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八旗文化所規劃的講談社歷史叢書「興衰的世界史」翻譯，可謂一種有別於西歐中心史觀的世界史詮釋。其中先期出版的《絲路、游牧民與唐帝國》（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由大阪大學著名的中亞史學者森安孝夫執筆，對我而言，這幾乎是台灣首度見到討論中古中亞史的譯著。

此書並沒有根據傳統的編年方式來討論唐代，而是以主題分配章節，勾畫出一個唐帝國與周邊地區的樣貌。但此書真正特別之處，在於他幾乎跳脫傳統中國中心的觀點討論唐代，而是以西域，也就是中亞地區的角度來理解唐帝國的存在。在他眼中，唐帝國並不僅僅是一個漢人的政權，同時是一個突厥系的朝廷。最直接的例證，就是李世民曾被西域諸國獻上「天可汗」的尊號，若剝去了中國主義的化妝，唐帝國的突厥面向，其實相當明顯。

本書另一個重點，是在絲路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粟特人。對作者而言，粟特人有極為吃重的地位，歐亞大陸的貿易與資訊，幾乎都是依靠粟特人在維繫。在唐傳奇中，可以看到粟特人鮮明的形象：穿金戴銀、非常富裕，而且總有一些漢人難以理解的神奇異術。粟特人的研究，在國際上一直是個很重要的課題，因為粟特人活動的時間與地理跨度都相當廣泛，中國也因為千禧年前後接連出現粟特人的墓葬，一時成為研究熱潮，出版很多相關的書籍，特別是粟特人與北朝、隋唐的關係。但中國人的研究，仍不免帶有中國主義的立場，而且中國人雖然研究西域，但對於漢文以外的西域文獻，很少採用，在研究上不甚全面。森安孝夫以其能解讀回鶻文的能力，帶出一個迥異於中國中心的歷史角度，他以安史之亂為界，將唐帝國一分為二，並且認為安史之亂只是一個過早出現的中亞征服政權，因為百餘年後，華北地區就成為沙陀人政權，在文化歸屬上，其實是可以看成中亞地區遊牧民族的。

此書幾乎完全遞補了台灣人對中國史的空白之處。一般談到唐代，台灣人只知道中國主義觀點的描述，對於西域的政權，比如龜茲、回鶻、粟特、吐蕃等，幾乎一無所知。很多人知道安祿山，但全然不知道安祿山到底是什麼種族的人，更不要說對唐代那種東西雜陳的情況茫無所知。一般中國人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具體可以看范冰冰演的武則天與楊貴妃，就知道他們認識的唐代，其實也是遭到扭曲的結果。

因此我覺得，用這種角度看中國歷史至為可貴，對台灣人而言，「去中國化」地看中國史相當必要，有助於我們擺脫「中國情結」，以為中國文化淵遠流長、博大精深。劉仲敬的中國窪地論也運用了這樣的觀點，在《遠東的線索》中，他也提到唐代濃厚的中亞文化特性，特別是在武力方面。劉仲敬認為文化的制高點取決於武力的先進程度，唐代其實是依賴西域遊牧民族的武力，才有辦法開創出現在共產中國稱頌不已的大唐盛世。森安孝夫的嚴謹考證則進一步證實此點，唐代不僅一直倚靠突厥等遊牧民族的武力，就是安史之亂，也得依靠回鶻的援助才能平定。就森安的看法，所謂「中亞征服王朝」其實一直延續，從五代的沙陀人政權，到契丹的遼、女真的金、黨項的西夏，基本上都可以同樣看待。就是宋代的武力，其實也包含沙陀人的遺部，劉仲敬就認為，宋初的名將，根本就是換了漢人名字的遊牧民族後裔。

更進一步論，這種看待中國歷史的方式，才能讓我們真正了解世界的廣闊。要不然以中國主義的觀點，中國好像是獨立於這世界發展起來的文化，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中原地區受到歐亞大陸北方與西方的影響，從來不曾停止過。即使是看似最純粹的漢人政權明朝，仍然包含著濃厚的伊斯蘭與西藏的影響，這都是過去絲綢之路所連接的西域地區的延伸。愈是能夠以這種角度認識，才愈能擺脫中國主義的迷思，不再把文化中國當成禁錮自己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