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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人的題跋與收藏

此卷題跋與收藏印之多與豐富，相較於傳世的多件黃庭堅名蹟，甚難與之匹敵。今依時序略論其重要者如下：



1. 曲肱寮（？-1168前卒）無紀年跋，論山谷書：「晚年落研為枯，嗇豐為癯」，並對此山谷書的年代作出這樣的結論：

「此猶是蘇公在翰林，諸君翱翔下上于道山冊府時作也。」

意思是指從書風來論，這是山谷在元祐年間，與東坡同時在朝時的作品。

對此跋的作者「曲肱寮」，至今尚無定論，明末張丑《真跡日錄》（卷四）著錄此卷時有考證：

「按寮姓張氏，即山谷諸題云：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記，見年譜元末甲子歲，時年四十矣！」

查元末甲子當為1084年，山谷確是四十歲，可見二人交往甚早，若真是張待舉的題跋，其實當在北宋，自是可珍！然張待舉的是「曲肱亭」，不是「曲肱寮」。張丑說成是姓張名寮，但宋代查無張寮，依南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六十六，有《書張待舉詩集後》中有句云：「張公名賁，待舉字也，官至忠州司戶而死。」何人則是指明：張賁，字待舉，家有「曲肱亭」。至於「曲肱寮」在宋代有可能：樂洪，衡山人，自號曲肱先生，著有《周易卦氣圖》，從汪應辰遊。又有魏衍，彭城人，自號曲肱居士，名所居室曰：曲肱軒，不事舉業，見異書必手自鈔寫。從山谷弟子陳師道遊。觀二人生平，一從汪應辰遊，一從陳師道 遊，很難遽斷究是何人，但是魏衍的居室既是「曲肱軒」，軒、寮稍異，或者是，又因為他與第二跋的汪應辰有交往，至此以待其他資料來證實。至於筆者定曲肱先生卒於乾道四年（1168）之前，這是從本卷第四跋梁竑有：「曲肱先生之遺意」一語而來，和他是陳雪溪與梁竑的共同友人，故此跋仍當在南宋初，並去世未久。此跋的另外一個價值，是提供了少見的宋代隸書佳例，筆勢開闊。



2. 第二跋是紀年紹興辛未（1151）的汪應辰（1119-1176）。他是信州玉山人，故署名「玉山汪應辰」；字聖錫，紹興五年（1135）進士第一，曾忤權相秦檜而外放，剛正方直，敢言不避，好賢樂善，學者稱玉山先生，著有《玉山集》、《石林燕語》等。由於他去黃山谷未遠，對其書風有深度的認識，並直言所感：

「此魯直元祐間字也，晚年筆劃始成就，每每追悔少作。此如蒹葭蒼蒼，非不茂盛，要須白露為霜，落其英華，然後為材之成耳。」

這是他以個人鍾愛的黃庭堅晚年大成時期的作品來評比此卷，所以略有微詞，正是表現了他正直敢言的個性，最重要的還是他肯定了此卷是黃魯直的真蹟，是比較早年的作品，至於是否一定是元祐年間（1086-1093）的字，倒並不重要。不過，從這一句話，吾人可以肯定的是，此卷原無紀年，既不是紀有建中靖國元年（1101）的《山谷題跋》那一本，也不是因故將這1101年的晚年本的年款切除之後的本子，所以可以旁證這「有鄰館本」與「建中靖國元年本」是兩個不同的本子。



3. 劉芮（1108-1178）的觀款一行，紀年「乾道元年（1165）正月戊辰」。劉芮字子駒，號順寧，著有《順寧集》，為哲宗朝御史劉摯之曾孫，師胡安國，所造粹然。《式古堂書畫匯考》中紀有《劉刑部和敬夫詩帖》，紀年戊戌（1178），則是晚年絕筆了。



4. 梁竑為當時藏者陳雪溪跋，紀年乾道四年（1168）九月，雪溪陳氏不知何人，此跋款字只署「竑」一字，未識姓氏。但跋中有云：「且致曲肱先生之遺意曰：他日梁子必見此，要當令跋…」故此處「梁子」即為跋者「竑」之姓氏。因而署款時不加姓氏。（按：《真跡日錄》作「杜竑」，容庚《叢帖目》作「汪竑」，請參考。）並由此跋知「曲肱寮」的卒年是在乾道四年（1168）之前。且知梁氏為曲肱先生賞識之晚輩，乃是因為梁氏「平生展玩涪翁翰墨不少」。是鑑識山谷書法的行家，而梁竑對此卷的評價與汪應辰頗為不同：

