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c. 李唐南渡與重返畫院

前文提及李唐現存作品有松風圖軸所代表的一群，及高桐院山水圖雙幅所代表的一群過兩種。然而要把這兩者視為同一筆者不同時期之作，實相當困難，併請讀者參考《國華》雜誌上的拙論。其要點如后。

夏文彥《圖繪寶鑑》說：「李唐…徽宗朝補入畫院──那麼松風圖也有可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靖康之變時南渡）建炎間（1126-1131）太尉紹淵薦之，奉旨受成忠郎（正八品上，據政和新設寄祿官之職名而來）、畫院待詔，時年近八十。」這個紀載可能深深刻在各論者腦海中，遂致前述那些作品被認為不是出自同一作者之筆。假如建炎二年（1129）以近八十歲之高齡復職畫院，則作松風圖軸的宣和六年（1124）當已屆七十五歲。對這樣的高齡畫家，能在五年或十年的短時間內，有著完全不同性質的畫風的變化，確實使人懷疑。明代楊士奇（1365-1444）曾猛烈地批評《圖繪寶鑑》，以為書中畫家的年次，排列混亂。雖然如此，《寶鑑》在畫家傳中可以看出採訪的文獻頗為淵博，例如它似乎也參照過如今已經散佚的《南渡七朝畫史》。不過「李唐」傳首出現的「太尉紹（宏）淵……」當屬記載錯誤。《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的四位合編者記載云：「紹宏淵，（河北）大名人。用韓世忠（1089-1151）薦，授閤門（宣贊）舍人，紹興中與金人戰於真州，大捷，號稱中興十三戰功之一，仕至定遠軍節度使。」這段傳略似乎是轉載至《中國人名大辭典》。筆者以學淺之故，對於他之成為閤門舍人的記載及出身大名，乃至定遠軍節度使的任官事實都無法獲得資料。

更何況檢校官的的太尉加官的事是不可能發生於北宋末、南宋初期的邵宏淵身上。邵宏淵最後出現於南宋時代的記錄見於《宋會要》第一○四冊，職官七六，「收敘放逐官」的乾道四年（1168）正月四日詔，其文如下：「責授靖卅團練副使南安軍（江西大庾）安置邵洪（宏）淵可令自便」，並云：「以宰臣蔣芾言，宏淵老將，雖符離（安徽宿縣）失律，而真州（江蘇儀徵）之功可錄，故有是命。」邵洪淵在一一六八年時稱為「老將」，其初見史書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由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兩浙兵馬鈐轄改為殿前司前軍統制時。同年十一月壬辰，因戰功累遷宣州觀察使，二十九年九月辛巳，在殿前司中軍統制加荊湖北路馬步軍總管，免從軍（以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其後殿中侍御史江澈奉詔以宏淵奮不顧身，敵萬人故，移江東總督。復於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丙辰，著名的虞允文采石磯大捷之前，步軍司左軍督統制邵宏淵與池州統制李顯忠夾攻金軍，以並肩作戰的王權引軍退走，致未竟其功。同年同月丙辰，侍衛步軍司左軍統制邵宏淵率左右二軍至真州，有名的真州之役即將展開。在真州胥浦橋之戰，民眾曾大聲叫喊「邵太尉……」，事見《要錄》及其他記載。前文已約略提及，太尉係檢校官，是節度使的加官，南宋時其制度當仍舊，而事實上加官太尉官名的武臣都是節度使。

《寶鑑》的「太尉邵（宏）淵薦之」的記載，不一定要解釋為當時任太尉的邵宏淵，如果能夠了解到這一點，那麼邵宏淵之為寧遠軍節度使氏在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癸丑（《宋史》本紀），而加官太尉則為以後的事。邵宏淵即使最後官至太尉，也沒有什麼不妥。不過南宋時代武官往往有過稱官品的習慣，且敘遷之途也集為紊亂。洪邁（1123-1202）在《容齋三筆》卷五「過稱官品」及其他，曾指出此事。當時對武官過稱為太尉似乎極為尋常。《要錄》紹興元年（1131）冬十月己巳之條載有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朝安水軍統制邵青時，邵青曾稱王德為「太尉」，不過此時也許多少帶有諂媚之意。

