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為張麗生《急就篇研究》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版。)

急就篇,最早著錄於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家云:「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元帝原誤成帝,從錢大昭說改),是也。漢志所謂小學,即童子啟蒙之書,所列自史籀篇以下,凡十四家四十五篇,皆童蒙共習之書也。故小學家敘曰: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

農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學,學五經(謂十五以上至二十也)。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謂九歲以上,十四歲以下。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
八月,暑退,命幼童入小學,如正月焉。
十一月,硯冰凍,命幼童讀孝經、論語、篇章,入小學。
(齊民要術卷三引)

夫小學與大學相對,而急就、三倉與六甲、九九相並列,則小學之性質可知。後漢書盧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謂漢世儒者不信孔壁古文經,僅以之備六書之一體,謂為童蒙識字之書,故云:「降在小學。」可知小學者,初學童蒙之書也。漢志六藝略於六經之後,又附以論語、孝經、小學三家,敘六藝為九種,蓋論語與孝經為讀六經之基礎,而小學為幼童啟蒙之書,又為讀論語、孝經之基礎也。崔寔是東漢人,所記當時幼童讀書情形正是如此。一直到唐朝,童子在讀五經之前,仍以一年的時間,先把論語、孝經讀熟,吾人所見敦煌石室唐人寫本經卷子,論語與孝經的白文本子獨多,卻往往錯別字連篇,字體亦劣弱不堪,那都是唐時童子的鈔本,或默寫的本子,這種現象,正好可以跟當時的教育情形相印證。下而宋末王應麟作的三字經,還有「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的話。訓詁和句讀,就是漢人所謂的小學,只是自朱子表彰四書後,論語擴充而為四書,四書乃與孝經同為讀六經之先修科目耳。這種為學的次第,自漢以來,可以說一直都沒有什麼改變的。

漢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教之六書者,教其識字也。又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會寫九千多字也,會寫九千多字,則於日常應用之際,可以取用不窮,故可以為史也。說文解字凡收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大約就是一般需要認識的字,許慎一一說其造字之義,蓋之造字之義,則字之形體可得其正矣。漢志又說:「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正因為令史於日用之字無不識,無不會寫,故於吏民上書字有謬誤者,可以舉劾之也。從漢志的話可以知道,漢人所謂小學,只是幼童啟蒙之書,欲令幼童藉此以識得日常一般用字,並學得一些普通常識而已,並不是什麼高深的學問。

我們看四民、月令的一段話,知道篇章與孝經、論語都屬小學的範圍,而漢志卻按照諸書的性質,將論語、孝經別著,只以六書之屬為小學家,因而使得後來清儒誤解了漢志的意思,竟以文字、聲訓、訓詁之學為小學。所以四庫全書的經部小學類,分為三類,爾雅、方言等為訓詁之屬,急就、說文等為字書之屬,廣韻、集運等為韻書之屬。可是我們看漢志,爾雅實在孝經家,並不在小學家。爾雅所以與孝經同類,鄭玄說得最為清楚,他說: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敘疏引鄭玄六藝論)

又說:

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周禮大宗伯疏引鄭玄伯五經異義)

漢人既以爾雅與孝經同為釋經總會之書,故列之為孝經家,與小學家之為啟蒙之書自然不同類了。乃西京雜記卷三云:「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爾雅,爾雅,小學也。」雜記舊題劉歆撰,則此「先君」指劉向也。漢志是節錄劉歆的七略,七略又是根據劉向別錄而來。假使向、歆父子以爾雅為小學,漢志豈得將之置於孝經家乎!即此一事,足證雜記一書不出於歆。顧自清代以來,辨此書之偽者多人,卻沒有一人注意及此。於為輕輕拈出,不覺為之大快。從另一方面來說,小學固是字書,四庫總目還把漢志小學家的急就篇列於字書之屬,但漢志的小學,與說文一類的書,其實大有不同。說文是解說字義的書,逐字解說,性質同於後世之字典。小學則屬字成文,其文辭皆有意義,蓋欲幼童識其字,諷其文,因以啟迪其知識,其用又不僅在文字而已。所以古之小學,不是文字學。至諸書所引三蒼遺文,皆備有訓詁,此乃漢人的注解,並非李斯諸人的本文,猶之急就篇之顏師古注耳。所以小學也不是訓詁學。急就篇皆用韻,三蒼遺文亦然,此不過取便為諷誦,如詩經之諧韻而已,可知小學也不是聲韻學。

