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隸書之外，現今另有一種章草書寫的本子，據傳是皇象所書。皇象是漢末三國時人，東吳有名的天發神懺碑，相傳就是他寫的，則是漢時確有章草本急就篇也。所謂章草，是一種解散立體而粗書的苟取簡易的字體。這種字體，究竟何時開始有，目前還很難說，許慎說文敘謂「漢興有草書」，東漢趙壹非草書則謂在「秦之末」（此文載法書要錄卷一），二說雖似不同，實無二致，以理推之，起先必然是由於感到隸書正寫太慢，故簡省其筆畫，又為求行筆快捷，故使數筆相連而不分，這就成為草書了。這種草書，是由隸書變來的，所以仍保有隸書的特徵，為與後世的今草相分別，故特名曰章草。章草之名，無疑是今草既行之後才有的。羅振玉漢晉書影中，便收有漢宣帝、元帝時的章草簡，而史游為元帝十人，則急就篇若用當時的書體來寫，隸書之外，章草自然是極有可能的。劉宋時代的王愔說：「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而粗書之，漢俗簡墮，漸以行之。」（見張懷瓘書斷上）章草之書，在史游之前的宣帝時早已有之，王愔謂史游為章草的創始人，自是數典忘祖；但宋賈似道層藏有催瑗臨史游急就章，載於悅生別錄（見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辰集釋貫休條引），只是此卷今不知何在，未得目驗，真偽不得而知。而比崔瑗晚生幾十年的張芝和鍾繇，也都有章草急就篇，見於唐宋人的記載。唯傳至今天者，卻僅有相傳是皇象所書的一本而已。這種草書的本子，在當時的用處，是為了辨識草體，並非為童蒙誦習，童蒙誦習，故必須作隸體也。蓋章草在漢代，實為一種新興而極為流行的字體，我們試看趙壹在非草書一文中描寫時人學習草書的情形，他說：

鑽堅彌高，忘能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唇齒常黑。雖處眾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

則漢人對這種新興的藝術字，其愛好直以到了發狂的程度。很可能漢時有人欲集草字於一編，藉急就之文以為貫穿，俾便草體之辨識，一如後世之真草千文者然。故草書急就，必作章草體，不作今草體，可以知草書急就之出現，其時代必在漢世，至於史游或崔瑗、張芝諸人以沒有寫過，倒不一定是重要的問題。日本伏見沖敬編西域出土木簡及殘紙一書中，收晉人隸書殘紙急就六行，其紙背亦書急就，卻作隸草對照，前四行隸書，次四行章草書，大約漢時有人用隸草兩本對照而讀，而覺其不便，就發明了這種隸草合璧的本子，一面誦習，一面也學辨認草體，後來的松江本急就篇，真與草隔行相間，或者就是從此等本子演變而來的。

