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服貿占領立院的運動開始之後,或許是基於尋求外部啟發的需要,我買了東尼賈德的《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和赫緒曼的《反動的修辭》。

東尼賈德的《厄運之地》講的其實是對歐洲與美國現況的反省。該書原文成書於2010年,經濟海嘯的陰影仍如影隨形,西歐的經濟愁雲慘霧。這塊世界上人類文明發展的最好的大陸,年輕人卻因為經濟的困窘感到迷惘無措。賈德想要用這本書告訴他們: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所囿,應該要試圖回頭看待歐洲大陸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發展歷程,歐洲人本有無與倫比的自信,卻在一瞬間被自己所摧毀,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要毀掉自己的文明。戰後的美國與西歐諸國,在記取這個巨大的教訓之後,兢兢業業去建立一個不欲重蹈覆轍的社會,也確實出現非常驚人的成果。只可惜自七十年代之後,這個人類歷史上難得的成果,又再度被歐洲人與美國人逐步摧毀。

台灣的境況雖不能類比,但書中許多內容,對照今日台灣,仍很有警世意義。就像這次反服貿運動,對我的啟發有二。一是重新刺激我們對民主制度的認知,因為這個運動,許多人對民主制度的誤解輕易的顯現出來,而這也顯示了民主制度在台灣實行的瓶頸。如書中所說「近年來所謂的『民主赤字』有許多討論,地區與全國選舉中投票人數持續降低;民意調查中對政治人物與政治制度憤世嫉俗的惡評持續出現...大家廣泛感覺,既然『他們』無論如何都會做他們想要的─同時填滿他們自己的荷包,那『我們』為什麼要費力去改變他們行為的結果?那不過是浪費時間而已。」(頁155)
「在間接代表的政治制度裡,發生民主赤字的危險總是存在。...不再信任這些人 (政治人物) 之後,我們不僅對議院代表與國會議員,而是對議院與國會本身也失去信心。在這樣的情境裡,大眾本能的反應不是『把惡棍踢出去』就是放任他們幹最壞的事,這兩種反應都不會有好結果:我們不知道如何把他們踢出去,也無法放任繼續負擔讓他們放手做壞事的後果。」(頁159)

賈德毋寧非常悲觀:「我們不再有政治運動了。雖然我們可能會有幾千人參加一場集會或示威遊行,但在這類場合上,我們只是通過單一的共同關切而結合在一起。任何人想要把這種關切轉換成集體目標,通常都會失敗,因為我們這些關切裡充滿了碎片化的個人主義。...當我們在廣闊範圍裡的許多彼此競爭的目標間做選擇時,我們發現很難想像有什麼辦法或理由,來把這些目標結合成一個有清楚思路的整體。」(頁159-160) 這也毋寧是台灣近年的抗爭運動所面臨的困境,但台灣的問題在於,當抗爭者開始希望整合出一個具有整體思維的方向時,就被錯誤的套上「政治化」的標籤,一如這次的帶領反服貿的學生被主流媒體不斷以「疑似政治化」加以汙衊。這種汙衊非常弔詭,本來所有與公共事務相關的事項都應該劃分在政治的範圍,政治絕不只是特定政黨的特定政客在特定場合演戲而已。顯然人民因為厭惡政治人物,將他們所作的某些事情硬性等同於「政治化」並給予負面的意涵,才會讓主流媒體順著這種趨勢去扣帽子。如今的反服貿運動中帶頭的學生領袖,比起之前的抗爭,他們顯然更有能力將整個抗爭的思路整理明確,但社會上普遍厭惡「政治化」的虛偽情緒仍然構成相當程度的傷害。

