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奇峰萬木圖」冊頁（以下簡稱「萬木圖」）原傳為燕文貴筆，高居翰否定這個傳說，而主張可能是李唐筆。為彌補畫面四周的破損，因此改裝成團扇形，收入「宋人合璧畫冊」中。本件畫作的青綠山水色調不知是否也像前二圖那樣強烈，但形式則介於「松風圖」與「小景圖」之間。尖銳的遠山幅現在無窮的空間，的確附合其峰萬木之名，主山是帶樹的岩山，向前伸出，以加強遠的表現。與前二圖一樣，北宋華北山水畫一定可以看到的畫中人物，在此同樣被排除出去（其實「小景圖卷」裡有坐談的三個極小人物）。就這點說，觀賞的人對於自然景是站在局外的立場，原不必對山水畫移入過度的感情，因不具那種契機。

一般常用來和李唐這三件畫作比較的是高桐院「山水幅」雙幅：「晉文公復國圖卷」（大都會美術館）及四件「採薇圖卷」（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畫》創刊號載；藤井有鄰館《有鄰大觀》第二冊載；佛利爾美術館及《藝苑遺珍》名畫第一集載）等各本。此外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無款印「文姬歸漢圖冊」及與此可能有些關連的「胡笳十八拍圖卷」（《藝苑遺珍》名畫第一輯載）等畫在研究李唐畫風上，也都是值得參考的資料。其中以波士頓本「文姬歸漢圖」最值得注意。

自從島田修二郎的論文題及「採薇圖卷」與高桐院「山水圖」「晉文公復國圖卷」的形式上的共同點以來，相繼提及這些畫的問題的有喜龍仁、班宗華及王妙蓮等，然而這些畫究竟是在南渡後的何時置作的則很少被言及。姑不論畫風的問題，僅就主題，由其是選擇故事人物圖的主題來說，往往不免受到當時社會之所關心，或政治上的一般傾向所左右。這種情形不但見於中國，就是在日本或歐洲繪畫界也是同樣可以見到。

高宗時代無論政治上或社會上（上層社會）所關心的大事當是「雪恥」。其具體表現往往見於臣僚對恢復北方國土的奏文。而這些文字往往是在不可能實現的狀況下提出的。不過原則與事實是兩回事，當時是北宋末徽、欽二主被俘往北方，國家處於有史以來最不幸的局面之下，至少在原則上必須策畫光復國土，否則南宋初的政權便失去存在的積極理由。

《會編》卷九十五記載自靖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大元帥府參議東南道總管趙子崧曾出榜曉諭都城士庶云「今宰臣身乞反正，大將等上下和協，奉母后寶書，遣使迎請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官吏、軍民、僧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宋室），各宜安居無生疑惑。」《會編》卷九十九記載康王在滑州（河南滑縣）時之事，其中有一段引《靖康皇族陷虜記》，雖未說明期日，但可能為四月二十日左右的事，其文如後：淵聖皇帝（欽宗）在襟上血書詔書云：「宋德不興，禍生莫測。朕嗣位以來，莫知寒暑寢食，唯保汝赤子，以衛我社稷，庶幾共享太平。不幸用非其人，兵未抵京，謀已先潰，使我道君（徽宗）而降，全族為虜。百官偷生勢不穫已，所不忍聞者，京師之民，捨命不顧，舉金帛寶玉，欲以贖朕，此最可傷恨，不得以斯民同生同死，後之社稷，恐非我族。興言及此，涕淚橫流，衛士潛歸，嚙指書襟，敷告中外宗族、忠臣、義士，奮起一心，為朕雪北顧之恥。毋忘、毋忘。」當然高宗雪恥之語，內容不止這些。