章草本急就的書者皇象，他的法書，在宋初的淳化秘閣法帖中收有兩種，其一今草，其一章草。其所書急就篇，見於宣和書譜，然在北宋，流傳實有數本。米芾書史云：「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又寶章待訪錄目覩部分，有「皇象急就，唐橅奇絕，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而松江本載葉夢得跋云：「右章草急就有二千二十三字，相傳為皇象書，摹張鄧公家本。」張齊賢為宋太宗、真宗朝宰相，張鄧公即張士遜，為仁宗朝宰相，兩家所藏，當非一本，當然更非宣和御府所收的一本。張士遜一本，後歸鄧聖求，以予其壻信安山人，山人傳其子程俱，俱歿後，其為壻趙柏暘取去，毛幵又自趙氏得之，而後轉贈尤袤，直到理宗淳祐年間，仍在尤氏之孫爚手中。葉夢得於徽宗宣和二年（一一二○），以張士遜本刻於潁昌（今河南許昌），大約是向程俱借摹的，此是皇象急就的第一次刻本。南宋高宗紹興年間，有人以穎昌本覆刻於三衢（今浙江衢縣），是為三衢本。理宗淳祐七年（一二四七），尤爚又據家藏唐摹墨跡本刻石於東淮（在江蘇泰縣）。以上這三種本子，今並未見，可能皆已失傳。今傳最早的本子，是前面提過的松江本。松江本是明英宗正統四年（一四三九）楊政在松江（在江蘇省）所刻，其本有葉夢得跋，知是自葉本翻出，但所據是穎昌，抑或三衢，則不可考。為葉氏自云二千二十三字，而此本所缺頗多，之其所據葉本實不全，所缺之文，楊氏用元末明初宋克本補於後，共補了六百一十六字，但所補仍有缺文，或者宋本亦不全也。松江本真草合璧，雖明代所刻，但當時傳拓甚少，流傳不廣，故在神宗萬曆時已有翻本二種，玉煙堂本但翻其草書部分，集珍樓本則並真書同刻，皆有虎賁中郎之肖。帖估或以玉煙堂本妄加紹聖三年（宋哲宗年號）偽款，而孫興衍誤植為晉索靖本者，王國維疑為松江本，實即玉煙堂本也。又有泰和館帖本，刻有宋內府藏印，有跋謂是宋內府刻本，其實亦據松江本翻刻，而妄加宋宣和諸印的，其本不知何時刻，當亦不出明代也。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三山陳宗彝抱獨廬又以寫刻書籍之法翻刻松江本，把字翻成陽文，並以所刻宋克書填入行中，此外還有臆補之字，點畫亦有訛誤者，實一最劣之翻本也。以上這些本子，皆出於松江本，而皇象本之得以流傳至今者，亦唯賴此松江本一片石耳。但松江本過去不易得，學者但能就諸翻本來作研究，其實松江原石固在也。至清末，羅振玉得一近拓本，唯之驚喜欲狂，遂於民國六年影印入吉石盦叢書；其後于右任先生又得一舊拓本，比羅本為勝，也曾影印行世；同時新拓本亦漸出，松江本的面目，於是人人胥得而見矣。然新拓本剝蝕漸多，大不若舊拓之精彩，近原石已毀，新拓本亦難得矣。幸祖孫諸本，展轉影印，所謂皇象本者，尚不虞絕跡於天壤之間也。

上面說過，松江本雖翻葉本，卻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拓本，因而只好用宋克的寫本來補足。宋克的寫本，今知傳世者尚有好幾本，但他是根據什麼本子來臨寫的，則未見說明。元人書章草急就篇，目前可知者，有趙孟頫、鄧文原二人的本子。趙書影本曾見三數本，一為戰前上海藝苑真堂社影印本，為明末項子京舊藏，今不知下落。一在遼寧博物館，為清宮舊藏，其書文秀而筆力纖弱，或是他人臨本。一亦清宮舊藏，乾隆曾刻入三希堂法帖，今在故宮博物院。此本王國維疑為明人摹本，錢玄同也說是臨摹之本（王說見松江本急就篇卷首，錢說見卓君庸章草考序），二公看出此本不出趙孟頫手，真有燃犀道人的能耐。此本據友人張光賓的考證，實在是俞和的一個臨本，俞和早年曾獲趙氏指授，故所作字往往可以亂真。鄧文原一本，與俞和臨趙孟頫極相近似，可能鄧、俞兩本都是據別一趙本臨寫的。時代上早於趙孟頫的，戲鴻堂法帖收有五代徐鉉的寫本，帖中雖然只節刻了一十二行，但董其昌所根據的，是一個完本；又式古堂書考卷四，濟南張與可家藏品中，有皇象急就章。張與可是元朝人，他所藏的這一本，與徐鉉的寫本，就時代上說，趙孟頫都應有機會可以見到。至於葉夢得的刻本，自然更可能見到，只是葉本當時有否完整的拓本則猶待考。鄧文原、俞和之本出於趙，趙出於上面三本的那一本，或是三本之外的何家之本，以及送客又是出於何家之本，目前還都不清楚。

急就漢志一篇，而四民月令稱小學書為篇章。篇章者，漢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蒼頡篇。」小學書以六十字為一章，是漢代的通例，和若干章而為一篇，故稱篇章。然而三蒼而斷以六十字為一章，乃是漢時閭里書師所授，三蒼原本固不如是。其所以必以六十字為一章者，其例蓋本於六甲篇。六甲篇在羅振玉流沙墜簡卷一小學術數方技書中，收有三簡，以前天干、十二地支組為干支表，凡一百二十字，分為六十組，代表六十日。此六十組分作六行，六行之首分別為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故名六甲。每行十組，二十字，代表十日，寫於一簡之上，一簡稱為一篇，故周禮占夢書引鄭志曰：「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簡之反正兩面有字，每面二十字，則甲子篇全文共用三簡。小學書多寫以觚，一面二十字，一觚三面，則可得六十字，故斷以六十字為一章，以其一觚之量恰足以容納之也。急就每章六十三字，即每面二十一字，比二十字者多一字，亦即以一觚為一章也。急就的書名，漢志著錄為「急就一篇」，又小學家小敘曰：「元帝時，黃門史令史游作急就篇。」可知其書本名急就篇。可能因為最早的小學書叫史籀篇（說文皕部奭字下引之，稱為「史篇」），後來漢人仿作的，都一律取名為某某篇。但因每篇可容若干章，每章獨自可為一單位，故後人又或稱為急就章了。