「亦未嘗有奇特如是者，可謂臣中第一，絕妙古今，譬如天球河圖之在東序，又何稱讚之足云！」



5. 王厚之（1121-1204）雖無題跋，但在此卷的騎縫收藏印中，鈐蓋了一方稀見的十六字小白文印：「臨川王厚之順伯復齋…金石刻　永寶」由於字小，印色不清，且有裁切，故難於識其全文。後又在「秋壑圖書」左下角發現王氏二印，其上為「臨川王□之□□父印」，其下雖為十六字印的完整版，但仍有三字不可識。此印在高士奇《江邨銷夏錄》卷二及《式左堂書畫匯考》二書中均僅識讀九字作：「臨川王厚之？石刻永寶」。經筆者辨識再三多識五字作：「臨川王厚之順伯復齋？金石刻永寶」。

王厚之為南宋第一鑑賞家，字順伯，世本臨川人，左丞王安禮的四世孫，王安禮曾在元豐庚申（1080）與黃慶基同閱《神龍本蘭亭》題有觀款，所以蘭亭版本的研究是其家學，淳熙戊戌（1178）曾題《定武本蘭亭》，慶元丁巳（1197）曾跋《唐摹本蘭亭》。王厚之祖王和父徙居諸暨，故於紹興二十六年（1156）以越鄉薦為舉首，尋入太學。登乾道三年（1167）進士第，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以博古知名於時，因藏有趙明誠《金石錄》故著有《復齋金石錄》三十卷，《考異》四卷，《考古印章》四卷，《漢晉印章圖譜》一卷。王氏的收藏，除了此卷之外，又有范仲淹《與尹師魯二帖》，元人柳貫跋語有云：

「前帖銜縫有王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所藏…好古博物，為中興第一。」

查此范仲淹書二帖，亦見於高士奇《江邨銷夏錄》卷一，但此印只識出「臨川王厚之…」

趙孟頫《蘭亭十三跋》亦云：

「宋南渡時，士大夫精于鑒賞者，為王順伯，尤延之二公。」

可見對王氏也傾服備至！

6. 謝采伯觀款，記有時地：「嘉定庚午中秋，郡丞謝采伯觀于四明貢院。」

楷書兩行，用筆挺俊，是必為知書者。查謝氏為書道史上有功之人，因為眾人熟知的南宋姜白石（夔）所著的《續書譜》一卷，在姜氏著後並未有刊本行世，是謝氏欣賞姜氏的書法筆力遒勁，波瀾老成在先，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覺得「議論精到，三讀三歎，因為傾慕。」

謝采伯是臨海人，其父乃宰相謝深甫，他也是宋理宗皇后謝氏的伯叔輩。謝氏題跋另有跋東坡《乞居常州奏狀》，年款與此跋大致相同：「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若書于四明貢院。」（《清河書畫舫》卷八。）他的著作有：《密齋筆記》，援據史傳，足以考鏡得失。

以上是六則南宋人題跋，雖然不是大家熟悉的書畫史上的大家，但都各有其重要性，皆是當時的佼佼者。



7. 大約在謝采伯嘉定庚午（1210）題跋的四、五十年之後，此卷不知如何進入了南宋重要大藏家：權相賈似道（1213-1275，號秋壑）之手，在此卷的末尾鈐有其著名的朱文收藏印「秋壑圖書」（約4.4公分見方），經過筆者再一次的調查，得知賈似道乃是收藏史上收集過最多黃庭堅書跡的藏家，因為除了本卷之外，尚有：

《寒山子龐居士詩卷》，台北故宮
《明瓚詩後跋卷》，中國歷史博物館
《諸上座卷》，北京故宮
《致景道十七史君帖》，台北故宮
《廉頗藺相如傳卷》，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松風閣詩卷》，台北故宮

一共為六長卷一冊頁（可能還有更多），由此可以證明至少賈似道（或其掌眼廖瑩中）的眼中，此卷《砥柱銘》的書法與上列各件都是出於黃庭堅之手的親筆真蹟，這一個南宋人的證據，其力量與準確度遠勝於一般的觀款或僅收一、兩件的小收藏家，是無庸置疑的。

謹就宋代的題跋和收藏史而言，此卷的旁證資料之豐富已遠勝於其他所有的傳世黃庭堅書作。卷後雖然沒有元人題跋的蹤跡，但尚有十餘則明、清人題跋，文字較長，提供若干史料。茲擇要簡述於後：

