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瑞文(案:該文係回應倪再沁「西方美術‧台灣製造─台灣現代美術的批判」一文)
最近從台灣來的報章雜誌,冠著「台灣文化」、「台灣意識」、「本土的」......等詞彙有增多的趨勢。一個 地區在文化上有自覺,是一件好事。
不過,台灣在文化上興起的自覺意識,由八〇年代中末期、九〇年代科技傳播意識形態橫掃地球激起的「自我批判」(Autocritique)思潮來看,並不是唯一的。第三世界(Tiersmonde)的經濟發展,及其對西方現代主義啓蒙思想的吸收,如阿拉伯世界、非洲黑人世界、東方人與拉丁美洲等,已覺醒出某種程度的文化自我辨識運動;連主導近代世界思想發展的西方世界,也有所謂後現代人文的個體與地區總體的定位與反思的探索課題。這股當代世界性的文化自覺或辨識反思的潮流,無可置疑地,是在新近日新月異的科學、 技術與傳播激化下,所衍生的「物化」(Réification)與「同一化」(Homogénéisation)的同質危機而導致的必然反射。
可警覺的是,當文化自覺蔚成風潮時,經常挾帶著、混雜著現實上某些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副作用。
我於一九八五年底來到法國,當時勒彭(Le Pen)領導的民族陣線(Frontnational)僅有約百分之五的支持徒眾,一九九一年這個代表歐洲白人種族主義的極右派政治組織已攀升至百分之十五的擁護者。對一名留法的外籍學生而言,極右派與右派在法國社會的抬頭與影響力,意味著無論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或文化上,對新舊移民、定居於此地的外國人的全面敵視。近代歐洲影響深遠的第一股排外性的種族主義運動,首推德國納粹領頭的反猶太,當時的怵目驚心,想來了解歐洲近代史的朋友,心猶有餘悸!排外的程序模式,前奏通常是以種族的自我辨識、文化上的清除異「己」及本土意識的高漲為開端,聚出一股無比的社會壓力,箭頭瞄向新舊移民,繼而剝削或抑制移民「過度勤勉」所累積的社會資源。當然歐洲現時極右派與右派的勢力擴增,有其歷史文化社會的背景,和台灣新近興起的本土意識的底層緣由不盡相同。任何本土意識的抬頭,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相當複雜的與長久累積的總體性情結因素。
台灣文化的混血情況
台灣這塊島嶼的歷史,是一部由每一個不同的年代來到 這裡的不同族群的奮鬥所串接起來的歷史。文化上除了早先就已來到此地的馬來印度尼西亞系的民族,與稍早會經殖民統治過台灣的西班牙、荷蘭之外,最顯著的變動與繁茂起於近代,我們大致可以一九四九年為基點,劃分為本質相當但各有特質的兩種質性:第一種為十六世紀末葉斷斷續續渡海來台的「大陸移民性格」、日據時代的「受殖民性格」與四九年後遭大陸強勢文化壓迫下的「壓抑性格」等的綜合體;第二種則是四九年左右湧入的大陸移民,他們以大陸五四運動殘缺不全的現代主義思想,支配了台灣四十年來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資源與發展走向。四十年來這兩支扮演強、弱勢(在政治的統制下,很諷刺的這支占台灣大部份人口的所謂弱勢,在近代史上是遭漠視的!)的文化質性,大體上從日據時代以後,已經間接的或直接的承受了歐美文化的影響。同時她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在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教育的普及與求生存的共識下,也由最初不和諧的對抗情狀,漸漸地在清純的新生一代成為社會中堅後,有融為一體的傾向。
所以基本上,今日我們指稱的「台灣文化」,近程裡起碼包含了:日據前的大陸移民性格、日據時的受殖民性格、日據以後的被壓抑性格、四九年左右湧入的「大陸強勢移民性格」以及日據以來持續融入的歐美現代文化等不同層次。至於這其中未納入「原住民文化」,大家均曉得,不僅動物有弱肉強食的生存規律,文化上亦是,這自不待言(台灣社會受原住民文化的影響微乎其微)。如果我們將上述的各種層次,加以不合學術性的概念化的話,大略為:大陸移民文化的主導及歐美現代文化的影響。亦即,大陸移民文化與歐美現代文化的調適(Acculturation)與融合(Amalgame),數十年來在台灣島上的混融與構築,成為今日我們所講的「台灣文化」。
「台灣文化」的混血情況,為文化進程的必然現象,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歷程並沒有獨特之處。如西方文化,從希臘文明、混入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經羅馬文明,爾後由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主導,吸收了回教文明,二千餘年來無論主動的或被動的涵融與包納成為近代的西歐文明(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歷史告訴我們,文化上的混血,無論短時間或長時間,確為演化與豐碩的基本條件。問題祇是:以特徵性或完整性的角度來看,目前我們常提的「台灣文化」是否已達到或符合所謂「台灣文化」足以意正言順的成熟期?