趙子崧所下的諭旨，時間在高宗決定避難江南之前，不管這些諭旨是否出之於高宗的意思，似乎仍發揮了某些影響力。可以說，「採薇圖卷」或「晉文公復國圖卷」的製作背景所見的政治狀況都受有上述諭旨的影響。這兩幅可能都是為雪恥、抵抗外敵所畫的具體例子。伯夷叔齊的故事詳見《史紀》卷六十一「伯夷列傳」，但是自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十八「伯夷列傳第一」以來，懷疑其史實的人也並非全無。然而集令屬傳說中人物，在兄弟（譯案，原著作「伯姪」，今改）互相讓國，復因諫止武王伐紂不成，恥受周祿而隱居首陽山採薇維生，終至雙雙餓死，他們這種忠於殷商的故事卻久久膾炙人口而不衰。至於晉文公重耳的故事也是自《左傳》及《史記》卷九「晉世家第九」以來著名的史實。內容是晉公子重耳為避內亂，輾轉逃亡狄、衛、齊、曹、宋、鄭、楚、秦諸國，備嘗苦難，於十九年後，返回晉國即位，尊重周室，遂為春秋五霸之一的故事。採薇故事可以鼓舞金人佔領下的華北漢民族對趙宋的忠心，晉文公的故事則可說是隱藏著偏安江南的宋室對恢復華北的意志。因此其製作期當在今人占領華北，宋室南渡以後。詳見拙稿。

筆者對上述作品，由其四件採薇圖卷，並未全部看過，因此無法斷定孰真孰偽，說不定四件都是摹本。向來中國的研究者往往主張畫家對優秀作品有製作副本的習慣。其實正確的副本與原作之間仍有極大的差異才對，因此當有兩件以上同樣作品存在時，一般人很容易以其中一件為原作，而以其它為摹本，然而有時卻不可輕加肯定，因為也有可能兩者都是摹本。四件之中，至少佛利爾美術館的一件是後摹之作，有點像「暗款」的文字，幾乎無法判讀。樹法、皴法、流水的表現都非常拙劣。逢年、屠隆（1542-1605）等跋，也很有可能是後摹之作。藤井有鄰館所藏的一本則比佛利爾美術館本更古而近於北京故宮本。跋文的筆者可以上溯到至正庚寅（十年，1350）的蘇大年（1296-1364）。不過因為一般情況是跋與畫本身的紙常常被調換，然後在複製成若干畫卷，所以也就不可能把跋文的筆者的時間當作製作繪畫時期的下限。

北京故宮本與香港本二者中，對於後者筆者還沒有機會目睹。前者曾經以單色玻璃版，後者則以原色平版印刷複製問世，印刷並不良好。這兩者包含包含鑑藏諸印在內，看來可能是有一方摹寫另一方，不然便是兩者都是從同一祖本摹寫而來的。如果勉強要從複製本來判斷的話，似乎北京故宮本比較近於原作。據想像，香港本可能是廣東收藏家潘正煒的舊藏。他的藏畫目錄《聽颿樓書畫記》卷一所載本的形狀與《藝苑遺珍》所記相符。但是潘氏所記尺寸為高八寸七分，長二尺八寸三分，與換算工部營造式集會典圖式的尺寸，結果稍有不同，前者所得結果為高二六‧八公分，長八七‧四公分，後者則為二七‧三公分×八八‧五七公分。《藝苑遺珍》所記尺寸為二七‧一公分×七七‧七公分（換算法係據吳洛著《中國度量衡史》一九七○年，台灣商務印書館）。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樣小小差異就否定其為同一作品。

從複製品，實在無法判對這兩件畫作，究竟哪一件是原作，說不定兩件都是相當忠於原作的第一次摹本。但是這兩件畫，確實蘊藏有李唐畫的真實性。據《藝苑遺珍》的複製看來，圖上原本很可能附有相當厚的青綠顏色。這種賦彩見於話中央左上邊的方解石式岩石及曲水邊土坡上。除了彩色之外，還使用刷子或排筆之類，以類似擦皴及大斧劈皴描繪岩石，此圖的皴法與「松風圖」之在連串的細皴筆根上，以交叉成直角的方式畫一道線的方法不同。此圖運筆大膽，而大膽的筆調正好成為主要的表現技巧。這種形容由其是用於北京故宮本卷首下方有如刀削的岩石表現上。所作成的小丘狀平台很適合做為伯夷與叔齊相對而坐的場所。卷首的老松大樹幹及纏繞其上的藤蘿形狀，與松樹的露根具有同樣的形態感覺，就伯夷、叔齊的整體看來，也與構成三角形的形態近似。松葉近於大王松，而非一般所謂的「車輪葉」。這些形狀與描法，雖然與「松風圖」有其一脈相通之處，且「河陽李唐畫伯夷叔齊」款記周圍的闊葉樹表現，顯然很粗率，不過與「小景圖卷」所見勾勒的樹葉在形體上的感覺卻是相同的。表現水流的留白部分則留下墨汁停頓的痕跡，表像的方法，追隨的是北宋到元代所採的手法。

