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SHARON LaFRANIERE,2012年3月2日,紐約時報(原文連結

北京

哪怕已高齡106歲,周有光仍是極富創意的思想家,是中國領導人希望政府能培養出來能提升世界工廠地位的理想。

有趣的是,他展現出來的與政府所想要的完全相反:自由的思想家其見解要獲得尊重,必然要挑戰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

周有光是拼音系統的發明者,這套以羅馬字母拼音系統讓中國古代的書寫文字得以與現代聯繫,並幫助中國消滅文盲。他是1980年代大英百科全書中譯的領導人物。他已經寫了四十本書,最近一本於去年出版。

中共領導人也許將他視為青年中國人的榜樣,但有個瑕疵:周有光不支持一黨專政,也不認為可以一直如此。所以在中國,他仍然不甚有名。國營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於2009年稱他理當家喻戶曉,實際上卻是沒沒無聞。

有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共和他的隔閡:中國政府於2009年召見500多名學者齊來慶祝中國百科全書第二版,在最後一刻撤銷了周有光的邀請。友人說他們相信是因為中共的宣傳部負責人李長春不想跟他握手。

周有光並沒有打入冷宮,也沒有人脅迫他。他是相對比較晚出現的爭議人物,他在85歲自他的工作崗位退休後,才將他的全副精神放在政治上。

但他正在彌補過去時間沒來得及做的。和周先生在書房聊天時,四周的書架堆滿著書。周先生認為民主「是現代社會最自然的形式」。他反對中國不適合民主的說法。「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可以有民主,」他說。「看看阿拉伯之春就知道。」

許多中國的知識份子也這麼認為。但最直言不諱者往往是上了年紀的人──老共產黨或退休幹部,他們憑恃中國敬老的傳統,或是由於他們不再擔心後果。

中國官方媒體無視周有光的政治觀點,只強調他是漢語拼音的肇建者。三年前CCTV製播一小時長的漢語拼音紀錄片中,他被大為突顯。

漢字並不直接對應發音。漢語拼音的拼音字母讓學習的人能輕易的看字就能開口。

「這對讀寫能力有重要的影響,」賓州大學中國語文教授梅維恆(Victor H. Mair)說。如今所有中國學生都要先學拼音才學認字。

性情溫厚但沉著固執,周有光住在政府提供的樓梯公寓三樓,混凝土牆沒有上漆,他在一張小桌子上工作。他的80歲老同事陳章太說,周先生認為還要裝修太分心了。

他說周先生是個「真正的學者」化身。他還補充,「他對世事總是和平以對。」

他的行徑讓人深深著迷。他的網誌內容從儒學現代化、絲路的歷史到中國新興中產階級。電腦螢幕損害他的視力,但他仍大量閱讀外國報章雜誌。有位著名的中國藝術家戲稱他是「時髦老頭」。

周有光生於1906年1月13日,當時仍是清朝統治,女子還在纏小腳。他是清代官員之子,跟一位銀行界的富裕家庭千金結婚。

1937年日本入侵後,他們全家被迫逃到戰時首都重慶的鄉下以躲避日本的炸彈。他五歲的小女兒死於闌尾炎。

雖然他從未加入共產黨,周先生當時對他們是相當同情的。他在重慶認識了周恩來,當時是共產黨的對外密使──這層關係後來救了他一命。

1946年,周有光一家人搬到紐約,為新華銀行的駐外代表。他駕著豪華轎車遊歷美國,搭乘伊莉莎白郵輪至歐洲,婉拒西方銀行給他職務。他的智性生活也一樣豐富:他曾和愛因斯坦有過幾次深談。

但在1949年中共贏得內戰之前,周有光帶著家人回去。他在上海一所大學教授經濟,閒暇之時研讀語言學。

1955年,時任總理的周恩來叫他到北京。中共希望將北京話定為中國的國語,將中文簡化,並設計一套新的標音字母。周有光之子周曉平是天文學家,他說他父親當時以他是業餘研究而拒絕。周恩來以「每個人都是業餘的。」加以說服。

這個機會來的正是時候。隔年,毛澤東的反右運動針對受西方訓練的經濟學者。周有光最好的朋友,也是某個經濟研究單位的負責人,選擇自殺。周先生最喜愛的學生也是同樣下場。

周先生發現他的新工作極為混亂,但他也因此奠定基礎。十六世紀晚期,義大利會士立瑪竇制定了中文羅馬字化的系統。許多英文使用者早已在使用英國十九世紀建立的威瑪系統。中國的語言學者要發展其他的方式。

周有光的團隊爭執不休:如何應付中文同音字太多的問題;如何標記北京話的四聲;要用斯拉夫字母、日文、羅馬字母,還是根據漢字發明一種新的中文表音字母。

周先生認為要用羅馬字母,好方便中國與外面世界連結。1958年,在三年研究之後,漢語拼音(譯按:大陸僅稱拼音Pinyin)完成,並迅速得到通過。

1966年起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將周有光對共產主義的期盼磨耗殆盡。他遭到公開批判,並下放荒地兩年。回去之後,他重回政府部門,努力讓漢語拼音成為國際採用的標準。梅教授說聯合國於1986年通過漢語拼音。

周有光說,漢字仍會繼續存在至少數百年。但他很高興,漢語拼音愈來愈被證實其用處。中國人如今傳手機短訊、寫電子信件、在微博打文章時,都依賴拼音鍵入漢字。

周有光以一台打字機打拼音轉成漢字,寫出許多針對共產黨的尖銳文章,放在他沒有經過審查的網誌上。

對毛澤東觀感,他在一次訪問中說:「他沒做過一件好事。」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他說:「我相信有一天正義必會彰顯。」而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持:「人民沒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所以我們無從得知。」

至於在共產制度中培育創造力,周先生在2010年出版的書中寫道:「只有在自由的土壤中,發明的能力才得以開花結果。在政府的控制下是無法有創意和發明的。」

這本書首刷出版不久即在中國遭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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