鑒此,今日我們大談「台灣文化」或「台灣藝術」,語意或訴求點恐怕較著重於──外來文化(或藝術)的強勢壓迫或被迫不得不吸納的過度情狀下,造成自我文化的迷惘與心理的不適,於是具意識地重探自我的「身份」(Identité),以「台灣文化」為標竿,呈現一股較急躁性的期許,而其實質上的、思想性的文化現象(Le Phénoméne Culturel)反思意義較弱。
我們之強調台灣目前這股「文化自覺」,急躁性的期許凌越了嚴肅性的「文化現象」的思考意義,基本的衡量點,仍以西方對「傳統」與「現代」,思想上的啟蒙分界性質為參照。西方從「傳統時期」跨到「現代時期」的思想關係,主要是思想理論上「方法學」的變革:如使用主導性、概括性的權 威理論,意圖指引出人類幸福或理想社會的光明大道,大體上是「傳統時期」善用的「由上而下的思想觀」;而探索「現狀」,以現實社會為基點,引出階段性的現象反思,則代表了「現代主義時期」具啟蒙意義的「由下而上的思想觀」。如果我們以西方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區別意義,來觀照台灣過去與現在所出現的理論層次,恐怕絕大部份並未體觸到西方「現代主義思想」的精神所在。這是因為數十年來,台灣的思想理論界大都耗盡精力,糾纏於「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代中國藝術與中國現代藝術」、「發揚傳統的優點,振興傳統文化」等表面性的概念圈圈,將應該靜下心有系統的全面理解西方現代主義思想的重大功課,擺在一邊。幾代以來,對西方現代主義精髓的一知半解與扭曲,該履行的功課,沒有履行,該疊砌上去的磚塊,沒有疊上去,形成台灣的思想理論,無法與成長中的台灣現實社會的實質內容進程同步互動。所以,欠缺對台灣社會深層次探討的實力,一直是台灣思想界獨立反思自己所屬的生活環境所面臨的最大窘境!而台灣最近幾年來的自我文化探索,所出現的急躁與急功近利心態,粗略的、預設的或權威心態紛紛呈現於枱面上,正將台灣思想理論界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空白與斷層的嚴重現象,一一暴露無遺。
台灣文化並不等於本土文化
例如目前談「台灣文化」或「台灣藝術」,黔驢技窮地抬出「本土文化」或「本土藝術」為訴求招牌,我們不禁懷疑,這種字眼的出現或使用,對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是否恰當?我們曉得從來沒有那個地區的文化或藝術,有所謂原創的或未經琢磨的「本土文化」與「本土藝術」。試問,現在許多人所提的「本土文化」與「本土藝術」,指的是台灣原住民馬來印度尼西亞系的「本土」或「藝術」嗎?答案如果「是」,如前所述,「台灣文化」與「台灣藝術」必然不能等於「本土 文化」與「本土藝術」的詞義;答案如果「不是」,那麼持用「本土文化」與「本土藝術」做為文化自覺的訴求,顯然的,具有相當情緒化的情結!
