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顏娟英，《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台北：雄獅圖書，2001。

顏娟英

台北西門町

小學三年級的初夏，我們全家和行李坐在一輛貨車上，越過淡水河上的台北大橋，從台北縣三重埔搬家到台北市中正路（後改為八德路）第二啤酒廠附近的新宿舍。為了考慮將來升學的問題，父親將我的學籍從三重的正義國小轉入全台北市升學率最高的西門國小。西門國小位於康定路，淡水河中興橋旁，當時學生多達七千人。我對這所小學最深刻的記憶是逃學的經驗，因為痛恨斯巴達式教育，流落在學校外面的淡水河邊踢石頭和西門町徘徊。黃昏時分，除了西點麵包店誘人的香味外，我最喜歡在書店裡面站崗，最遠可以走過博愛路到重慶南路的東方出版社，快快地和福爾摩斯交談。小學生的我還沒有膽量一個人走進電影院，卻常站在櫥窗前看花花綠綠的廣告，靜靜地幻想電影的劇情和刺激的畫面。那時候燈光燦爛的西門町就是台北都會文明的中心；至少對我個人而言，這裡是台北經驗的出發點。

在寫這篇導讀時，我回到幾十年未見的西門國小門口。建築物似乎變化不大，三層樓房圍繞著小小的操場，閃過腦海的是全班五十人被集體處罰跑屋頂，或在操場兔子跳的情景。但是學校外面已完全改觀，高架快速道路左右交叉在淡水河畔，阻擋行人靠近，橋下飄落著垃圾，淡水河污泥一片。台北人是不適合擁有記憶的呢？或者台北人的生活為消費與掠奪型態，西門町繁華已逝便轉往東區開發，東區之後再往信義計畫區？

珍惜舊日的記憶若非悲喜交加，也是不容易的事，但是要說明今天的我，一定要回到淡水河畔，看看從衛星市鎮三重埔走入西門町的痕跡。當年的小學生雖然大開眼界，但同時也失落了天真的笑顔。今天眼看著昔日燦爛的市街被徒然拋棄在塵土中，台北的尊嚴也已不復存在。

民俗台灣與鄉土愛

一九四一年七月，《民俗台灣》創刊號卷頭語中說：

紀念物（Monument）一詞，是由memory亦即「記憶」這個動詞變化而來的。不論銅雕、石刻或形骸的遺存都不過是一種記憶的簡化罷了。內心所保存的記憶，才是真正的紀念碑。一個傳承的團體，亦即民族，本身便是一個廣大的紀念物。羅馬人消滅迦太基人（北非古國）時，將所有的紀念物破壞無遺，讓後代的文人福樓拜（Gaustave Flaubert, 1821-1880）在寫歷史小說Salambo時，成為極其艱辛的挑戰，然而羅馬人卻無法消滅迦太基人內心中的紀念碑。......我們應該愛護紀念物。然而，如果紀念物的存亡只能靠老天保佑，這時唯一的解決之道便是儘可能留下完整的記錄。

《民俗台灣》的宗旨在蒐集記錄台灣本島及相關地區的民俗資料，其發表内容除民俗之外，尚包括鄉土歷史、地理與自然誌等方面，亦即廣義的鄉土，地方文化。《民俗台灣》的出現當然和日本國內柳田國男（Yanagita Kunio, 1875-1962）所推動的民俗學研究有關，同時也受到東京出版的《民俗藝術》（1928），《ドルメン》（1932）期刊影響。並且，如吳密察所指，《民俗台灣》的出現與一九四一年一月大政翼贊會文化部所發布，振興地方文化以產生新國民文化的運動也有密切關係。創刊號卷頭語中強調記錄民俗的重要，因為記錄可以保存集體的記憶，人們內心中的紀念碑。記錄的需求也因為現實環境的急速惡化而變得迫切。由於一九三六年以來的皇民化運動破壞了許多舊有的宗教文物與古蹟，民間有心人士在無法阻遏此官方政策之下，只好呼籲記錄的重要。不過，無論如何，在前線戰爭激烈後方經濟緊張，而且官方厲行皇民化運動的時期，這本期刊能維持四十三期確實是不可思議的成果。

