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我迫不及待地看完《我的異國靈魂指南》。

近來台灣的社會有種奇怪的現象：當這個國家的統治階層以愈來愈快的速度將台灣拖離國際社會的同時，我卻驚訝街頭上愈來愈多高鼻深目的外國人。不僅在台北，我在台中、在高雄，或者概約地說，在台灣的都市中發現這種趨勢。看著他們來來去去，我很好奇他們的背景。他們是來工作嗎？還是來旅遊呢？如果是來旅遊的，又是抱著什麼心態呢？是像去越南、去柬埔寨、去突尼西亞那般，感受陌生異國文化，尋幽訪奇，顯示自己「勇闖蠻荒」的冒險精神嗎？只是我完全想不到，來台的外國人中，竟有著如莫夏凱（Gay Marchal）之流。

台灣的出版不是沒有外國人用中文寫作，比如新井一二三（或者像張貴興的大馬華僑，但我掙扎著他們並不是「外國人」）。日本人有書寫漢字的能力，縱然說話不太輪轉，寫文章應當還是比歐美人來得容易。一個外國人，一個德國出身的標準歐洲人，拿起筆來用中文寫台灣，還是如此流暢的文筆。看在一個台灣人（或中國人，如果我要以文化論）的眼裡，實在羞愧地自嘆弗如。他愛引中文典籍入文，什麼「當時黑豆換不得，歸來嘔血目生花」（頁22）、「兩人對酌山花開」（頁144），也引張愛玲的名句：「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頁208）；「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甚至引了蒲松齡的文章：「男女裸體相聚，竟相告語，並忘其未衣也。」（頁155）。如果有人指把這些典故當成老外掉書袋（「老外掉書袋」，這樣已經夠震撼了），那我如下的引文，只怕要讓大學聯考作文零分的台灣學子一個個切腹謝罪：

…台灣政治總是在閃動，是個陰陽界，是個白色的影子，是一場不太雅觀的義大利歌劇，演員壓著喉嚨地唱著，咬著檳榔，有人用望遠鏡看著舞台的女演員，有人在舞台上哈哈大笑，有人只是用Playback作演講，劇場黑道也會上來玩爽一下，不知道他們真的是在演還是只有一個管理員放幾年前演奏的錄音帶。（頁133-134）

這還不夠。書的後記，他寫下了「民國九十四年七月末敘於台北旅次」。看到這句，我都快哭了。眼下民國紀年都要準備廢掉，而一個德國人，竟用了如此饒富古意的寫法，好似一個金髮碧眼的洋人拿著銀水煙筒悠悠地啜著煙，睥睨的眼神看著我們不識好貨。我們丟掉的那點金屑，反倒被外邦人如珍似寶地攢聚起來了。

當然，他應該是個例外。如同馬悅然（Goran Malmqvist）一樣的例外。也許很多歐美人士都對中文存有遐想，但不是人人可以跟他一樣，可以把中文寫得如此流暢。尤其他的中文是在北京學的，某些地方仍存著對岸中文的用法（比如「衣索匹亞」，他用大陸譯法「埃塞俄比亞」）。他的能耐，不是台灣的功勞。

看著此書，我仍不能免地想到最近的教育政策。但他的中文造詣是他自己的成就，我也不好以此為譬。更何況他有歐洲的人文學養，不定還有日本的，這種人放在哪個地方，其實都是特別。看著他的文章，我總不自覺想到董橋，想到那個隱隱約約的文士階層。雖說「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還不致於，但接觸人際面的豐富多元，是我這種尋常人不可能得見的。他的往來，除留學生外，有漫畫家，有書店創意總監，有藝人，有企業主。他或許不清楚，看似沒有什麼階級分野的台灣，卻以另一種圍籬把社會分成幾塊，用著他也發現到的「圈內」一詞來談論彼此。在這點上，我私心以為，董橋也是相似的。可能他對東方文化的認識，不若董橋對老派英美文化來的透徹。那是時代所致，無關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