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雲山碧海─林玉山畫集》，國立歷史博物館，1997

我所知道的上一代─林玉山，永遠的少年人

謝里法 

關於祝壽圖 

從前蔣介石先生當總統的時候，每逢他的誕辰，國立歷史博物館就邀請年高望重的水墨畫家前來揮毫合作一幅祝壽圖呈獻給他，舉凡松、柏、竹、梅、奇石、靈芝、流水........皆不乏專門人才，唯獨動物如白鶴和麋鹿，在當時就不是缺乏寫生能力的一般老畫家所能畫得來。據說在此情形下，就只有將台籍畫家林玉山請出來，由他獨挑大樑才把祝壽圖完成，也只有他能獨領風騷而無人敢有異議。蔣公在生之年忙於政務，對畫家所知無幾，除了張大千、黄君璧、鄭曼青，以及作他鄰居的藍蔭鼎，若還有誰，那應該就是林玉山啦！

林玉山原籍嘉義，戰後不久就到台北任教於靜修女中，後來受師範學院（今之師大）延聘教授中國繪畫，擔任二年級的課，所以我就讀該校藝術系期間，他曾經是我的老師。只可惜我不是他的好學生，因為當所有同學都有一套大小不等的山羊筆或玉蘭筆時，我還只有一支中學時代已用舊了的台灣製毛筆，每當林老師沿著桌位替學生改畫，來到我跟前，手碰也不碰一下我桌上的筆，三言兩語隨便說幾句就匆忙走開，我當然明白這支破筆即使拿在林老師手中也畫不出什麽好畫。不過那一學年的中國畫課我還是幸運地及格了。

在大學課堂上教的不過是繪畫的方法，只要把畫松梅竹蘭、花鳥草蟲學會了，拼湊起來就是一幅像樣的中國畫。如果稱這是繪畫的基本功夫，我在這方面的確學得很差，四十年後仍然得承認自己不是林老師的好學生。

林玉山素以畫虎享譽畫壇，但上課時並不教學生畫虎，也許虎難畫，所以只教小麻雀。然而麻雀太小，每一幅畫下來就有好幾隻，有停的、有飛的；有仰首的、有俯視的；有將飛落枝頭的、有正要展翅飛起的；動作姿態變化繁多，對一個初學的人來說確有畫之不盡的麻雀天地！而我一個學期只畫三隻麻雀就不再畫下去了。

學期未了，林老師每人發一張棉紙要我們畫碧潭，我把雨中吊橋用水彩畫法畫出來，得到的分數遠遠超出我的預期，這才知道林老師平時上課雖然教的只是些方法，而他所最重視的還是實地寫生和自由表現，我畫的碧潭正好對上他的口味。

初會郭雪湖

台灣受日本教育的第一代畫家裡，以東洋畫而出人頭地的，今天我們都知道有「台展三少年」之稱的陳進、郭雪湖和林玉山，十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關於郭雪湖的文章，以書信訪問的方式由郭雪湖提供資料，其中有一段談到與林玉山初次會面的經過，形容得頗為詳細。

「台展」第一屆正要揭幕的那一年，郭雪湖為了搜集創作的題材，到南部各處去寫生。回程中來到嘉義，很久以前就聽說有一條街，由於街上開有近十家裱畫店，因而又稱「美街」，為此特地停留了一天。那時候台灣尚無畫廊，裱畫店除了替人裱畫，也將好的畫掛在店裡展示，若有人想買，裱畫店亦可當仲介代行畫的交易，所以具有相當程度的畫廊功能。裱畫店的主人有些是畫畫的能手，對歷代書畫名家所知甚祥，偶爾也代人鑑定古書畫，這一帶的同道和同好便經常到此看畫閑談，結交朋友，裱畫店的功能實質上已超出其表面的字義。

郭雪湖來到米街之後，依序從「西園」、「仿古軒」、「文錦」、「風雅軒」看下來，最後在「風雅軒」遇到林玉山，那時他還叫做林英貴（據郭雪湖說，更早他還有個名字叫金水，而郭雪湖自己原名叫金火，就是那麼巧！）看到一位與自己年齡相若的年輕人一進來就望著牆上的畫入神，便上前打招呼，兩個人於是聊起來。從繪畫的事一直談到即將舉辦的「台展」，這是當時畫家唯一能展示作品的地方，尤其年輕的新進者除了公辦的大型畫展，就別無其他途徑能夠一展身手，所以兩人熱烈討論著，表示一定要將作品送進去一試。

據郭雪湖回憶，對林玉山的第一個印象是好大的嘴色，正是長輩們所說的「嘴大吃四方」；談話中更聽得出他對藝術的熱誠，這樣的人是有資格一輩子當畫家的，沒想到從此而成為藝術旅途上永久的伙伴......。