政策的改變，時代的氛圍都是値得分析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忽略了内心樸素的感情因素，那也好比隔靴搔癢，枉費功夫。値得我們重視的是，在一九四〇年代出現的一批新生代學者、文學家、畫家，他們藉著《民俗台灣》等刊物來重新認識他們生長的環境，表達對此風土「溫暖的理解與愛，和謙遜。」這句話原來是士林學者楊雲萍針對《民俗台灣》出版者的態度所提出來的警言，並公開發表於《台灣日日新報》：

研究事物要冷靜、客觀而科學地追求真理，這是必然的。然而這決不是指使用冷漠、強橫的態度或機械的方法。相反地，而是我們偉大的學者與科學家更要抱著愛與謙遜，表現出人文（的氣質）。......希望此等諸位「學者」、「研究家」，今後要稍稍有些溫暖的理解與愛，和謙遜。

《民俗台灣》的主導人物金關丈夫在答覆書，〈對民俗的愛〉也大聲地說：「我們對台灣民眾的愛，對認識其民俗的熱誠絕不落人之後。」同時他更進一步呼籲台灣的文藝家拿出對台灣人的愛，共同為耕耘本地文化而努力，不要再犯空喊口號的錯誤。

皇民化、皇民化，缺乏友愛真能化得了他人嗎？自古以來恐怕都沒有這樣的例子吧！台灣的文藝家們，反省此天生的職責，那些喊叫皇民化的人，不是更需要喚醒對本島人民的愛情嗎？若以為只要一齊把口號提出來就完事，那是不對的。

故鄉台灣與第二世 

尾崎秀真也隨同金關丈夫在報上呼籲「文化的研究要從鄉土的歷史開始」。以上這三篇短文都發表在《台灣日日新報》的文化欄，而我們也絕不能忘記負責學藝部，亦即此文化欄的編輯，西川滿，在導讀四〈百家爭鳴的評論界〉，我們也曾簡短地介紹過他。他在台北一中時代深受鹽月桃甫浪漫的藝術思想影響，投考台北高校兩年失敗，因而回東京就讀早稻田高等學院。早稻田大學畢業後（1932），決心獻身地方主義文學而再度返台定居。一九三四年一月入《台灣日日新報》負責學藝部至一九四二年四月退職。西川滿除了在報社發表包括美術在内的文藝評論兩百多篇之外，他也出版多種文藝期刊、書籍，其中又以《文藝台灣》最引人注目。西川滿堅持一生的志願在台灣發展外地文學，亦即殖民地文學。他指出台灣人的青年知識分子往往輕視自己民族所擁有的文化，而他確信這是錯誤的態度，「因而願將己心與台灣民族之內涵物置換，試圖在文字上描繪出台灣的宗教空想世界。」誠如近藤正己的研究指出，西川滿充滿了幻想性的台灣認知，並未獲得大多數台灣人的認同，然而西川滿卻深自相信台灣便是自己的故鄉，唯有詳知台灣的歷史、文學、才能擺脫附屬於（日本中央）東京的地位，進而發展台灣獨自的文學。類似此等「第二世」在台日本人作家，對台灣的土地已建立極深的血緣關係，縱使他們對台灣的認知不夠全面、不夠深刻，卻也提出許多值得思考、流傳的作品，值得我們重新認識。

一九四〇年春，尚未結婚的畫家立石鐵臣發表〈荒涼的景象──期待風土的花朵盛開〉，以台北女人的服飾為調侃的對象，指責其庸俗，追隨日本流行，令他悲嘆有如荒蕪的土地，頹廢的花朵他表明自己抱持著無限的愛情，希望發掘、呵護鄉土素樸的美。

他們這些人好像全然不是生活在此地的風土。我覺得他們缺乏對此地風土的愛情。這些人是過著奉承迎合日本內地風尚的生活。

我對此地風土抱著無限的愛情，因此對這些不曾在此風土扎根，只是隨著氣氛出現的頹廢花朵，只能嘆息不已。

對鄉土的愛，為地方文化而努力的熱忱使得戰爭後期的一批文化人士有了共同的話題與工作的目標。池田敏雄、楊雲萍、黃得時、吳新榮等許多台日人都熱心地投入《民俗台灣》的發表園地。同樣的，在一九四〇年代也出現立石鐵臣與吳天賞，認真地為「台灣美術論」而思考、對答。同時也有收入本主題的〈趣味台灣座談會〉以及與柳宗悅為中心的〈生活與民藝座談會〉為緊張的戰爭非常時期生活提供些許精神生活的趣味。