這件作品以伯夷、叔齊為主題，自然景觀只是陪襯而已。喜龍仁正確的指出：「從這兩個人物看來，我們會領悟到李唐之為人物畫家，要比山水畫家更為傑出。」的確，這一畫卷與其說是山水圖卷，不如說是更具故事風俗圖或故事山水圖的性質。比起風景的描寫來，其人物的表現與裝野草的籃子，都描寫的非常美好細緻，因繪製纖細，得以表現精美的效果。從人物的衣褶線，雖然可以看到南宋畫院人物描寫所通用的橛頭描，釘頭鼠尾描等描線，但整個看來，描線並未定型化，也未規格化。就這點說，是近於傳為武宗元筆「朝元仙杖圖」、傳為李公麟筆「孝經圖卷」、傳為李公麟筆「五馬圖卷」等，並與徽宗摹張宣筆「搗練圖卷」（波士頓美術館）有其一脈相通之處。以上使人想起，這件畫卷與其說是南宋，不如說更近於北宋人物畫。

「晉文公復國圖卷」比「採薇圖卷」更具故事人物圖卷的白描性質。自然景物的描寫，其作用不過在區別故事的各段而已。因此本圖不入故事山水的範疇之內。但本圖所畫的自然景物的特色與「採薇圖卷」有不少相同之處。所不同的只是採薇圖較為粗放，晉文公復國圖卷的描法較精緻而已。老松樹的葉子不作車輪葉，露根形狀兩卷類似，與高桐院山水畫圖上背著大葫蘆的人物那一幅畫，在感覺上也是相同的。

本卷值得著意的是抽象化、圖案化的白雲的表現。那是《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之條所見，「及楚，楚子饗之曰……」的一段。舉旗先導的人物與軺車上的文公，這一群人背後的岩山正被湧起的白雲圍繞著，白雲以單純的線條表現出來。這些圖案化的雲，給人一種近似米友仁「雲山圖卷」裡的白雲的感覺。其底邊與「松風圖」著意表現的雲雖然相似，卻與米友仁各作品一樣的可以看出類似南宋初期的畫風。

岩石的描寫比採薇圖卷，使用更多的擦筆，然而其描法則表示已經過了北宋時代，斧劈皴也隨處可見。

本畫卷即使不是原本，也當認為是極正確的摹本。畫本身作於南宋高宗時代，不過畫卷中所寫《左傳》文章的字，如果是與作畫同時期的高宗的書，難免使人感到躊躇。因為和傳為馬和之筆，高宗書的毛詩圖卷的書體相差太大。只是現存高宗墨蹟的書體，變化幅度非常大，因此《左傳》的書法也就可以比照假定為高宗的字了。不過晉文公復國圖卷看來似乎與《畫繼補遺》所說李唐胡笳十八拍圖的「按拍留空絹，使（李）唐圖寫」不符。圖中的文章雖然正確地寫著宋本《春秋左氏傳》（阮元重刊本），然而本應從《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的一段開始的地方，如今卻失去此段，同時「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的一段文章，如果從中國畫卷形式的通例來看，也當在畫的前面，而緊接著這段之後的「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的文章，本來也當在乘坐軺車往右方前進的文公等一群人的前面才對。目前的畫卷在這一段的後面的絹有斷裂痕跡。然而到了「及楚，楚子饗之曰……」一段，則又在文章前後夾以圖解的部分。至於「及河。子犯之以璧授公子曰……」的一條，雖在前段以圖說名，然而文章的部位卻嫌太狹窄，究竟是否意開始就準備好要寫《左傳》的文章，似乎值得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