此時郭雪湖已從蔡雪溪學畫，「雪湖」兩個字就是他老師取的。「台展」入選名單發表時，果然看出兩人的名字都上榜。令人意外的是名單裡除了另一位陳氏進，東洋畫部就找不到其他台灣人的姓名，連大稻埕享有盛譽的蔡雪溪也落選了。

郭雪湖、陳進和林玉山三人後來在美術史上稱為「台展三少年」，是受到大多數落選畫家的反彈之後，在民間報紙上抨擊「台展」評審制度的文章裡用出來之稱號，三位名不經傳的少年也經此一「罵」，而成為畫壇人盡皆知的人物。不過，當時一般人還認為只是運氣，或是日本人刻意安排的，直到後來看到「三少年」每年在「台展」中的表現，方才對他們的實力予以肯定。

「正統」之下的第二軍 

有一件事是林玉山老師一直都不知道的，師大二年級的中國畫課通常分成兩組上課，由吳詠香和林玉山兩位教授分別擔任。第一學期是林玉山教我這一組， 到了第二學期我們這組的幾位外省同學提出交換老師的建議，要求當班長的我出面到隔壁去把吳老師請過來，以為只要把她請來，林老師自然就到另一組去。當我來到隔壁教室，面對吳老師表示來意時，不但老師不肯接受，底下的同學也向我發出抗議，說老師不可隨便要換就換，我聽了也覺得自己理虧，就又走回來；此時林老師已站在講台上開始磨墨準備上課了。剛才慫恿我前往交涉的同學見我無功而返，也不再詢問什麼，這事就此不了了之。

現在想來，我這樣做無異要把林玉山老師換掉，而私下另請高明，尤其外省同學更認為中國畫要由外省畫家指導才算是正宗，吳詠香是溥儒在北京的女弟子，說話一口京片子，不論教的是國語還是國畫，只要有「國」字擺在前頭，其正統地位絕非其他人可以取代。如今時過四十年後把它寫出來，即使林老師讀了，必也不會怪我當時的魯莽吧！

現在不同於當年，如有機會讓我們再選擇一次老師，情形可能剛好相反，價值觀的改變並不完全出於本土意識，只是以寫生來表現繪畫對現實的反映，林玉山走的這條路才更接近當今學生的要求。

五〇年代的台灣人處處沒有信心，想像得出那時候知識分子一定過得很苦悶，在所謂正統的絕對優勢之下，連自已也迷失了。記得某次在圖案課裡，杭州藝專出身的鄭月波老師有意無意之間吐露一句：「台灣畫家能畫出像這樣的畫， 算是不錯的啦！」來讚許林玉山的一幅水牛圖，這句話的正確性聽在我耳裡是沒有什麽好懷疑的，那時的林玉山在我心目中再怎樣也只是二軍裡的第一號排名，與一軍裡第二排名的吳詠香，無論如何是差了一段距離，而這距離所隔的是正統與非正統之間無法跨越的空間，如果觀念沒有改變，林玉山一輩子就只能在二軍裡，美術史上沒有他的地位。

不過，從日本上的角度卻又另有他們的尺度衡量「正統」，在我撰寫《日據時代美術運動史》之際，翻閱過一批明治時代的日本美術刊物，其中一則消息報導中日美術交流展在東京舉行，引起我的注意，文章除了展覽內容，並刊出反對者的意見，說：「所謂文化的交流，必須雙方有同等程度的美術實力，才能作到實質上的交流，若無，則只能視為一種政治的目的，這種掛文化之名的外交行為，究竟用意是什麽，希望主辦單位對觀眾有所說明......。今天的中國繪畫界除了吳昌碩和陳師曾，就不再有誰表現得出足夠分量的藝術作品之情形下，進行兩國之間的交流，豈不是很可笑的事！」說這是日本人的自大也好，卻不能不承認他們在文化上有自己的標準，尤其是政治的野心家善於拿文化來比高低，為自己製造形象，襯托統治者的優越地位，有過二十世紀經驗的台灣人，對此應該不難體會才對！

「作品」與「非作品」 

約在一九七四年到八〇年代之間，林玉山接連到美國來過幾次，第一次是受邀請在紐約聖若望大學作水墨畫的示範表演，那天師大藝術系的校友來了很多，會場上觀衆擁擠，是該校美術系少有的盛況。林玉山坐在長桌前即席揮毫，先畫一隻老虎，又畫一幅庭前的麻雀群，兩者都是他最拿手的。畫時，後上方吊著一個大鏡子，觀衆從鏡子的反射可清楚看到桌面上的畫紙，以及握在他手中揮動的毛筆，每畫完一幅，便從觀眾席上傳來的一陣熱烈掌聲......。