因為「台灣文化」或「台灣藝術」等於「本土文化」或「本土藝術」的命題,同個體的「原我」(Moi Original)能等於「社我」(Moi Social)的命題相類似,均犯了邏輯上的「語意混淆」的毛病。
我們不認為台灣的文化自覺,非抬出煽情性的「本土」字眼不可,尤其在九〇年代充滿朝氣與活力的台灣社會,更不必要從「本土」詞意的引申,以文化「沙文主義」濃厚的預設,刻意地再請出台灣原住民的「文化」或「藝術」來充當門面。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裡,原始藝術的引用或詮釋,從來就沒有真正去尊重過其來源出處的非洲文化或大洋洲文化,她們的被引用或呈現,僅是題材性的藝術創作對西方現實社會的中介或暗喻意義,以此做為西方現代主義時期本身的擴展養分及某種象徵性的社會憧憬。原始藝術,能成為藝術對現實社會的另種反思方向或援引,這點不容置疑,但我們應可以說,任何題材(不管西方的、東方的、原始的、現在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的、倫理的、情愛的、風景的、人物的......等)均可為現代性藝術所用,祇要反思的基座原點來自創作者所屬的「現實社會」。
台灣的「現實社會」,有其東、西文化交會與島嶼移民性格的獨特內容。在當代的文化自覺課題上,我們該捫心自問的是,為何我們仍不能以坦蕩蕩的、自信的反思方式,去面對「她」、參與「她」、批判「她」或去承認「她」呢?承認「她」,何必一定要用「本土的」粗魯動作?批判「她」,何必如往昔一樣再淪為「西洋美術·台灣製造」的曖昧心態,陷入「西化」等無益的概念爭辯的死胡同呢?
台灣的文化自覺,可以全面的、多樣的或多角度的發動,以嚴肅冷靜的態度來反省、解析與透視。但最忌諱由某種單一的角度形成過於膨脹的集體意識。任何過度的單一角度的自省,在某種現實政治的、社會的利害慫恿下,或將某種短視曖昧的粗魯主張以顯現於枱面的意圖視為主流,均容易為保守派所用,而冒著台灣文化自覺的前提──現代化行程的沖斷危機。
「台灣文化」同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或地區一樣,均屬西方現代主義的幅射影響範圍。所不同的,西方的現代主義是在社會結構變遷的激刺下,長期地由內部主動醞釀、爆發而成,而第三世界則是被動的。被動性的文化行程,最易處在十字路口,在不知往何處去時,隨著前方的先行者,亦步亦趨。這猶如在龍捲風的外圈,第三世界在引力的慣性上不由自主的被牽引著。欠缺主動性的現代意義的文化運動,很難真正體嘗到「現代主義」對「傳統」的真實意義,及「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思想的實質區別。
儘管如此,我們應該意識到,台灣的文化自覺,不可能在「西方龍捲風」的威力下,突然剎住,刻意自龍捲風的範圍內全面撤出,閉門造車。我們的文化自覺,除需拋掉「本土文化」式的粗暴姿態外,也得警惕,是否能以戴著經濟繁榮的假象面具,自認為自己已可以在複雜的、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裡,自我哺育、站直身軀。「自覺」與「反省」的同時,不妨回顧自己的身段,是否擁有足夠的「現代主義時期」踏實的思想歷程,或「科技傳播」的後現代文化的豐沛思潮,而得以不臉紅地導引未來的新生代,來面對台灣這塊東、西文化無論現在或未來必然持續交流的與調適的,以及已呈現資本主義症狀、科技傳播紛擾的「現實社會」?假若在深刻坦誠反省之際,猛然發覺我們的思想理論仍舊太脆弱,太單薄,難以單獨地面對自己的「社會」,似乎不應由「本土文化」或「本土藝術」的煽情或自慰字眼,而讓這一代或下一代忽略掉或蔑視了這條已走了一段,然不應中斷的,向歐美學習的「斷腸路」。(如認為這是一條屈辱性的斷腸路的話!)
