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日至親戚家借住,鎮日就是看電視,無聊得緊。趁空到市區踅一趟,剛好陪人到誠品敦南買書,見機不可失,買了一本蔣勳的《天地有大美》。

蔣勳談的生活美學,實是台灣社會最缺乏的東西。他的內容本來是講給竹科的工程師聽的,很多只是點到為止,概念也不見得嚴謹,但已經足夠引起我的反省。我其實覺得蔣勳講得太淺,然而這種淺,反應了社會的現實環境──我們連這麼淺的體悟都沒有,都尚要別人「教導」,更不要說「文化創意產業」這種進一步將文化詮釋轉換的工作。對多數的台灣人而言,「美」一直都是過於抽象難懂的。

蔣勳談「美」的缺乏,有很大的部分,用我父親的話來說,就是「台灣人的自私」。我認為我父親的見解十分精闢。台灣大到政府高層的惡鬥,小到亂停機車,無非導因於台灣人的自私心理。如斯心理,直接造成台灣的「不美」:頂樓鐵皮加蓋、佔用防火巷、醜陋的鐵窗、路霸、汽機車亂停、亂丟垃圾、吐痰吐檳榔汁、誇張豔俗的招牌、隨便斫斷路樹…繁不能載。台灣人在家裡裝鐵窗,不全然是為了防範盜賊,常有人把公寓陽台打通成室內空間,外頭再裝個向外延伸足足半公尺的鐵窗,無所不用其極地佔便宜,但也同時對市容造成嚴重的破壞。有人因此質疑台灣的住宅空間不符合台灣人的需要,我卻認為這就是台灣人的自私。如果台灣要美,恐怕台灣人就要先學會「不自私」,特別是對看似與自己無關緊要的公領域付出。

蔣勳也提到這些概念,不過他是以「尋求美」為目標來要求。無論是為了美感,還是為了公眾利益,台灣似乎還是難以在文化上有讓人欣喜的進步。只有在封閉的自私心態遭到破壞,像是政府祭出罰則,台灣人才會很不甘願地稍微往「文明」或「文化」的字眼前進。蔣勳不像我如此悲觀,他認為台灣有種傳統的美好,只是因為經濟發達,牽動破壞了許多應該是很好的事物。我活在台灣已經富裕起來的年代,古老和傳統已經破壞得差不多,急富的台灣人徒有金錢,沒有相對豐富的精神素養,所以我又更悲觀了些,去了舊的沒有新的,我們的美感經驗茫然無所適。

《天地有大美》中也講到慢,吃食的慢、行路的慢。我猜他相當程度受到「慢食運動」的啟發,或者「慢食運動」和他的觀念不謀而合。自己煮自己吃,這是我在外食四年之後,深切懷念的美好,最近黑心食物和衛生碗筷所衍發的問題,更讓我急遽地意識到外食所帶來生理和心理的負擔。而慢慢走路,我在《奇怪ね》系列報導之二──走路中已有提到自己由於步伐太快,非常羨慕可以慢慢走路的人。不過走路與環境關係甚大,我在東海考試時,從家淦樓後面穿越相思林到校外用餐。我走得極慢,甚至有點拖不動,考試耗掉我太多精神,我寧願走慢點,讓美麗的樹影和溫暖的煦風不斷照拂著我,讓我一直想起印象派的光影,或者是粼粼的波光。

tmwc腳踏車文章也是「緩慢」的體悟,開著汽車呼嘯而過的人,不需要街道兩旁的細節,所以可憐的行人只能走著高低不平的人行道、忍受胡亂停放的摩托車。我們的街景經不住細看,只要隨便定睛,不是四處亂牽的第四台電纜線,就是冷氣壓縮機,人行道上有檳榔汁乾掉的褐色汙漬,歪斜的路燈貼滿租屋的小廣告或搬家資訊什麼的。我一直認為台北市的市容是因為捷運通車才好起來的。不是因為捷運的工地消失,而是因為要搭捷運而走路的人增多,對於都市裡走路人的權利,才逐漸受到重視,注意整修人行道和機車停放的問題。在不重視行人的城市,比如台中市,在大家不愛搭公車、也不愛走路的情況下,人行道在台中,幾乎就是機車的停車場一般,行人只能被迫走到大路上與汽車爭道。台中從來就不是一個步調很快的城市,但悠閒的步調卻沒有反應在市民對於「行」的態度。人人寧願以機車代步,也不願好好走一走,不管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匆忙。而台中人走路慢,也不見得是生活步調慢,卻像是懶得走路。緩慢在繁忙的現代社會,已然成為不可饒恕的罪過,特別是在競爭激烈的華人世界裡,只有富有或具社會地位的人,才能奢侈地享用空間。但緩慢不全然是上層階級的專利,如果我們也能放慢腳步,比如動手作自己要吃的食物,走路去郵局銀行辦事情,偶爾到植物園散步發呆,人生應該也不致於是一成不變的無趣了。

我還沒有興趣去談生活美學,《天地有大美》的讀後感寫得也算是忒多了。不過我看許多部落格上的文章,其實提到更細緻的環境反思,這些討論比起蔣勳的內文或«ppaper»裡的專欄,不啻更動人有力。「美」不用企求,祇是有沒有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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