邵宏淵之所以能夠獲得高位，以至夠資格能推薦畫家，主要當在乾道二年（1166）八月所定「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格目」之一的真州之役（紹興三十一年）前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熊克《中興小紀》絲毫未提及邵宏淵在真州的勝利，《宋史》本紀澤是記載為「戰敗」。《中興小紀》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後，便被指為訛誤極多；一方面《宋史》在正史中也不能說是完備無缺，而從《永樂大典》錄出的《中興十三處戰功錄》也未提及邵宏淵打勝仗的事。

南宋畫院何時重建，筆者至今尚未找到可以明示的文獻。據推測，從官制方面說，翰林圖畫局可能繼承北宋而來，問題在於圖畫局（院）之置待詔、祗候等畫工，以及開始從事實質活動的時期不能確知。

至少在紹興二年（1132）正月，決定以臨安為行在以前，絕對無法設置像畫院那種並非迫切需要的機構。因為這段期間，高宗一直在逃難中。宋金第一次和議成立於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在此以前畫院恐怕不是未設置就是尚未開始活動。高宗不得不行幸各地，無法安定地留在臨安從事自己所喜好的風流韻事或鑽研書法。

由於上述政治、社會狀況，以及邵宏淵當時可以料定並不在足夠資格推薦人的官位，所以《寶鑑》的「建炎間太尉邵淵薦之」之句必須加以否定。此時期，南宋政權首須增產兵器甲冑，為此必須講究增加稅收的對策。另一方面還必須致力招撫假借忠義之名的地方軍閥，以及懷柔盜賊。增加稅收與裁汰冗員是相表裡的，必須同時進行。為了節減冗費，建炎年間大行裁官（《玉海》卷一二七），初年甚至教坊（教樂舞之處）也廢去（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三）。樂舞的性質與作畫完全不同，是官方宴會與祭祀所不可或缺的。何況經過靖康之變，伶人、樂工多被擄往北方，就官府機構來說，教坊應該是必要的單位。

在這種情況之下，依常識判斷，畫院之開始活動，當在詳悉金人內情的秦檜（1090-1155）秉政以後的事。戰爭期間文臣發言力薄弱，相對的，武臣即使是出身盜賊，其發言力也會增強。但是一旦和平到來，則傳統上以文治國的中國，自然文臣的主張會增強力量。在此時，只靠勇敢善戰自豪的武臣往往會以芝麻小事作藉口被責授、安置遙郡，甚或下獄。曾與邵宏淵併肩作戰的太尉李顯忠就試在這種情況下，以極勉強的理由，遭落職命運，而邵宏淵也以道用庫錢為由貶值。

高宗時代的南宋政權，如果能夠苟安一時，必是在紹興十一年到邵興三十一年九月之間的事。不久金主亮（海陵王）率百萬大軍來攻，「遠近大為震撼」。第二次宋、金和約成立於孝宗乾道元年（1165）。在這種狀況下最有可能重設畫院時期，是在秦檜死歿前後。例如御書院復置於紹興十六年（參照《宋會要》翰林院之條；嶋田英誠「徽宗朝的畫學」）。太醫局建於紹興二十七年（1157）二月，在紹興二十八年六月丙申曾「詔以盛暑遣翰林醫官四員遍詣臨安府城內外診視居民，合用藥於和劑局應副，俟秋涼日罷。」（《要錄》卷一七九）行政中心的尚書、六部也重建於紹興二十七年。紹興三十年九月前廢省，即內侍省，只設入內內侍省，即後省。翰林圖畫局屬後省，從宋代御書院總是優先於圖畫局看來，很自然的會推測到翰林圖畫局（院）的重建可能是在此時，或在此之後。當然製作玉輅的將作監等，雖然有些改變，在南宋初卻依舊存在。一方面，高宗雖然雅好繪畫與書法，對收集繪畫表示異常的熱心，並於紹興五年四月曾補精通古器物書畫的進士畢良史為上州文學，以從事鑑定書畫古器物的工作，但要到紹興十三年才設秘閣，兵蒐集書法、圖畫、先賢墨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