文化自覺必須面對現實社會
文化自覺,代表一個地區在西方現代文明的過度影響下的自我辨識與反思,這種現象彌足珍貴。對文藝作品而言,我們期望這種「自覺」與「反省」,不僅應有「到底什麼時刻我們才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藝術,而不必戴蔡司公司出品的名牌眼鏡呢?」(見《雄獅美術》,二四三期,P.94)或「比較起來,台灣美術走過的路就未免太過平坦了,縱然是美不勝收,但少了探索和挖掘,也就少了深刻的人性。」(二四二期,P.116)等的自我批判,但同時得不得不承認與尊重台灣藝術家在多重矛盾中,試圖轉化外來的現代性藝術形態的努力、感受與經驗等心靈過程的人文掙扎與奮鬥痕跡。理論者的思考方式,千萬不要再落入由上而下的權威性舊有窠臼,因為我們不可能再用主導性的方式去扭轉台灣「現實社會」或「台灣藝術」的趨向。理論者的角色應在於:調整過往傳統的意識形態,眞實地去面對台灣「現實社會」的激化現象,以及台灣這批轉化於西方現代性藝術的藝術作品,兩者的關係與兩者的過程性現象意義,所暗喩或揭露的過去或現階段的人文情狀。這裡頭涵喩了「台灣文化」混血的精髓位置,以及「台灣文化」獨特的現代化行程中足以做 為歷史內容的人文痕跡。
所以在「台灣藝術」中,理論者面對的,不可避免地是一批「可能」有他人影像(但這一點並非理論者最主要的思考對象)的文藝作品,或有傳統先人影子的改革性作品。當中,絕對沒有人能預設得了(也無此能耐)台灣社會或文藝 發展的未來康莊大道。此種「台灣文化」現代化行程的摸索、探測的現象,過去(日據時代以來)、現在與未來(可能很長的未來)均是(會)如此。心態上,不妨把戴著「台灣製」的蔡司公司的名牌眼鏡,視為自己的眼鏡,同時更要拓展更多的「台灣製」的世界各名牌的眼鏡,不為什麼,就是為了讓下一代有更寬闊的視覺空間與思考空間。
而最大的希望,是在「自覺」與「反省」的同時,須先行擊破「西洋美術‧台灣製造」的思想與創作自我纏住的迷障與一個世紀以來卑微情結的意識形態,更坦蕩蕩地、更有組織地透入西方現代性(Modernité)思想與藝術精髓,大方地汲取轉化為「台灣製」。或許之間會發生許多難以言喻的陣痛,但豐碩的、多樣的與深刻的「台灣製」,和那些從傳統走出來的改革派,將共同留下讓下一代據以往前的墊腳石。
這個「台灣製」的文化或藝術形態,現在與未來均標示著:以「大陸移民文化」意願的演進為主導,轉化了「歐美文化」的現代性思想精髓的「混血型」(Métissage)台灣文化(或藝術)。
(本文原載於《雄獅美術》月刊第245期,1991年7月,116~120頁)
最近從台灣來的報章雜誌,冠著「台灣文化」、「台灣意識」、「本土的」......等詞彙有增多的趨勢。一個 地區在文化上有自覺,是一件好事。
不過,台灣在文化上興起的自覺意識,由八〇年代中末期、九〇年代科技傳播意識形態橫掃地球激起的「自我批判」(Autocritique)思潮來看,並不是唯一的。第三世界(Tiersmonde)的經濟發展,及其對西方現代主義啓蒙思想的吸收,如阿拉伯世界、非洲黑人世界、東方人與拉丁美洲等,已覺醒出某種程度的文化自我辨識運動;連主導近代世界思想發展的西方世界,也有所謂後現代人文的個體與地區總體的定位與反思的探索課題。這股當代世界性的文化自覺或辨識反思的潮流,無可置疑地,是在新近日新月異的科學、 技術與傳播激化下,所衍生的「物化」(Réification)與「同一化」(Homogénéisation)的同質危機而導致的必然反射。
可警覺的是,當文化自覺蔚成風潮時,經常挾帶著、混雜著現實上某些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副作用。
