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侯孝賢作品《海上花》是我在幾年前看的一部電影，印象深刻，並且從此愛上上海話。之所以舊事重提，是因為最近在看張愛玲，想到以前上電影史的時候，教我們的黃建業老師曾評論改編張愛玲作品的電影都很不好，只有改編自張愛玲譯介的《海上花列傳》的電影《海上花》拍的不錯。在此之前，我已經很喜歡這部電影，臨時想到，再拿出來提一下。

我喜歡《海上花》，因為我覺得他成功營造出十九世紀末上海租界區高級妓女寓所的氛圍。他用古董陳設、考究的清裝、軟綿綿的上海話，緩慢略高的鏡頭，來構築他心中的老上海，一個比我們熟知的「老上海」還要過去的年代。我相信實際上不見得是如此，我看過張愛玲的譯本，覺得書中的世界要比電影裡紊亂的多（侯孝賢原本要拍的故事架構也遠比完成後的影片要來得詳細複雜），侯孝賢也說當時並沒有上海話，應該是蘇州話，只是蘇州話對不諳吳中方言的演員而言太難，才改為較為簡單的上海話。當時用蘇州話講，一定更是噥軟。但沒有關係，對我這不懂的人而言，上海話蘇州話都一樣，對大部分台灣人也如此。這點瑕疵，完全不影響電影這塊「美瑜」。

我看古裝戲最愛看戲中的佈景陳設道具服裝，愈是考究愈合我的胃口。看得出來侯導演希望將十九世紀末的清代生活完全重現，這可不是只有放著古董家具、瓷器掛軸、窗櫺門板而已，除了要求演員必須極為熟練地使用當時的水煙及鴉片煙，恢復過去的生活節奏步調，也力求場景的擺設能以多一些生活過的痕跡，而不是只是裝潢好的樣品屋。讓背景融入電影情節如此講究，我也只看到侯導演一人。過去的「新電影」時期，許多導演拍了過去台灣歷史與人民生活的電影，因為素材俯拾即是，要貼近現實並不會那麼困難。然而像《海上花》這類故事題材，不僅年代久遠，前清上海租界的生活方式，想必和當時的台灣也有很大差別。侯導演卻仍透過他的轉換，讓觀眾看到一個彷彿不曾消散的長三書寓（當時高級妓女住所的稱呼），活靈活現在我們眼前。

我後來反覆回想，終於了解電影為何能夠如此「真實」，即便戲裡大家講的是滬語，穿的是旗裝大袍，住的是半中半西的石庫門樓房，侯孝賢畢竟厲害，抓住了《海上花列傳》舊日妓院生態的生活模式，抽出台灣人最熟悉（也是他最熟悉）的場景，轉化成舊上海的風景。《海上花》裡飲宴的場合很多，吃花酒坐檯是當時妓女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故侯導演著墨甚深，其實就是台灣人去酒店叫小姐的轉換。只是當時的瀘州老窖換成今日的威士忌，成化鬥彩雞缸盃換成今日的玻璃高腳杯，崑曲曲牌換成那卡西或卡拉OK，如此而已。宴中人物講話的內容，甚至也不大變，大抵說說不在場人物的八卦花邊，開開場中人的玩笑，連划酒拳也沒有什麼兩樣，唯一有顯著不同之處，不過當時商賈都愛附庸風雅，不若今天酒店粗俗罷了。

於是我知道了，劇中的時空與我們相隔遙遠，但很多事情其實是沒有變的：喝花酒叫小姐沒有變，打牌找牌搭子沒有變（電影裡本來有打牌的場面，但剪出來後只剩下去赴牌約的情節），包二奶沒有變（裡頭的妓女其實都是某種程度的「二奶」），勾心鬥角沒有變（也不會變）…許許多多。張愛玲譯的《海上花開/落》也不過就是日常生活的累積，串出了一段段故事，串出一個個人生，看似無甚爾爾，正是遊戲人間後透徹的見地。而侯孝賢，只是將人生儘量「如實照搬」，成就一個再寫實不過（我的以為）的《海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