對民主政治消極的不信任感雖然是西歐與美國普遍存在的問題,但這在民主進程仍顯生嫩的台灣還是顯得頗為突兀,唯一可解釋的理由,或許在於台灣人誤把安穩的生活與民主制度連結在一起。賈德在書中也提到此點:「北美和西歐人天真地認為,民主、人權、自由主義與經濟進步之間存在一種必然的關係。但是對大多數人類在大多數時間裡,一個政治體系的合法性與可信賴度不是建立在自由開明的實踐或民主的形式,而是建立在秩序與可預測性上。」(頁251-252) 可能是因為台灣人活在謊言中太久,以為兩蔣時期的台灣也可以算是「民主自由」 (因為當時的政府都是如此對內對外宣傳),故把當時的穩定社會當成是民主制度必然帶來的結果。但揆諸歷史,穩定的社會最常出現的時間都是專政高壓的體制當中,最直接的例子莫過於北韓。北韓縱使幾乎是帝王專制的世襲政權,但我相信北韓社會的穩定大概也是朝鮮半島歷史上所僅見,就連南韓也沒有這麼「穩定」。台灣的民主若要深化,也許最關鍵之處,就是要認清民主政治所帶來的代價,畢竟在國際上,台灣轉型成民主國家的代價實在太過輕微。

二是重新思索只強調經濟導向的政策思維。台灣的崛起歸功於歐美社會「自由市場經濟」的復甦與全球化世界的重建,自由市場鼓吹排除公部門的干預,大量私人化以追求效率與盈餘,全球化世界的重建使先進國家得以運用開發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與原物料壓低價格,壟斷市場並剝削勞力。台灣成立「加工出口區」去迎合這樣的世界趨勢,並迅速累積財富,但當財富提高之後,其競爭力很快就被更為廉價的開發中國家搶走。台灣雖然提高加工產品的附加價值,仍無法脫離這個循環當中。

但更大的局限,不僅是在次於歐美國家的加工地位,而是台灣自此一直跟美國分享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的邏輯,崇信發展經濟的唯一目標。尤其威權體制依靠經濟發展來維繫自己的統治正當性,經年累月,更使得人民普遍以經濟發展作為衡量政府施政好壞的唯一準則。台灣人批評政府第一要務就是直指政府無法提振經濟,促進經濟發展,致使台灣雖然也與歐美社會一樣會關注單一的人權議題,整體上仍無法抵禦「經濟發展」的魔咒。

這對東尼賈德而言,無疑是人類文明的大倒退。因為早在十九世紀後葉,英國就已經執迷在這種經濟至上論之中,造成英國社會極度的貧富差距,著名的共產主義,便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特別是第二次大戰之後,西歐幾乎把自由市場主義棄如敝屣,美國雖然信奉自由經濟,但實際上卻是帶有濃厚保護主義色彩的國家 (不要忘記台灣曾是美國301條款中的國家之一),追求公平而均富的社會,曾是他們致力要達成的目標,也是執政者首要的工作。最重要的,他們極力避免回到戰前的狀態,成為滋養極端主義的溫床。然而,在一個世代的承平之後,美國、英國,乃至西歐主要國家的政治人物,卻開始走過去的老路,甚至將這個價值高捧為唯一的真理。但正如前述所言,北美與西歐等國自信滿滿的以為經濟發達必然跟民主自由的社會連動,致使他們看到中國以極權國家之姿出現高速的經濟成長時,一時亂了陣腳,難以解釋。

回過來說台灣,我們也一直困在這個「拼經濟」的泥淖當中。當我們發現經濟成長的數據已經跟人民的生活感受脫節的時候,或許我們就得重新審視一味追求經濟發展的必然。莫說經濟成長已經變成政府玩弄的數字遊戲,如今「拼經濟」甚至變成壓制一切改善民眾生活的政治正確,我們彷彿回到過去的年代,不惜犧牲掉我們的環境與生活品質,去成就毫無感受的經濟成長。而當有人試圖想從「拼經濟」的泥淖中掙扎著要離開時,還會被既得利益者恥笑辱罵是沒有競爭力的草莓族。這樣的經濟,真的值得我們「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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