我於一九八五年底來到法國,當時勒彭(Le Pen)領導的民族陣線(Frontnational)僅有約百分之五的支持徒眾,一九九一年這個代表歐洲白人種族主義的極右派政治組織已攀升至百分之十五的擁護者。對一名留法的外籍學生而言,極右派與右派在法國社會的抬頭與影響力,意味著無論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或文化上,對新舊移民、定居於此地的外國人的全面敵視。近代歐洲影響深遠的第一股排外性的種族主義運動,首推德國納粹領頭的反猶太,當時的怵目驚心,想來了解歐洲近代史的朋友,心猶有餘悸!排外的程序模式,前奏通常是以種族的自我辨識、文化上的清除異「己」及本土意識的高漲為開端,聚出一股無比的社會壓力,箭頭瞄向新舊移民,繼而剝削或抑制移民「過度勤勉」所累積的社會資源。當然歐洲現時極右派與右派的勢力擴增,有其歷史文化社會的背景,和台灣新近興起的本土意識的底層緣由不盡相同。任何本土意識的抬頭,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相當複雜的與長久累積的總體性情結因素。
台灣文化的混血情況
台灣這塊島嶼的歷史,是一部由每一個不同的年代來到 這裡的不同族群的奮鬥所串接起來的歷史。文化上除了早先就已來到此地的馬來印度尼西亞系的民族,與稍早會經殖民統治過台灣的西班牙、荷蘭之外,最顯著的變動與繁茂起於近代,我們大致可以一九四九年為基點,劃分為本質相當但各有特質的兩種質性:第一種為十六世紀末葉斷斷續續渡海來台的「大陸移民性格」、日據時代的「受殖民性格」與四九年後遭大陸強勢文化壓迫下的「壓抑性格」等的綜合體;第二種則是四九年左右湧入的大陸移民,他們以大陸五四運動殘缺不全的現代主義思想,支配了台灣四十年來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資源與發展走向。四十年來這兩支扮演強、弱勢(在政治的統制下,很諷刺的這支占台灣大部份人口的所謂弱勢,在近代史上是遭漠視的!)的文化質性,大體上從日據時代以後,已經間接的或直接的承受了歐美文化的影響。同時她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在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教育的普及與求生存的共識下,也由最初不和諧的對抗情狀,漸漸地在清純的新生一代成為社會中堅後,有融為一體的傾向。
所以基本上,今日我們指稱的「台灣文化」,近程裡起碼包含了:日據前的大陸移民性格、日據時的受殖民性格、日據以後的被壓抑性格、四九年左右湧入的「大陸強勢移民性格」以及日據以來持續融入的歐美現代文化等不同層次。至於這其中未納入「原住民文化」,大家均曉得,不僅動物有弱肉強食的生存規律,文化上亦是,這自不待言(台灣社會受原住民文化的影響微乎其微)。如果我們將上述的各種層次,加以不合學術性的概念化的話,大略為:大陸移民文化的主導及歐美現代文化的影響。亦即,大陸移民文化與歐美現代文化的調適(Acculturation)與融合(Amalgame),數十年來在台灣島上的混融與構築,成為今日我們所講的「台灣文化」。
「台灣文化」的混血情況,為文化進程的必然現象,與世界上其他文化的歷程並沒有獨特之處。如西方文化,從希臘文明、混入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經羅馬文明,爾後由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主導,吸收了回教文明,二千餘年來無論主動的或被動的涵融與包納成為近代的西歐文明(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歷史告訴我們,文化上的混血,無論短時間或長時間,確為演化與豐碩的基本條件。問題祇是:以特徵性或完整性的角度來看,目前我們常提的「台灣文化」是否已達到或符合所謂「台灣文化」足以意正言順的成熟期?
鑒此,今日我們大談「台灣文化」或「台灣藝術」,語意或訴求點恐怕較著重於──外來文化(或藝術)的強勢壓迫或被迫不得不吸納的過度情狀下,造成自我文化的迷惘與心理的不適,於是具意識地重探自我的「身份」(Identité),以「台灣文化」為標竿,呈現一股較急躁性的期許,而其實質上的、思想性的文化現象(Le Phénoméne Culturel)反思意義較弱。
