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白適銘，〈唐代出土西方系文物中所呈現的「胡風文化」─有關「把杯」及其母體文化屬性之思考〉，《中國史研究》（韓國），第46輯別冊 (2007)

I. 序言

自公元前二世紀漢通西域以來，絲綢之路作為溝通東西文明的重要交通途徑，商旅往來熱絡，在長久的歲月中留下無數的文化遺產，傳述著異文化交會時的互動軌跡。不論是陸路、海路、草原絲路或青海路，在中國境內絲路沿線上，經常發現東羅馬（拜占庭）、阿拉伯金幣，薩珊、粟特銀幣，東羅馬、薩珊及中亞銀器、玻璃器、首飾，以及織成於波斯、中亞的緯錦、衣物等。這些文物，在不同時期的中國多有相對應的仿製品，顯示出當時人們對來自西方遙遠國度異國色彩的熟悉與喜愛。不僅在中國，西方系美術品在東方的出現更遠及於朝鮮半島及日本境內，並透過絲路東方延長線在奈良形成所謂的「絲路終點站」。

漢唐之際，尤其是五至八世紀的魏晉隋唐時期，是西、中亞民族經商或移居中國最為集中的時期，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傳播益發興盛，其影響並逐步普及於社會各個階層。就中國藝術史發展而言，西方諸國的藝術文化，對漢末以來至於唐代甚或是遼、金時期的美術發展具有出人意表般的影響力，這由近年來中國頻繁出土的「西方系」（北亞、中亞及西亞）或「仿西方系」文物可得到有力證明。因此，對這些週邊區域藝術、文化的理解，便成為研究中國中古時期美術不可或缺的一環。

然而，問題是這些西方系文物經由何種途徑及方式流傳於中國或東亞？在東西文化交流的層面上扮演何種文化性角色？發揮何種程度的文化效應？具有何種特殊文化屬性？這諸種問題耐人尋味，是研究該領域的重要核心問題，也是在本研究中將會被討論及說明的問題。透過本研究，筆者將以出現、流行於唐代的金銀嶄新器種─「把杯」作為考察對象，提供研究者思考及理解以下問題：
(1) 重新檢討西方文化東傳途徑及分布，以釐清唐代出土西方系文物之個別系統及淵源。
(2) 透過「把杯」之個案研究，探討唐代「胡風文化」行程經過、社會因素及實際內涵，並嘗試說明其母體文化屬性之問題。

過去學者雖已分別對唐代金銀器進行編年，但仍無法獲致精確結果。其在唐代社會流行、傳播年代上仍有諸多不明之處。到目前為止，新出土唐代金銀器的數量仍極其稀少，在缺乏足夠紀年實例可供參考的情況下，筆者並無法重新進行更有效之編年。基於此因，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透過較無爭議之出土品作為考察對象，透過器型學、風格研究探討「把杯」之形式要素及藝術特徵，重新進行器型分類及定名，在此基礎上，藉以追溯不同類型把杯之不同西方來源，並在可能的範圍下界定其文化脈絡；其次，透過唐代歷史文獻之解讀，理解金銀器在當時社會流行之一般狀況，作為連繫、詮釋「胡風文化」內涵之理論基礎；最後，探討唐代金銀器之社會功能，並經由文飾意義之理解，解釋其母體文化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