停留紐約的那幾天，由同學們輪流當嚮導帶他們處遊覽，我負責把他從蘇荷帶去五十三街的現代美術館，與幾位同學會合，然後進去參觀。由我領頭沿著展覽室一間接一間看過去，來到一間大廳，看見所有作品都是現成物的組成，若不是出現在美術館裡，又標出作者姓名及製作年代，不知有多少人肯以藝術品來看待它。面對這些作品大家以打趣的口吻嘻嘻哈哈談論起來，林玉山獨自走向另一邊，指著一件「作品」問說：「這也是嗎？」原來他指的是一架木梯，下面放著兩隻水桶，一隻裝水，一隻裝滿泥沙。上面天花板顯出漏水痕跡，一時之間沒有誰敢答話，是不是都有可能。為了求解答，也由於好玩，我過去詢問門口穿制服的先生，他竟扮出笑臉說：「這間美術館已經太老舊，非得大整修不可，否則展出來的，將都是這類的作品。」作品與非作品之間，林玉山畫的雖是水墨，還是辨認出來，對非作品提出了懷疑，所憑的全然是一種直覺。不過，如果有人騙他說這就是作品，他也不可能拿出什麼理由來反駁。

出了美術館，從五十三街順著第七大道南行，不多遠就是百老匯及時報廣場，走過上空舞酒吧，我沒徵求大家同意就往裡走，眾人也尾隨著進來，才走入大門，林玉山的反應特別敏銳，馬上轉頭撤回去，嘴裡附加了一句：「這和學校 裡畫的模特兒還不是一個樣子！」才短短幾秒鐘，他就分辨得出不一樣來，畫家的眼力畢竟不同於常人。走過一條街後，一位同學貼近耳邊問我：「剛才林老師說了什麼？」我照實回答，他聽了：「才不一樣呢？」說時發出很大的笑聲，引得過路的人都轉過頭來。

由一位向來道貌岸然的老師帶著這群師範畢業的學生一起觀看脫衣舞，是多麼新鮮的經驗，可惜未能實現，幾十年後再想起來，還仍然感到遺憾！

林松亭的父親

林玉山的大公子林松亭在紐約亞細亞銀行工作，我們常有機會見面。有一回，聽他講了許多關於父親的小故事，都非常動人。那時候蔣經國寫《我的父親》正在報上連載，我就勸林松亭說：「每個人都有父親。他寫，我們也寫，從兒子眼中看到的父親都一樣是偉大的，為何不把你的父親寫出來！」

兒子寫父親與學生寫老師畢竟不同，他能把最簡單而又平常的事寫得深入動人，若不是長年陪伴身邊長大的人，是沒有這種感受的。雖然我真想把他講的故事寫在這篇文章，但還是忍著讓它暫時留個空白，如果林松亭久久不提筆，等這本書再版時，我就寫出來補上去，讓本文更加精彩。

好像是廖修平的太太告訴我的，林老師和師母是拜堂後，新婚之夜新郎與新娘才頭一次見面。我因為好奇又找林松亭來印證一下，他卻必須寫信回家問一問才能答覆。他為人與父親一樣謹慎，凡是未出世之前的事是不敢隨便說的，如果父母見面的當晚就有了他，作為一個匆忙間等待出世的嬰兒，心裡不知有什麼種感受！

林玉山幾次來紐約，我都有機會見到面，當然也免不了談及台灣美術的一些 事情，後來我把書寫出來，卻見兩位來台的日本西畫家鹽月桃甫和石川欽一郎在我筆下有著不同的評語，一方面由於台灣第一代畫家多為台北師範石川的學生，學生對師長的崇拜無形中，影響到我的觀感；另方面林玉山到紐約來引述陳澄波對鹽月的批評，都是誘導我對兩人偏頗的理由，寫出來之後自然產生某些差距。

據林玉山所說，陳澄波的看法是：鹽月為人高傲，看不起台灣人，在「台展」 中，陳澄波擁有「帝展」入選的資歷，自認地位與鹽月不相上下，因此常有頂撞的事情產生。我聽了之後不知何故就把他與文學上的西川滿聯想在一起，認定兩人是日本殖民統治底下文化統戰的主腦者，以最壞的角色放進那時代裡，後來才又逐步地修正到如今我所了解的鹽月和西川。因而在該書出版二十年後再回頭看時，所寫的究竟是一部歷史還是道聽塗說，連自己也分辨不清了！

