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墨梅

這本書的作者巫鴻,是大陸在文革結束後第一批出國留學的留學生,在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後,留任校內教中國美術史,後到了芝加哥大學任教,是今日美國的藝術史界相當重要的學者。而且因為他的中國(特別還是共產中國)出身,使他和大陸的藝術史界關係特別緊密,這幾年中國大陸也接連翻譯他許多著作或主編的文集。這本二○○九年的書籍亦為一例。

此書原出版於一九九五年,在當時出版後,引起學界一陣批評聲浪,北大的李零教授在一九九九年總結此一爭論,以「科索沃」一詞稱之。其中批評最力的人,是普林斯頓大學的貝格利(Robert Bagley)教授。十幾年過去了,這個茶壺內的風暴早就是陳年往事,但我因買到此書中譯本,在翻看之餘,也不免重新把連帶的爭論拿出來「溫習」。

由於本書實在太厚,爭論冗長,我不擬多費筆墨。只是自己感想一點小小抒發。面對中國美術史,身在其中者常常會有種莫名的違和感,這是局外人絕不可解的。我在討論美術史的時候一直提及,以現代學術方式研究的中國美術史其實是西方人產物,第一本中國美術通論是英國人於十九世紀末所寫,之後是日本人,中國人寫中國美術史,已經是第三順位了。而且中國美術史的研究,與中國藝術品不斷外流有關,特別是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帶走了許多珍貴的書畫器物,其中有許多流入民間,被日本有系統的蒐購,使日本得以擁有中國藝術中的精華作品,也對日本研究中國藝術助益甚大。在二戰之前流至海外的中國藝術品,戰後更為國際研究中國美術史的重要依據,而後才是台灣的故宮收藏,而中國大陸內部的收藏及考古文物,又是更晚的事情了。

所以,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國際間早就有一套完整的體系來研究中國美術史,大體是以日本為中心,歐西諸國為次,而台灣為輔。大陸學界,至少就研究方法及史觀上,一直自外於國際而獨樹一幟,這一方面當然歸咎於長期接受馬克斯史觀訓練的背景,不見容於歐美;另一方面,中國先入為主的民族主義觀點,也一直為歐美學者駁斥為為政治服務的手段,學術立場不夠客觀。李零於「科索沃」一文中也有提及。也因為如此,貝格利批評一出,自然落入此一傳統爭議的窠臼,而巫鴻的反駁文章,也明顯在規避一些大陸學者長期不去正視的現狀,僅就細枝末節駁斥,並且把貝格利所支持的學術觀點,以及西方學者的文化沙文主義,當成攻擊他著作的主要原因(這在他於中文版序言中寫得更為明確)。誠然,貝格利文中用詞不遜,甚至影射整體中國學者的學術水準,此舉實在頗違背學術論著批評的慣例。但他的確提到了這本書所出現的問題,只是我不知道巫鴻之後有沒有繼續處理。

我其實不是要講此書中提到的上古時段的中國藝術,也不否認巫鴻現有的藝術史地位。但我在看此書時,的確有種奇怪的感覺,彷彿此書作者對中國古籍的認識不深。這是因為原本他設定的閱讀對象是英文母語的讀者所以如此切入?又或者是他為要自圓其說所以故意採取這種解釋?他一開始即用「問鼎中原」的典故,用《左傳》中王孫滿之語:「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知輕重,未可問也。」來說明鼎的「記念碑性」,但在我感覺,此段更像是用陰陽之說(天命)來辯駁楚王的外交辭令。貝格利認為巫鴻用後來的歷史文獻去說明之前的文物用途是錯誤的,但我想巫鴻更根本的問題,在於他「誤讀」那些古典文獻。這種感覺我在看書的時候一直出現。這種粗糙的解讀,往往容易出現模稜兩可的觀點,使文獻容易去支持作者所創造出來的言論。