小學既是啟蒙之書,除了一些人倫日用之常,千古不易之道以外,其內容必須隨著時代而有所改變,所以這一類的書,歷代都有新編的本子。老殘遊記裡記老殘問書肆中人,最暢銷的是什麼書,回答說是「三百千千」。三為三字經,百為百家姓,千為千字文,下一個千則為千家詩。漢志小學類注錄的十家書,其中一家也沒有。蓋漢代以前的那些書,年祀既遠,內容已感落伍,不合乎時代要求,故不復有人誦習,而自然歸於淘汰。現在,漢志著錄的小學十家,傳下來的,只有急就篇一種,其餘九種都亡佚了。據顏師古注急就篇敘說:「蓬門野賤,窮鄉幼學,遞相成禀,猶競習之。」但「縉紳秀彥,膏粱子弟,謂之鄙俚,恥於窺涉。」大約因為此書羅列日用物品名稱,猶後世之雜字,習之足以居家記事,又篇首廣陳諸姓及名字,可以隨時施用,窮僻之鄉,備此一書,堪當萬寶全書,故至唐初猶競習之。但仕宦之家,自有當時流行的初學課本,當然覺得此書不夠時髦,而恥於窺涉了。史籀、倉頡諸書既亡,漢時小學之書,為此一書存,則居今之世,而欲考見漢時初級教育的內容,舍此別無所求。更何況其所羅列的諸名物,實是重要的漢代社會史料,其中的姓名,可據以研究漢代的姓氏;其書通篇皆用韻,又是研究古音的重要材料。今天,我們雖不必再拿它作為國民小學的國語課本,它卻實實在在是一本極為重要的古書。

急就篇是漢時童子誦習之書,漢時鈔寫流傳,自然是用當時流行的隸書。事實上,今天吾人所能看到的漢人急就篇墨跡,也無一而非隸書鈔寫的。這種鈔本,以今日之所知,羅振玉流沙墜簡有六簡,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二編有二簡,有鄒氏適廬舊藏一殘塼,書篇首至「誠」字共三行,皆隸書也。漢書藝文志說: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段六十字為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

史籀據說文敘說是周宣王時人,其書自然是用當時通行的所謂籀文,蒼頡是秦朝的書,所以儘管多取史籀篇中的字,卻是用秦篆來書寫的,凡將、急就等書敘述在「始造隸書」以下,可知那些書都是用隸書來書寫的,蓋非如此則幼童無法誦習,這跟我們今天的小學課本必用楷書,道理是一樣的。漢志又說:

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

正因為漢代已不用篆,所以漢代的閭里書師,面對著用篆文書寫的三蒼,就有許多字不認識,政府還得特地從齊地請來古文字專家,才能一一認清楚。所以吾人可以斷定,漢代作為幼童誦習之書的急就篇,其本子一定是用隸書鈔寫的。

上面提到的漢人隸書寫本,除一殘塼外,其餘都是寫在木簡上的。但簡是大名,實在包括好幾種形制。寫急就的簡有兩種,一種是簡,一種是觚。簡是一種窄而常的木條片,一般所謂漢簡皆即此種。觚,字亦作柧,漢書律曆志注引蘇林曰:「六觚,六角也。」一切經音義七十三引通俗文曰:「木四方為棱,八棱為柧也。」史記酷吏列傳索隱引應邵曰:「觚,八棱有隅者。」以上漢人說觚之形如此,故顏失古注急就曰:「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但出土漢簡中之觚,未見有八面者;六面以外,卻另有三面、四面者。說文云:「柧,柧棱,殿堂上最高之處也。」繫傳引字書曰:「三棱為柧木。」羅振玉以為「柧棱者,蓋謂上自屋脊,下訖前後簷際,以次斜削,正成三角形。作書之觚,與柧棱之柧,其形正同。柧以三棱為初形初義,故傳世古代酒器之觚亦為三廉。其後由三棱而六,而八,寖失厥初,此孔子所為嘆觚不觚矣。」漢人鈔寫的急就,有一些是鈔在木觚上的,急就篇開頭第一句就說:「急就奇觚與眾異。」所說的觚,即指此物,陸機文賦的「或操觚以率爾」,就是我們今天「率爾操觚」一句成語的出處,西京雜記卷三,「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常棄觚而嘆曰。」這兩處的觚,亦皆是此物。漢人的小學書,多寫以觚,史游作急就篇,大約就是自己寫在觚上的,故而自謂「急就奇觚」也。「奇」者,「與眾異」也;與眾異者,以其「羅列諸物名性字」,而又「分別部居不雜廁」也。前此的一切小學書,內容大概都與後來的三字經、千字文相近似,而急就篇獨以科學方法,部類一切諸物名姓之字,使以類相從,易學易記,故而能夠「用日約少誠快意」也。用日約少,由今言速成之意,此書之取名急就者以此。(旁案:張麗生本文逕將觚視作酒器,還侈言「講究的佳美材料做成的飲酒觚」,史游書急就篇於其上。大謬。于大成應是不便遽改,婉轉於序中正義之。)
接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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