冷門的美術

本主題所收七篇文章是與台灣展的東西洋繪畫完全無關的書法、雕刻與工藝美術。這些都可以算是較冷門的美術，其中書法與雕刻尤其受到忽視，發表的文章很少。日治時期台灣知名的雕刻家主要為黃土水與鮫島台器，至於陳夏雨、黃清埕雖然相繼自一九三八年、一九四〇年開始入選新文展，但多以東京為創作活動地。落合忠直發表於一九二五年的文章，談東京帝展審查員的內鬥情形，提供我們理解黃土水創作的困境，同時也可以作為近代雕塑發展的背景資料。尾崎秀真在導讀四已略有所介紹。他對傳統書畫涉略頗深，曾加入台灣南宗畫會（1918），並參與發起李逸樵紀念書畫會（1920），呂西村、謝琯樵、葉東谷遺墨展（1926），對於台灣清代文化與原住民工藝也是罕見的研究者。尾崎雖然極力提倡書法的傳統文化價值，可惜台灣展主辦單位始終未能敞開胸襟，接納他的意見。一九三六年九月台灣書道協會舉辦第一回全國書道展後似乎也消失了，一九三八年二月改由台灣書道會再度舉辦第一回全國書道展，共展出三回。這類書道展涵蓋學童及成人，各種層次的作品。由於台灣缺乏強有力的書法團體，許多成名的書法家定期郵寄作品到日本參加書道展藉以切磋藝道，同時維持其在台灣的聲望。

本主題章所收五篇與民俗工藝或生活趣味有關的文章，除了山本鼎的報告書之外，都是四〇年代發表的，充份反映上述的地方文化運動背景。

山本鼎一九二四年的〈有望之台灣工藝的產業〉是應官方邀請，來台灣考察約一個月後，在漢文版報紙上連載六回的長篇大論。他匆忙地走遍全島，目的在調查値得開發成為具有經濟效益的工藝產業。他觀察的結果是台灣人的工藝水準太低不值得開發，而十三萬蕃人（原住民）的日常工藝則頗有可觀。他具體而務實地提出各種方案，或忠實地複製樣本，或適當地選擇圖案 等。同時，他也詳細地分析發展產業工藝的條件。

如果將山本鼎的文章與四〇年代在台南北門實際推動工藝產業生產線的顏水龍對台灣工藝的期許做比較，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山本鼎推崇原住民工藝而忽視漢人工藝。這和竹久夢二 暫來台個展時，提出來的警句相似。

我從未注意到還有本島人的存在。但是這也沒有什麼好笑的。很多日本人不知不覺只曉得一個沒有本島人的台灣吧！這個原因是政策的影響還是感情因素，我也不知道。

鹽月桃甫的台北高校高足，著名的人類學、博物學者鹿野忠雄，給《民俗台灣》寫「卷頭語」時，也做了相似的反省：

我研究台灣的原住民已經十七年，但是卻未能如期待般的進步。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最近特別強烈地感覺到的是，我對本島（漢）人的知識太少了。......亦即必須研究此地的本島人民俗。

戰爭末期來到台灣的民藝家柳宗悅，很幸運地在金關丈夫、立石鐵臣、顏水龍等人的陪同下，更深入地調查著各地的工藝發展，在《民俗台灣》與《台灣公論》上發表他的報告書和座談記，涵蓋面之廣泛與深度都值得我們今日再來回味。其實，這正反映出《民俗台灣》同人努力的成果。

鄉土的研究離不開歷史文物、民俗，更離不開居住在此地的人們。如果生活在同一地不同的族群之間缺乏基本的相互尊重、認識，那麼心中溫暖的愛與謙遜也無從喚起。

鄉土的認知就好比我們對創作的研究，是永無止境的。所以，立石鐵臣在他的〈台灣美術論〉結語中，呼籲台灣的畫家「要睜開明亮的眼睛，以真誠的熱情觀察台灣的風土，由此湧出追求探究美的核心的熱情。」由此源源湧出的熱情才能泯除成見，克服困難，專注地融入創作的生涯，讓心中溫暖的愛像陽光一般普照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