我們之強調台灣目前這股「文化自覺」,急躁性的期許凌越了嚴肅性的「文化現象」的思考意義,基本的衡量點,仍以西方對「傳統」與「現代」,思想上的啟蒙分界性質為參照。西方從「傳統時期」跨到「現代時期」的思想關係,主要是思想理論上「方法學」的變革:如使用主導性、概括性的權 威理論,意圖指引出人類幸福或理想社會的光明大道,大體上是「傳統時期」善用的「由上而下的思想觀」;而探索「現狀」,以現實社會為基點,引出階段性的現象反思,則代表了「現代主義時期」具啟蒙意義的「由下而上的思想觀」。如果我們以西方對「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區別意義,來觀照台灣過去與現在所出現的理論層次,恐怕絕大部份並未體觸到西方「現代主義思想」的精神所在。這是因為數十年來,台灣的思想理論界大都耗盡精力,糾纏於「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現代中國藝術與中國現代藝術」、「發揚傳統的優點,振興傳統文化」等表面性的概念圈圈,將應該靜下心有系統的全面理解西方現代主義思想的重大功課,擺在一邊。幾代以來,對西方現代主義精髓的一知半解與扭曲,該履行的功課,沒有履行,該疊砌上去的磚塊,沒有疊上去,形成台灣的思想理論,無法與成長中的台灣現實社會的實質內容進程同步互動。所以,欠缺對台灣社會深層次探討的實力,一直是台灣思想界獨立反思自己所屬的生活環境所面臨的最大窘境!而台灣最近幾年來的自我文化探索,所出現的急躁與急功近利心態,粗略的、預設的或權威心態紛紛呈現於枱面上,正將台灣思想理論界與現實社會之間的空白與斷層的嚴重現象,一一暴露無遺。
台灣文化並不等於本土文化
例如目前談「台灣文化」或「台灣藝術」,黔驢技窮地抬出「本土文化」或「本土藝術」為訴求招牌,我們不禁懷疑,這種字眼的出現或使用,對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是否恰當?我們曉得從來沒有那個地區的文化或藝術,有所謂原創的或未經琢磨的「本土文化」與「本土藝術」。試問,現在許多人所提的「本土文化」與「本土藝術」,指的是台灣原住民馬來印度尼西亞系的「本土」或「藝術」嗎?答案如果「是」,如前所述,「台灣文化」與「台灣藝術」必然不能等於「本土 文化」與「本土藝術」的詞義;答案如果「不是」,那麼持用「本土文化」與「本土藝術」做為文化自覺的訴求,顯然的,具有相當情緒化的情結!
因為「台灣文化」或「台灣藝術」等於「本土文化」或「本土藝術」的命題,同個體的「原我」(Moi Original)能等於「社我」(Moi Social)的命題相類似,均犯了邏輯上的「語意混淆」的毛病。
我們不認為台灣的文化自覺,非抬出煽情性的「本土」字眼不可,尤其在九〇年代充滿朝氣與活力的台灣社會,更不必要從「本土」詞意的引申,以文化「沙文主義」濃厚的預設,刻意地再請出台灣原住民的「文化」或「藝術」來充當門面。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裡,原始藝術的引用或詮釋,從來就沒有真正去尊重過其來源出處的非洲文化或大洋洲文化,她們的被引用或呈現,僅是題材性的藝術創作對西方現實社會的中介或暗喻意義,以此做為西方現代主義時期本身的擴展養分及某種象徵性的社會憧憬。原始藝術,能成為藝術對現實社會的另種反思方向或援引,這點不容置疑,但我們應可以說,任何題材(不管西方的、東方的、原始的、現在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的、倫理的、情愛的、風景的、人物的......等)均可為現代性藝術所用,祇要反思的基座原點來自創作者所屬的「現實社會」。
台灣的「現實社會」,有其東、西文化交會與島嶼移民性格的獨特內容。在當代的文化自覺課題上,我們該捫心自問的是,為何我們仍不能以坦蕩蕩的、自信的反思方式,去面對「她」、參與「她」、批判「她」或去承認「她」呢?承認「她」,何必一定要用「本土的」粗魯動作?批判「她」,何必如往昔一樣再淪為「西洋美術·台灣製造」的曖昧心態,陷入「西化」等無益的概念爭辯的死胡同呢?
