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209-216。注釋圖片不錄。譯名間有改動。)

杜正勝

壹、年度特展「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

國立故宮博物院今(九十一)年的年度特展選定「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作主題,因為本院收藏大多出自清宮,而清宮的收藏又以乾隆一朝臻於鼎盛。乾隆以後,不是主政者崇尚儉樸,就是國勢日蹙,藝術賞玩無法再創新高。所以本院藏品不但呈現乾隆皇地本人藝術欣賞的品味與藝術品贊助者的角色,也反映中國帝制最近一千年來黃家藝玩收藏的巔峰盛況。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分成五個單元,即乾隆皇帝、文化顧問、上下五千年、東西十萬里,和別有新意。每件文物的內容、意涵、或背景,策展的同仁都做了充分的說明。整個展覽一方面介紹藝術品本身所含的美學意味,另一方面也把十八世紀藝術品與他們的擁有者、贊助者的互動關係重新建立起來。從博物館學的標準來看,不論研究的觀點或展示的手法皆極富創意,值得肯定。

大清帝國作為中國兩千年帝制的最後一個王朝,論疆域之廣袤與人口之繁庶,堪稱中國歷代王朝所未曾有過;但因海通之後,世界一體,也遭遇了歷代王朝所未有的困境。清朝固然不致像有些朝代王於外敵之手,因孫中山革其命,民國以來歷史評價往往貶過於褒。雖然有人嘗試重新評價,亦因由盛而衰,內亂外患,史冊昭昭,總難徹底翻案。一般歷史解釋多把這個轉折時代放在乾隆末期,換句話說,乾隆朝璀璨瑰麗的外表,其實已經蘊含著敗亡的種子了。

乾隆帝1735年登基,次年改元稱乾隆元年。他即位不久就公開宣稱,如果他壽比祖父,在位也不敢超過康熙的六十一年。他果真長壽,當了六十年的皇帝,實踐諾言,1795年退休,還過了三年多的太上皇生活,直到1799年才去世。回溯1711年他的出生,我們如果說十八世紀的東亞世界是乾隆皇帝的時代亦不為過。所以倘若我們接受乾隆朝是中國由盛轉衰的說法,那麼十八世紀變是中國近代史的關鍵時代。

貳、中國太平盛世(Pax Sinica)

歷史解釋並不容易,時光倒流到十八世紀,你看到的也許是另一幅景像。歷史學家何炳棣三十五年前總結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指出清朝開拓的帝國範圍是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複雜。清朝達成功中國以數億計的人口數,清朝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臻於高度的成熟,清朝也表現了中國物質文化和藝術的最高成就。何炳棣借用西方史學恭維羅馬帝國初期奧古斯都皇帝(Emperor Augustus)治下羅馬太平盛世的Pax Romana,而賦予清朝Pax Sinica的美譽。太平盛世的清朝,何氏所指涉的當然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康、雍、乾三朝,尤其是集三朝之大成的乾隆時代──即十八世紀。中國太平盛世(Pax Sinica),千萬光芒聚焦在乾隆帝一人身上,這次本院的大展即是具體而微的說明。美國清史學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三十年前概括乾隆皇帝的文藝風雅說,他自己寫字、繪畫、作詩,像是一個文人,「他對書籍的愛好和藝術收藏的狂熱,二者代表優雅士大夫的特質─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十八世紀官員的藝術鑑賞和精緻文化的門面被極度地擴大。別人寫數百首詩歌,他要撰著數萬首以示誇耀;別人珍藏數十幅繪畫,他則積歛數千件;別人選擇上好絹紗和古墨留下永恆的法書,他(不僅此也,還)鏤刻填金在罕有的翡翠玉板上。他的品味不是模仿別人,而是超越別人,優於別人。這遠遠超出漢化或美化─而是人格化了。」

中國傳統藝術雖然內化入乾隆皇帝的人格之中,但他並非亡國之君宋徽宗,且不說他完成所謂的「十全武功」,即使發動那麼多場戰爭,國庫不減反增。乾隆晚年戶部存銀高達六千多甚至七千多萬兩,高出他即位之初兩倍,是他父親雍正即位時的三倍。這還是經過多次用兵,並且「普免天下漕糧三次,地丁錢糧四次,其餘遇有偏災,隨行蠲賑不下億萬兩」的結存。再他退休前二年,中國人口高達三億以上,比他祖父康熙後期多二倍。按照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乾隆皇帝可以很自豪地說,他完成古代聖賢所訂定的為政最高標準,財富而民庶,他一點都不會愧對乃父乃祖。