這可能是巫鴻所採用的詮釋手段,但他這樣做,其實是另一種文化沙文症狀。它縱不至於如貝格利所言:「如果一上來就宣稱,中國古代是一種只有文化當局者用中國特有的語言才能理解的現象,那麼它對文化局外人的吸引力也就蕩然無存。」然而巫鴻顯然不容人質疑他作為中國人身分去解讀古代藝術的正確性。

無庸置疑,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的學術水準急速攀升,相較於台灣的狀態,尤其明顯。台灣比中國大陸更早嫻熟西方的學術規則,但是就算是在台灣最為富裕的時期,台灣的學術深度亦沒有大規模的提升,尚且不要忘記在八零年代後期,台灣基本上已經有學術自由,雖然當時獲得大陸資訊仍有重重限制,仍比現在的大陸取得台灣資訊來得容易。這種學術進展的落後,在人文學科尤其明顯。我認為這必須要歸罪到國民黨當時的經濟掛帥政策,由於科學園區的設置,「高級代工」需要「高薪勞工」的人力,理工科的學生變得炙手可熱,一路延燒至今。我們最有錢的時候所培養出來程度最好的學生,除了傳統的醫科外,就是以因應工商業發展的商科和理科的學生,會賺錢但沒有內涵。結果我們在有錢的時候所積累出來的人文厚度,一下子就被大陸迎頭趕上。其速度之快,若不是大陸實行言論管制,台灣早就被追過去。

巫鴻的中文譯作,其實可以看出此點。雖說比起巫鴻英文原著出版的時間,已經晚了十四年。然而比起台灣的狀態,大陸仍是超前的。如果我們沒有外語能力而想去認識國際學界的研究成果,現在的我們往往只能透過大陸的翻譯。甚至有些台灣學者的著作直接選擇在大陸出版,因為台灣幾乎沒有出版社要出版學術著作。台灣人文學科的衰弱,亦反映在出版業上,雖說台灣出版社全以商業導向,幾乎無人聞問的學術著作要找到人出版簡直難如登天,但同樣商業導向的美國出版業,尚且有大學出版社這種非營利單位出版學術著作,相較之下,台灣幾乎付之闕如,嚴肅書籍的市場完全被大陸的出版業整個捧走。

當然,大陸的學術發展也碰到嚴峻的問題。白謙慎有一篇〈洋博士粗製濫造——評張以國著《晚明的藝術與影響》〉可以作為活生生的例子。這裡看到大陸學者一個驚人的現象:他們憑藉著自己做為「中國人」的身分幾乎霸占對古典中文的解釋能力,然而在文革中成長的一代,他們的古文造詣和「文化中國」的認知,實在需要大加檢視。這種問題我在其他文章也有提到,他不僅僅是一般人的可能狀態,更可能是我們以為淹通詩書的文化史學者。如果這種人再不就文獻史料上做嚴謹的考證,就會發生像張以國這樣頂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光環,實際程度卻大有問題的「學者」。遺憾的是,像這樣「不求甚解」的研究在大陸可謂比比皆是,而且他們即便有心要追本溯源,有時也難得其法。比如查閱古籍,大陸如今出版了許多簡化字版的叢書,不只字體簡化,有時連內容都「過濾」過一遍。除非查善本書,誰能保證新出的古籍絕對不會少了什麼呢。這是在查閱台灣翻印的古籍著作時鮮少會碰到的問題。

所以,李零認為中國大陸的「漢學」和國際的「漢學」實際上是兩塊各自發展的領域(中國美術史在國外常常置在漢學的領域中)。但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我覺得大陸對於自己的學術要求不足,才會讓國際漢學對中國學者,特別是中國自己培養出來的學者心生疑慮。巫鴻論著的爭議,不過是這結構性歧異的冰山一角,很可惜的是,這場爭論似乎仍是處在各說各話的狀態,連對話的可能性都沒有。

巫鴻爭議的參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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