台灣的文化自覺,可以全面的、多樣的或多角度的發動,以嚴肅冷靜的態度來反省、解析與透視。但最忌諱由某種單一的角度形成過於膨脹的集體意識。任何過度的單一角度的自省,在某種現實政治的、社會的利害慫恿下,或將某種短視曖昧的粗魯主張以顯現於枱面的意圖視為主流,均容易為保守派所用,而冒著台灣文化自覺的前提──現代化行程的沖斷危機。
「台灣文化」同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或地區一樣,均屬西方現代主義的幅射影響範圍。所不同的,西方的現代主義是在社會結構變遷的激刺下,長期地由內部主動醞釀、爆發而成,而第三世界則是被動的。被動性的文化行程,最易處在十字路口,在不知往何處去時,隨著前方的先行者,亦步亦趨。這猶如在龍捲風的外圈,第三世界在引力的慣性上不由自主的被牽引著。欠缺主動性的現代意義的文化運動,很難真正體嘗到「現代主義」對「傳統」的真實意義,及「後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思想的實質區別。
儘管如此,我們應該意識到,台灣的文化自覺,不可能在「西方龍捲風」的威力下,突然剎住,刻意自龍捲風的範圍內全面撤出,閉門造車。我們的文化自覺,除需拋掉「本土文化」式的粗暴姿態外,也得警惕,是否能以戴著經濟繁榮的假象面具,自認為自己已可以在複雜的、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裡,自我哺育、站直身軀。「自覺」與「反省」的同時,不妨回顧自己的身段,是否擁有足夠的「現代主義時期」踏實的思想歷程,或「科技傳播」的後現代文化的豐沛思潮,而得以不臉紅地導引未來的新生代,來面對台灣這塊東、西文化無論現在或未來必然持續交流的與調適的,以及已呈現資本主義症狀、科技傳播紛擾的「現實社會」?假若在深刻坦誠反省之際,猛然發覺我們的思想理論仍舊太脆弱,太單薄,難以單獨地面對自己的「社會」,似乎不應由「本土文化」或「本土藝術」的煽情或自慰字眼,而讓這一代或下一代忽略掉或蔑視了這條已走了一段,然不應中斷的,向歐美學習的「斷腸路」。(如認為這是一條屈辱性的斷腸路的話!)
文化自覺必須面對現實社會
文化自覺,代表一個地區在西方現代文明的過度影響下的自我辨識與反思,這種現象彌足珍貴。對文藝作品而言,我們期望這種「自覺」與「反省」,不僅應有「到底什麼時刻我們才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藝術,而不必戴蔡司公司出品的名牌眼鏡呢?」(見《雄獅美術》,二四三期,P.94)或「比較起來,台灣美術走過的路就未免太過平坦了,縱然是美不勝收,但少了探索和挖掘,也就少了深刻的人性。」(二四二期,P.116)等的自我批判,但同時得不得不承認與尊重台灣藝術家在多重矛盾中,試圖轉化外來的現代性藝術形態的努力、感受與經驗等心靈過程的人文掙扎與奮鬥痕跡。理論者的思考方式,千萬不要再落入由上而下的權威性舊有窠臼,因為我們不可能再用主導性的方式去扭轉台灣「現實社會」或「台灣藝術」的趨向。理論者的角色應在於:調整過往傳統的意識形態,眞實地去面對台灣「現實社會」的激化現象,以及台灣這批轉化於西方現代性藝術的藝術作品,兩者的關係與兩者的過程性現象意義,所暗喩或揭露的過去或現階段的人文情狀。這裡頭涵喩了「台灣文化」混血的精髓位置,以及「台灣文化」獨特的現代化行程中足以做 為歷史內容的人文痕跡。
所以在「台灣藝術」中,理論者面對的,不可避免地是一批「可能」有他人影像(但這一點並非理論者最主要的思考對象)的文藝作品,或有傳統先人影子的改革性作品。當中,絕對沒有人能預設得了(也無此能耐)台灣社會或文藝 發展的未來康莊大道。此種「台灣文化」現代化行程的摸索、探測的現象,過去(日據時代以來)、現在與未來(可能很長的未來)均是(會)如此。心態上,不妨把戴著「台灣製」的蔡司公司的名牌眼鏡,視為自己的眼鏡,同時更要拓展更多的「台灣製」的世界各名牌的眼鏡,不為什麼,就是為了讓下一代有更寬闊的視覺空間與思考空間。
而最大的希望,是在「自覺」與「反省」的同時,須先行擊破「西洋美術‧台灣製造」的思想與創作自我纏住的迷障與一個世紀以來卑微情結的意識形態,更坦蕩蕩地、更有組織地透入西方現代性(Modernité)思想與藝術精髓,大方地汲取轉化為「台灣製」。或許之間會發生許多難以言喻的陣痛,但豐碩的、多樣的與深刻的「台灣製」,和那些從傳統走出來的改革派,將共同留下讓下一代據以往前的墊腳石。
這個「台灣製」的文化或藝術形態,現在與未來均標示著:以「大陸移民文化」意願的演進為主導,轉化了「歐美文化」的現代性思想精髓的「混血型」(Métissage)台灣文化(或藝術)。
(本文原載於《雄獅美術》月刊第245期,1991年7月,116~1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