然而不論Pax Sinica多輝煌,眼睜睜的事實歷史學家是無法迴避的。乾隆帝去世後四十年,鴉片戰爭戳穿大清帝國這隻紙老虎,再過十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起事,中國政治社會的疲態完全暴露無遺。這當然不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短短五十年造成的,應該與十八世紀有密切的關係。近年中國有以戴逸為首的一批清史學者,從比較世界歷史的角度集中研究十八世紀的康雍乾盛世,出版九卷本《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巨著。戴氏把十八世紀當作世界歷史的分水嶺,此一見解容或有仁智之異,他的結論,康雍乾盛世「貌似太平輝煌實則正在滑向衰世悽涼,」也沒有超出過去一般的看法;不過,的確唯有透過世界史的比較研究才可能了解璀璨瑰麗之乾隆偉業為什麼半世紀後就摧枯拉朽。如果沒有西來的外力,而仍然在中國傳統的「天下」內過日子,Pax Sinica的餘暉肯定還會照射得長久些。然而透過比較,光輝的底層就看得一清二楚了。

參、遠來的旁觀者

1792年,乾隆五十九年九月,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派前的特使馬戛爾尼(Earl of Macartney, 1737-1806)率領七百人的龐大使節團自樸資茅斯港(Portsmouth)啟程航向中國,他們以向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期盼談判中英通商事務。使節團1793年6月抵達廣東,循海北上,從天津入北京,再越長城到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皇帝。英使的期望沒能達成,不久被遣出京,循大運河,再經江西至廣州,1794年3月自澳門西返英國,前後在中國停留九個月之久。三年後副使斯當東(Sir George Staunton)據見聞撰成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中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出版。

馬戛爾尼此行,過去我們閱讀的歷史教科書多專注在謁見禮的爭執,其實這個使節團已具有十九世紀科學考察團的性質,斯當東的《紀實》對十八世紀的中國作了相當全面且深入的報導,傳達很多訊息。其中必然存有不同的觀點,但還沒有達到「偏見」的地步,基本上也沒有太大的誤解。

不同觀點正是比較的觀點。英國使節團所接觸的中國,上自皇帝權貴,下至販夫走卒,觀察社會生活,體驗政治運作,對中國的禮俗信仰,甚至藝術文化皆有評述。當然像本院這次大展所展現的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這麼精緻的美術,不論收藏的舊畫或新製的工藝,這些屬於皇帝的專利品,即使中國也只有少數近臣才有機會寓目的貴重文物,都不是這群陌生人可以參照的。本文從比較觀點進行的論述並不是針對乾隆皇帝所收藏的藝術品本身,而是皇帝專享精緻文化所代表或反映的文化面貌或意義。透過比較的觀點,潛藏在歷史外表的內涵自然浮現,方便我們研究考察。

肆、馬戛爾尼帶來的禮品

歷史如果維持在傳統的架構下,乾隆時期的確是少見的盛世,然而即使中國不走入世界,世界卻逼近中國,情況就不一樣了。當我們讀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英王贈送乾隆皇帝的禮品紀錄(中國稱之為貢品),再核對《掌故叢編》所載軍機處進擬的回贈清單(中國稱之為賞物),大清帝國在十八世紀末年所展現的輝煌燦爛相較於近代歐洲文明,實在比黃昏的晚霞更虛幻,更單薄。

英方的禮品有顯示日、月、地球、行星及其衛星之運行的儀器,有望遠鏡、天體儀、地球儀,有計算月亮變化、預報氣象和排除空氣等等的機器,有榴砲彈,有裝置110門重砲之軍艦模型,有可以融化白金的透鏡,有把強光放射到遠處的照明器具(按,可能像燈塔之燈),有石製花瓶、羊毛、棉織圖片。中方的「賞物」式各色各樣的瓷器、絲綢和茶葉,以及少數的藝玩與零食土產。這兩份清單說明中英兩國用來展現國家最高成就,代表國家光彩的東西截然不同,即使不論優劣,在進入近代世界的過程中,它們的競爭力和適存性是高下力判的。

歐洲的物質文明,不僅止於物質而已,這是七八十年前胡適就解答過的,現在沒有再論述的必要。不過斯當東的記述倒可以讓我們了解十八世紀中西文明的差距已經有多大了。

伍、自負的乾隆皇帝

避暑山莊祝壽歡慶結束後,乾隆帝返回北京,到圓明園參觀英王所贈的科學儀器,當場試驗它們的功能。據斯當東說,乾隆皇帝的觀察和理解非常尖銳深刻,對軍艦模型表現高度的興趣,只因傳譯不足,迫使他縮短想問的問題。不過,自認為天下中心的中國到底不是歐洲邊陲的俄羅斯,十全老人乾隆帝到底不是急思改革的青年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禮貌性的垂詢和追根究底的知識好奇也不能混為一談。我於是想從這位無日不寫詩之皇帝的「御製詩」來考察一下他的真正態度。

乾隆皇帝寫過四萬多首詩,即使從出娘胎就開始寫,一直寫到壽終正寢,平均一年要作將近五百首;只以在位年數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不間斷每天約有兩首。他這麼勤於吟詠,完成這麼多的詩作,但和英國使節團有關的,則只有一首而已。這首〈英咭唎國王差使臣嗎嘎爾呢等奉表貢至施以誌事〉,暨他到圓明園看儀器的感懷,詩的正文多是空話,不過自注文字倒透露一些信息。他說:

