬小學的範圍，而漢志卻按照諸書的性質，將論語、孝經別著，只以六書之屬為小學家，因而使得後來清儒誤解了漢志的意思，竟以文字、聲訓、訓詁之學為小學。所以四庫全書的經部小學類，分為三類，爾雅、方言等為訓詁之屬，急就、說文等為字書之屬，廣韻、集運等為韻書之屬。可是我們看漢志，爾雅實在孝經家，並不在小學家。爾雅所以與孝經同類，鄭玄說得最為清楚，他說：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敘疏引鄭玄六藝論）

又說：

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周禮大宗伯疏引鄭玄伯五經異義）

漢人既以爾雅與孝經同為釋經總會之書，故列之為孝經家，與小學家之為啟蒙之書自然不同類了。乃西京雜記卷三云：「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爾雅，爾雅，小學也。」雜記舊題劉歆撰，則此「先君」指劉向也。漢志是節錄劉歆的七略，七略又是根據劉向別錄而來。假使向、歆父子以爾雅為小學，漢志豈得將之置於孝經家乎！即此一事，足證雜記一書不出於歆。顧自清代以來，辨此書之偽者多人，卻沒有一人注意及此。於為輕輕拈出，不覺為之大快。從另一方面來說，小學固是字書，四庫總目還把漢志小學家的急就篇列於字書之屬，但漢志的小學，與說文一類的書，其實大有不同。說文是解說字義的書，逐字解說，性質同於後世之字典。小學則屬字成文，其文辭皆有意義，蓋欲幼童識其字，諷其文，因以啟迪其知識，其用又不僅在文字而已。所以古之小學，不是文字學。至諸書所引三蒼遺文，皆備有訓詁，此乃漢人的注解，並非李斯諸人的本文，猶之急就篇之顏師古注耳。所以小學也不是訓詁學。急就篇皆用韻，三蒼遺文亦然，此不過取便為諷誦，如詩經之諧韻而已，可知小學也不是聲韻學。

小學既是啟蒙之書，除了一些人倫日用之常，千古不易之道以外，其內容必須隨著時代而有所改變，所以這一類的書，歷代都有新編的本子。老殘遊記裡記老殘問書肆中人，最暢銷的是什麼書，回答說是「三百千千」。三為三字經，百為百家姓，千為千字文，下一個千則為千家詩。漢志小學類注錄的十家書，其中一家也沒有。蓋漢代以前的那些書，年祀既遠，內容已感落伍，不合乎時代要求，故不復有人誦習，而自然歸於淘汰。現在，漢志著錄的小學十家，傳下來的，只有急就篇一種，其餘九種都亡佚了。據顏師古注急就篇敘說：「蓬門野賤，窮鄉幼學，遞相成禀，猶競習之。」但「縉紳秀彥，膏粱子弟，謂之鄙俚，恥於窺涉。」大約因為此書羅列日用物品名稱，猶後世之雜字，習之足以居家記事，又篇首廣陳諸姓及名字，可以隨時施用，窮僻之鄉，備此一書，堪當萬寶全書，故至唐初猶競習之。但仕宦之家，自有當時流行的初學課本，當然覺得此書不夠時髦，而恥於窺涉了。史籀、倉頡諸書既亡，漢時小學之書，為此一書存，則居今之世，而欲考見漢時初級教育的內容，舍此別無所求。更何況其所羅列的諸名物，實是重要的漢代社會史料，其中的姓名，可據以研究漢代的姓氏；其書通篇皆用韻，又是研究古音的重要材料。今天，我們雖不必再拿它作為國民小學的國語課本，它卻實實在在是一本極為重要的古書。

急就篇是漢時童子誦習之書，漢時鈔寫流傳，自然是用當時流行的隸書。事實上，今天吾人所能看到的漢人急就篇墨跡，也無一而非隸書鈔寫的。這種鈔本，以今日之所知，羅振玉流沙墜簡有六簡，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二編有二簡，有鄒氏適廬舊藏一殘塼，書篇首至「誠」字共三行，皆隸書也。漢書藝文志說：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段六十字為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

史籀據說文敘說是周宣王時人，其書自然是用當時通行的所謂籀文，蒼頡是秦朝的書，所以儘管多取史籀篇中的字，卻是用秦篆來書寫的，凡將、急就等書敘述在「始造隸書」以下，可知那些書都是用隸書來書寫的，蓋非如此則幼童無法誦習，這跟我們今天的小學課本必用楷書，道理是一樣的。漢志又說：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

正因為漢代已不用篆，所以漢代的閭里書師，面對著用篆文書寫的三蒼，就有許多字不認識，政府還得特地從齊地請來古文字專家，才能一一認清楚。所以吾人可以斷定，漢代作為幼童誦習之書的急就篇，其本子一定是用隸書鈔寫的。

上面提到的漢人隸書寫本，除一殘塼外，其餘都是寫在木簡上的。但簡是大名，實在包括好幾種形制。寫急就的簡有兩種，一種是簡，一種是觚。簡是一種窄而常的木條片，一般所謂漢簡皆即此種。觚，字亦作柧，漢書律曆志注引蘇林曰：「六觚，六角也。」一切經音義七十三引通俗文曰：「木四方為棱，八棱為柧也。」史記酷吏列傳索隱引應邵曰：「觚，八棱有隅者。」以上漢人說觚之形如此，故顏失古注急就曰：「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但出土漢簡中之觚，未見有八面者；六面以外，卻另有三面、四面者。說文云：「柧，柧棱，殿堂上最高之處也。」繫傳引字書曰：「三棱為柧木。」羅振玉以為「柧棱者，蓋謂上自屋脊，下訖前後簷際，以次斜削，正成三角形。作書之觚，與柧棱之柧，其形正同。柧以三棱為初形初義，故傳世古代酒器之觚亦為三廉。其後由三棱而六，而八，寖失厥初，此孔子所為嘆觚不觚矣。」漢人鈔寫的急就，有一些是鈔在木觚上的，急就篇開頭第一句就說：「急就奇觚與眾異。」所說的觚，即指此物，陸機文賦的「或操觚以率爾」，就是我們今天「率爾操觚」一句成語的出處，西京雜記卷三，「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常棄觚而嘆曰。」這兩處的觚，亦皆是此物。漢人的小學書，多寫以觚，史游作急就篇，大約就是自己寫在觚上的，故而自謂「急就奇觚」也。「奇」者，「與眾異」也；與眾異者，以其「羅列諸物名性字」，而又「分別部居不雜廁」也。前此的一切小學書，內容大概都與後來的三字經、千字文相近似，而急就篇獨以科學方法，部類一切諸物名姓之字，使以類相從，易學易記，故而能夠「用日約少誠快意」也。用日約少，由今言速成之意，此書之取名急就者以此。（旁案：張麗生本文逕將觚視作酒器，還侈言「講究的佳美材料做成的飲酒觚」，史游書急就篇於其上。大謬。于大成應是不便遽改，婉轉於序中正義之。）
（接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