(1) 俞僴（字弘毅）的身分是「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汀州致仕」，其楷書跋是為當時收藏者黃璂——黃庭堅的第十一世族孫所書，紀年為「天順元年（明代英宗年號，1457）春正月」

(2) 黃洵（字叔允，號聵翁）也是山谷的族孫，是為黃公直（璂）題，未紀年。但前後二跋均在天順元年，故當在是年。

(3) 陳洙跋在天順改元（1457）五月，自署「眷生」，似為黃璂之姻親。但此跋稱「黃君公直，視山谷則八世族祖」與俞僴跋中的「十一世」相差三世，既是姻親，似當以「八世」為正確。又此跋中一語：「汪、梁諸君子題志，猶周鼎在望。」可以輔證筆者考訂卷前幹道四年款書「竑」者，當是「梁竑」不誤。

(4) 何濱，亦是黃公直眷生。詩跋無紀年。

以下一紙（在十四、十五縫之間）的兩跋，其一之紀年早於前紙兩年，故知裝裱時誤接，當是項元汴之前的事，因筆者認為騎縫的編號乃出自項氏手筆。

(5) 張肅，自署「庚午（1450）科鄉貢進士」，紀年「皇明景泰六年（1455）春」，行書甚佳，論山谷書：「公筆法高古，夐然一家，信可貴也。」讀其釋意，其時已為黃璂珍藏。

(6) 鄭熜（字允然），浦陽人，亦為黃公直題，自云其伯父醇翁先生亦善書，與宋仲珩齊名。

(7) 申屠環，會稽人，無紀年。

(8) 黃應宸，山谷族孫，黃璂為其高祖，長跋紀年「隆慶庚午（1570）」並述及「嘉靖辛亥（1551），家遭回祿，室宇貲蓄，焚蕩一空，而伯父棣獨出是卷於煨燼之中。」益可見吾人於今日猶能觀賞此卷，當更覺珍惜。

(9) 酈希範，自署「眷晚生」，當是黃應宸的姻親跋於同年同月，為此卷明代題跋中的最後一跋。

(10) 項元汴（1525-1590），為中國書畫鑑藏史上的大家，得此卷後，項氏於卷前卷後及騎縫處鈐印六十餘方。

在第十四紙後均為清代人題跋：

(1) 章貢金，觀於道光元年（1821），並錄元周密所抄謝采伯之著作。

(2) 吳修，於道光壬年（1822）觀於揚州，並錄入其《銘心絕品》一書中。

(3) 屠倬，觀于秦淮水閣。

(4) 羅天池，道光丙午年（1846）在觀於葉氏耕霞溪館。（小行楷）跋中述及廣東番禺潘德佘（仕成）先借摹入石，再購得此卷。

(5) 上元人伍福（號詒堂）收藏，先在後隔水錄山谷書可息風浪故事一則，並在卷尾抄錄有關此卷的相關資料數則：

書畫舫真跡目錄（隸書）
汪應辰　資料一則（行書）
王厚之　資料數則，包括：洪容齋隨筆、陳思寶刻叢編、子昂蘭亭十三跋及柳貫題跋等。

綜觀《砥柱銘》卷諸跋，最早者距山谷下世不到半世紀，不但肯定了他們對此卷為黃庭堅書寫真跡的看法，也提供了對此卷為山谷早年書風的觀點，也增加了五件南宋人的書法作品，使吾人對南宋士大夫的書風有更全面的認識。故僅就此南宋五人的題跋而言，就是書史研究的重要資料。

更有甚者，在鑒藏史上的兩件南宋大家：中期的王厚之（1121-1204）和後期的賈似道（1213-1275）曾先後將此卷鑒定珍藏，更保證了此卷的真實性。因為他們二位的印章，一在山谷卷中的多處騎縫上，一在卷尾本紙上，這不像卷後寫在別紙上的題跋，有可能被狡猾者拆換的！而王厚之的十六字白文印，更屬稀有的存世實例；賈似道的「秋壑圖書」雖所見甚多，但是此卷在賈氏的寶庫中，此卷是與黃庭堅的其他的六件名蹟同被肯定和珍藏的。

本來有了這樣的保證已經是足夠了，而後半段的明人題跋中，不僅補充了史料，更令人慶幸此卷曾經為山谷的八世孫及其族人題跋保存，凡經歷一百餘年（至少自1457到1570年）之久，最後又入明代最重要的鑒藏家項元汴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