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赫緒曼的《反對的修辭》雖然是我在書店臨時起意所買的書，卻意外的非常適合解讀如今台灣的政治氣氛。赫緒曼此書提供相當深刻的創見，在所謂反動 (reaction) 的語言修辭中，大致可以區分為「悖謬論」(適得其反)、「無效論」(徒勞無功)、「危害論」(顧此失彼) 三種，在他宏觀而精緻的論證下，近三世紀以來的政治語言幾乎都能套入他所分出來的三種修辭當中。這種清晰而有效的分類法，幾乎是從事人文社會學科的人最希望能夠獲致的學術成果。

而且書中所展示出的歐洲發展歷程，非常出乎我意料之外，原來在歐洲 (或許要特別指英國) 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民主、自由、經濟三者居然曾被認為是互相扞格的。在擴張選舉權的時候，英國地主階層大聲疾呼這樣會損害得來不易的自由風氣，工商階層恐嚇民主政治會導致科技停滯、經濟倒退，及至二十世紀後我較為我們熟知的社會福利會妨礙經濟成長等語，諸此種種的說法在歷史上從無間斷，甚至在沉潛一段時期之後又再度復生，被包裝成前所未有的創見。

但本書最珍貴的價值，在於此書並非批評保守思維，在書的最後兩章，他反過來討論進步思維的行文邏輯，尖銳的指出兩邊的政治陣營基本上都延續同樣的修辭方式在維護自己的立場。比方說，他提到相較於「危害論」的論點 (改革會傷害到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進步派則是「協力謬誤」 (改革會帶來集體的提升)與「危險逼近論」(若不改革危機就會來臨)。很諷刺的，我自己的感覺是，此次反服貿運動，反對方比較偏向赫緒曼的保守派觀點 (危害論)，而支持方則是進步派觀點 (協力謬誤或危險逼近)。赫緒曼描述兩個相反的觀點卻有著相似的特質，極為準確的揭露出我們在這個運動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
「危險逼近論與跟它對立的危害論有兩個共同特質。第一，兩者在討論一個新的改革方案的時候，都只看到單方面的危險或風險。危害論陣營唯獨看到行動的危險；而危險逼近論者則全神貫注於不行動的風險。第二，兩個陣營各自提出其危險景象─危險分別來自行動與不行動─彷彿這些景象都已經完全確定且無法避免。」(頁212)

這種對保守與進步雙方都加以分析 (乃至於批評) 的論述，讓此書對政治修辭意義的詮釋獲得制高點，因為赫緒曼盡可能的將各種政治修辭都加以分析，並且盡量不帶臧否。他並沒有提到他所舉的文章例子是否真的如實發生 (雖然就後見之明，上世紀之前的政治發展其實已了然於胸)，也就是說，縱然是修辭，亦伴隨某種程度的啟發，也確實影響了民意與政府的作為，讓社會更加趨向於理想的發展狀態。一個例子是有批評者認為政府的福利救濟其實沒有真正救濟到經濟底層的人民，在透過有效的社會調查與相應的調整措施後，問題有所改善，故而在某些情況下，這種修辭能觸到問題點，也因為如此，這類言論歷久不衰，甚至會不斷跳針出現。

若以此去談論目前的反服貿議題，正如前述，反服貿方竟是「危害論」，而支持服貿的則是「協力謬誤」或「危險逼近論」。這可以說明傳統對於政治保守派與進步派的固定思維已遭打破，而某種意義上更為貼近赫緒曼所期盼對於「反動」一語可以重拾其中性概念。而事實上，政治的進展也確實有這種狀態，最著名的莫過於共產黨的革命，共產黨的語言一直在「進步」的話語論中，跟反動論述 (這恰巧正是中共等共產政權陷人於罪最喜用的政治說詞) 恰為立場之兩端。正如吳乃德在此書的導論中所提到：「本書所遭遇到的最大批評正是：它只分析了『反動論述』的結構，可是並沒有證明這些論述是錯誤的。...『悖謬論』在思想史上最常被使用、或被『提醒』，也許並非沒有道理。人類社會的改革確實經常帶來相反的結果。我們需要的不是抗拒結果，然而也不是完全忽略改革可能帶來的惡果。留意及分析改革可能的惡果，正是社會科學的重要工作之一。」(頁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