急就篇的章數，各本之間，頗有異同，大約可以分為四類。皇象本三十一章。流沙墜簡中有一簡，即「銅鍾鼎鈃鋗匜銚」一簡，首標「第十二」三字，知是第十二章，此章在皇本，亦是第十二章，是知漢簡本與皇本相合，則漢時本固如此也。凡夢得以下諸刻本，以及元人諸章章草寫本，皆屬此一類。以上為第一類。宋太宗本，玉海附急就篇補注之前有此本，首引太宗實錄云：「帝留心字學，先是下詔求先賢墨跡，有以鍾繇書急就章為獻，字多踳駮，上親草書一本，藏於秘閣（四字從玉海卷三十三引增），仍刻石分賜近臣。」知宋太宗本出於鍾繇本也。此本凡三十四章，比皇本多第七、第三十三、第三十四三章，故皇本第七章在此本為第八章，以下諸章次第皆向後遞移，故皇本和漢簡中的第十二章，此本在第十三。其末二章據王國維的考證，即是鍾繇所續。以上為第二類。日本僧空海今草寫本，最後止於三十三章。其第二章「馮漢彊」作「馮晉彊」，考魏書崔浩傳云：「浩既工書，蓋人多托寫急就章，從老至少，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亦見北史崔宏附子浩傳）蓋史游漢人，故擬一人名曰「馮漢彊」。漢象氏孝侯名漢強，他是象氏節侯賀知曾孫，賀是景帝之孫，趙敬肅王彭祖之子。（急就篇中的人名，多半是漢人的名字，特史游為之配上另外的姓，遂成一新姓名矣），晉人書之，則改為「馮晉彊」，崔浩北魏人，魏太祖初封代王，故此用史封之名而改為「馮代彊」也，顏師古注曰：「漢彊，意在忠於本朝也。」晉人改為「晉彊」，魏人改為「代彊」實皆「忠於本朝」之意，則空海寫本，其源必初於晉人之本，顏師古曾見衛夫人、王羲之之本，衛夫人是王羲之之師，而唐人書必以右軍為宗，空海於唐時來中國，所見者或右軍之本乎！以上為第三類。顏師古注為三十二章，顏氏序謂：「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篇本，倍加詳覈，足以審定，凡三十二章。」是知其本係據多本互相校訂，不主一家，擇善而從的，其無三十三、三十四兩章，蓋從皇本，而第七章則取諸鍾本。皇本與漢節皆無第七章，此章蓋後人所補，特是否鍾繇所補，抑出他人之手，則不可確考耳。以上為第四類。

近年吐魯番出土古寫本，有延昌八年（延昌為高昌國麴乾固年號，八年相當陳廢帝光大二年，西元五六八年）真書殘紙數段，有注，現藏新疆博物館，此注或謂是崔浩注。考顏師古敘中，曾提到崔浩及劉芳兩家的注，而隋書經籍志又有定盧氏注三卷，兩唐經籍、藝文志有曹受（新志作壽）解一卷，顏之推注一卷，但顏師古注流行以後，前此各家注本皆廢而不傳。北宋時，黃庭堅有手校本，且有箋釋，南宋孝宗淳熙十年（一一八三）趙汝誼刻顏注本，附以黃氏箋釋。然自宋末王應麟補注本行，而黃氏箋亦湮滅無存。今世所可見者，唯一王氏補注耳，其本係就顏注而為之補，故曰補注，凡四卷。

張麗生先生以多年之力，撰為急就篇研究一書，要我作一篇序，原稿置於案頭一年了，但這一年裡，我一直在生病，不久前且動了心臟外科手術，在醫院裡住了一個半月，如今雖已出院，但精神和體力都還沒有復元，醫生要我多休息，所以張先生的這一步幾十萬字的鉅著，還無法拜讀一過，而其書急於付梓，不得已，只好把急就篇有關的一些常識，簡單的寫出來，或者可以作為此書的一篇導讀。他雖則擺在序的地位，其實是名實不副的。

民國七十二年青年節，于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