此次使臣稱該國通曉天文者多年推想所乘測量天文地圖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蠟尼大唎翁,一座,效法天地運轉測量日月星辰度數,再西洋為上等器物,要亦不過張大其詞而已,現在內府所製儀器精巧高大者儘有此類。朕以該國遣使,遠涉重洋,慕化祝釐,是皆祖功宗德,崇熙累洽所致,惟當益深謹凜;至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

陸、英使帶來先進的科學

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對中國新天文學的建立,貢獻最大者首推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和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1688),他們分別在1622年和1659年到中國,仕於明、清朝廷。1633年(重禎六年)湯若望「製造儀器,算測交食躔度」,稍後李天經上書介紹他「融通度分時刻於數萬里外,講解躔度交食於四五載中」,所製儀器應該是天文儀。明清鼎革,湯若望繼仕新朝,授欽天監監正,使用的也應是這部儀器。1669年(康熙八年)楊光先事件,南懷仁向康熙帝上書,自述奇器製作是其所長,請求「按圖規製各種測天儀器,以備皇上採擇省覽。」他所規製的測天儀器應是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和紀限儀等六件大型天文儀器,製成時間在1673年。

根據湯若望和南懷仁抵華時間判斷,他們在中國宮廷建置的天文儀器最多只能代表歐洲天文學發展到十七世紀中期的水平,中期以後,歐洲天文學的革命性進步,他們是不知道的。1665年這個歷史家稱為「神奇年」(annus mirabilis)的年頭,英國劍橋大學一位年輕的應屆畢業生牛頓(Issac Newton)回到故鄉沃爾斯索普(Woolsthorpe),因凝視蘋果和月亮而發現宇宙萬物的原動力──萬有引力定律。這個發現雖然二十年後牛頓在朋友,即彗星專家哈雷(Edmund Halley, 1656-1742)的催促下才公佈,但這二十年間歐洲天文學家輩出,法國有奧祖(Adrien Auzout),羅馬有卡西尼(Gian Domenico Cassini),荷蘭有惠更斯(Christian Hugghens),但澤(Danzing)有葉夫留斯(Johann Hevelius),英國有虎克(Robert Hooke),全歐洲的天文學家無不日以繼夜地競爭研究,天文觀察儀器精確度遂快速提高千百倍。他們在歐洲以外設立天文台,有了比較參考數據,天文觀測乃能更精準地推度地球和太陽、行星的距離,於是促使天文學體系突飛猛進,鋪平了理解萬有引力的基礎。馬戛爾尼使華前十一年,英國一位業餘天文學家侯西勒(William Herschel)發現一顆奇怪的星雲星星,不久被證實是一顆行星,侯氏原欲以英王喬治三世命名,最後仍按舊例,取名於希臘神話的Ouranos,是Uranus(天王星)。

當時英王贈給乾隆皇帝的天文儀既是「代表歐洲天文學和機械技術的最近成就」,顯然不是康熙朝的就儀器所可比擬。無疑的,「張大其詞」,好吹牛的人不是馬戛爾尼,反而是乾隆皇帝自己。

英國使節團評論中國這方面的學問說:「中國的天文家和航海家始終未能超脫人類原始的粗糙觀念,總認為地球是一塊平面。他們認為中國位置在這塊平面的中心,...其他各國在他們的眼光中都比較小,而且遠處在地球邊沿,再往遠去就是深淵和太空了。...他們對地球和宇宙的關係完全無知,這使他們無法確定各地方的經緯度,因此航海技術永遠得不到改進。」然而十八世紀在東亞天地中,國富、民庶、政強的中國,最高統治者的心態達到空前的自信和自大,放在世界史的脈絡,卻暴露出井底之蛙的無知。這不是乾隆皇帝一人的特例,當時的中國人莫不如此。英國使節團觀察到「中國人對一切外國人都感到新奇,但關於這些外國人的國家,他們卻不感興趣。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中國』(The Middle Kingdom),一切思想概念都出不去中國的範圍。...對於更遠的區域,中國政府,如同與外國人做生意的中國商人一樣,只有一個抽象的概念。其餘社會人士對於任何中國範圍以外的事物都,一般老百姓對於外國事物,除離奇的神話般的陳述外,一切都不知道。」上面提過創造Pax Sinica這概念的何炳棣嘗試解答盛世很快煙消雲散的原因,他所舉的理由大多發生在十八世紀以後,而不是十八世紀當時。其實只要稍稍瀏覽斯當東的報導,客觀思考Pax Sinica璀璨瑰麗外衣底下所存在的真實世界,答案就在裡面了。「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這句俗話是最貼切不過了。英國使節團還有很多深刻的觀察,這裡無法詳細論述,不過可以總歸一句話:大清帝國即使在最輝煌的盛世,也缺乏「近代性」(modernity),這可能是急遽衰亡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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