鄉原古統的茶話會

在美期間林玉山最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是某年「府展」期間，鄉原古統的「茶話會」。

三〇年代以後，嘉義地區的畫家逐漸以林玉山為中心形成一個集團，每逢「府展」開幕就成群北上，參加典禮及拜訪北部的畫友。這一年嘉義畫家入選比例特別高，尤其一位年紀才十六歲的李秋禾，表現更是優異，然不久即傳言有林玉山代筆之嫌疑。開幕典禮結束時，擔任評審的鄉原古統來到林玉山面前，以輕鬆的口吻邀請嘉義來的畫家到他家裡聚一聚，他說只是個小型的茶話會，讓大家認識一下。吃過點心之後，鄉原把準備好的文房四寶擺出來，希望每人畫一張小畫留作紀念，畫到差不多時，他已看出李秋禾的實力，迫不及待向眾人宣告，將茶話會的真正用意坦誠說出來：有了作品為證，多日來外界的謠言已經不攻自破。很可惜李秋禾於三十幾歲時得鼻癌逝世，親友們為他舉行過遺作展，並印了一本小畫冊，從黑白圖片中尚可看出作品之樣貌。很長時間已沒有人再提起他，雖然我一直極想看到真蹟，卻不知他的家族有無將作品保存下來！

說到茶話會，使我想起在紐約舉辦的一次酒會，會中林玉山走下舞池表演十分精彩的迪斯可，那時的他大約已七十五歲，身手卻相當靈活，熟練的舞步，不識者還以為他是舞廳裡的常客。前輩畫家當中，善舞者據我所知有四位，且各有所長：顏水龍跳的是歐洲古典的探戈舞；陳慧坤跳的是日本人載歌載舞的民俗舞；林之助跳的是西洋的踢踏舞；林玉山則是跳隨興而發的迪斯可。我說他們跳得好，絕不是普通的好，只要是看過的人都會承認其技藝已近專業程度，且較專業者更投入，更懂得自得其樂。

少年吔，你騙人！

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就較少看到林玉山再來紐約，據林松亭說，他夏天經常到處寫生，紐約一帶沒什麼可入畫的景色，只好往別處去。入冬以後美國的北部天氣寒冷，令人難以忍受，所以一直沒有想到要來。

一九八八年冬天，我第一次回台灣，那天我受邀到報社參觀，正當我對編輯部工作人員演講之際，突然看到林玉山持著拐杖出現在樓梯口，對我來說真是莫大的驚喜，趕緊將演講半途停下，上前迎接，不知他從哪裡得來我要到報社的消息，就這樣趕來了。我們沒有見面約有十年，照理應該我去拜訪才對，卻由他先來看我，真叫人過意不去。

此後我幾乎每年都有機會回台，只要是開畫展他一定來看畫，沒有畫展，我就由朋友開車去家裡拜訪他。最近兩次見面是「三少年」在紐約文化中心的聯展，他和郭雪湖都來了，只差陳進沒有到。九十歲的年齡，身材比年輕人還挺拔，給我的感覺可以用仙風道骨來形容。兩個家族少說也有七十年的交往，聚在一起讓看到的人感到羨慕。另一次也是「三少年」聯展，地點在台北，開幕時三位都到了，那一陣子電視上不斷地出現，加上李總統接見，自從一九二七年三個少年人出過一次鋒頭之後，直到九十歲才又一起風光！這當中他們著實沉默了幾十年，在日本時代以東洋畫躍起畫壇的他們，時局轉變的過程中渡過一段漫長的艱苦歲月，他們的歷史反映著這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辛酸，也從他們身上看出二十世紀全體台灣人走過來的歷程。

「三少年」在台北展出後，三個家族會合在來來飯店聚餐，彼此敬酒，歡樂一堂。那天我才知道郭雪湖一家人天生海量，陳進與林玉山也非弱者，飲來後來，林玉山已不勝酒力，見林柏亭站到他身邊來，不知動了什麼手腳，又再奮起開始要敬酒，近旁座位上的陳進馬上發聲抗議：「這個少年吔在騙你們，他杯底裡倒的是茶！」眾人為之哄堂大笑，不僅因為林玉山也會騙人，或是陳進眼快，揭開底牌，更為九十歲的她還以「少年吔」互相稱呼，當喊出「少年吔」那一刻，她是打從心裡又返回少年了！

老天從他們的年齡裡把不屬他們的年代扣除了五十年，終於在今天光復了，光復時仍然還是個少年。

走在台北街頭上，常聽到不知是誰唱的歌「少年吔，安啦！」每次我都會想起他們三位──九十歲的少年。在美術史上，永遠沒有人比他們更年輕！

（轉載自《藝術家》雜誌第2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