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川 寬,〈中国出土のソグド石刻畫像試論〉,《中國美術の圖像學》,2006。
(林保堯中譯)
前言
最近中國相繼發覺了粟特(ソグド)人的墳墓,出土不少圍屏石榻和石槨的畫像資料。這些屏風和石槨藉以浮雕或線刻刻以畫像,並施以彩色,大部分的畫像不僅描有所謂的西域風人物,而且還有各種民族組成的登場人物,騎乘著馬和駱駝等,一面狩獵一面欣賞著琵琶和箜篌演奏的舞踏,並享受著舉杯交歡的饗宴場景等,描繪出中國遺物上從來就不太常見的罕見風俗。再者,也很清楚的表現出以西域的特有生死觀葬禮,以及與此有關的西域特有的諸神等的珍貴圖像。
這些石刻彩色畫像可認為是粟特人指導或中國的工匠基於他們所帶來的粉本製作的,畫像的內容作為中國美術東西交流的資料而言是令人生趣的,縱使作為粟特的美術資料而言,在西域畫像已經幾近沒有的現在,可以說是頗為貴重的資料。
現在,就近年出土的粟特人以及有關的墳墓中圍屏石榻和石槨的畫像資料,依墓葬的年代順序排列如下:
(一) 康業墓 圍屏石榻 北周天和六年 (571) 西安市未央區大明宮鄉炕底寨村出土 (2004)。
(二) 青州傅家村墓 圍屏石榻 北齊武平四年 (531) 山東青州市傅家村出土 (1971)。
(三) 安伽墓 圍屏石榻 北周大象元年 (579) 西安市未央區大明宮鄉炕底寨村出土 (2000)。
(四) 史君墓 石槨 北周大象二年 (580) 西安市未央區大明宮鄉井上村出土 (2003)。
(五) 虞弘墓 石槨 隋開皇十二年 (592) 太原市晉原區王郭村出土 (1999)。
(六) 天水墓圍屏石榻 隋-唐 甘肅天水市石馬坪出土 (1982)。
由上述知,大致是南北朝末期的北齊、北周至隋的短時間內製作的,連出土地亦限於華北的西安、青州、太原、天水。值得注意的是,西安出土(一)康業墓、(三)安伽墓、(四)史君墓三座,而且都在唐代大明宮遺跡的北側,特別是康業墓、安伽墓的距離只有一百五十公尺,可發現這一帶已形成粟特人的墓地。再者,除了(六)天水墓之外,這些墓都有墓誌銘出土,可清楚了解這些墓主人的原本屬性,而且依據這些墓誌銘可斷定這些墳墓與粟特人的關係。然而(二)青州傅家村墓雖確實發現有墓誌銘,但對墓葬的紀年只記下一部分而已,據說現在已經遺失了。
不過,近年因於一九九九年虞弘墓的石槨明確地有刊記墓主屬性的墓誌銘之後,進而開啟對一九七一年出土的青州傅家村墓圍屏石榻一連串粟特石刻畫像的再認識,因此造成這些粟特人石刻畫像的引人注目。事實上,這麼一來在這之後的,即過去世界各地的粟特畫像石刻資料就有需要重新的再被認識。這些石刻的出土狀況和墓主人的屬性雖不明,不過可清楚的視為粟特系畫像的資料報告亦相繼出現。主要的有如下:
(七) 圍屏石榻 傳安陽出土 波士頓、居美、科隆美術館分藏
(八) 圍屏石榻 美秀博物館 (MIHO Museum) 藏
(九) 圍屏石榻 瓦希德柯洛斯 (Vahid Kooros) 收藏(以下稱柯洛斯收藏)
(七)的圍屏石榻正面和左右的屏風,部分構件的畫像石收藏在波士頓美術館(兩鋪)和居美美術館(一鋪),還有前面的石闕收藏在科隆美術館。這些原來是完整一體的,據說是一九三○年代在安陽出土的,這是一具濃厚的西域色彩物件,特別是屏風石板上的出場人物完全是胡人。(八)的圍屏石榻是近年滋賀縣信樂的美秀美術館購入的。在虞弘墓石槨出土以前,對其屬性真偽令人感到曖昧。不過其後才確認是粟特系統的畫像,尤其是特異的畫像內容引人注目。還有(九)的圍屏石榻是最近才公開,圍屏石榻結構完備,更描有探知粟特人信仰的深趣圖像。
這些畫像筆者擬從圖像學的見地,作一考察。這些中國出土的粟特石刻畫像,自虞弘墓石槨發掘以來,中國的,甚至歐美的研究者已發表了許多論考,畫像的內容對中國的研究者而言是不太知曉的,還有對歐美為主的中亞專家、研究者而言,可說僅止於清楚了解過往以來中亞發掘的畫像,特別是在圖像學相關的有限上,令人無法獲致豐碩的成果。事實這些畫像是透過當時東西交易的最大商主粟特人之手的,也正是東西交流的產物。因此要作圖像學上的解明,就有必要獲致當時東西世界雙方的龐大資訊,特別是對於我們這些中國通的研究者,以粟特為中心的,當時中亞相關資訊,尤其是畫像是個墓葬資料,是與他們眷念的生死觀有關的宗教相關資訊。換言之,當時粟特人信仰的瑣羅亞斯德教 (Zoroasta) 確是必須的。上述的粟特人墓主,大多是在粟特人聚落主宰瑣羅亞斯德教(中國稱祆教)祭祀的薩保(薩寶)官人們。因此瑣羅亞斯德教佔有應有的比重,當然是意料中的。但是縱使是瑣羅亞斯德教佔有應有的比重,當然是意料中的。但是縱使是瑣羅亞斯德教卻是各色各樣的。尤其是在粟特,正如已經指證的異於道地的波斯,有著融合土著宗教的獨特性。
還有畫像上登場的人物,當然是從來研究者所關注的。因其題材帶有狩獵和饗宴等極度的西域特色,以致過度關心西域的風俗、民族等,進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北朝要素的考察。說起來遷徙到中國的瑣羅亞斯德教徒的粟特人,放棄了粟特獨特的葬制,採取中國傳統的有墓道和墓室的土葬葬制,令人不得不說連其自身也驚嘆的!這個,不用說應是有妥協的,事實到哪裡都是北朝,然而粟特又是從哪兒來呢?有必要弄清楚。葬制既然已確立,然而在傳統規範很強的中國,可發現當初是不得不全面採用中國的葬制。不過一面採用這樣的基礎又怎樣的改變?總之,就是要表現怎樣的生死觀?若要明瞭它,就有必要對北朝的葬制充分的考察,而且相對的比較。還有為了要追溯它的變化過程,有必要探求更多的有關粟特發掘資料,就現況而言,其方法次第已相當清楚。不過就稍稍知曉的,特別是對中亞粟特系的畫像,可說與尚未十分清楚的納骨甕 (Ossuary) 等葬制有關的畫像解釋,應有極大的影響。不過與這些中國出土的粟特石刻畫像的粟特葬制有關的彙整資料,目前是沒有的。總之要解明這些的關鍵,就是完全在畫像的本身,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何以圖像學正確地解讀圖像內容。
(林保堯中譯)
前言
最近中國相繼發覺了粟特(ソグド)人的墳墓,出土不少圍屏石榻和石槨的畫像資料。這些屏風和石槨藉以浮雕或線刻刻以畫像,並施以彩色,大部分的畫像不僅描有所謂的西域風人物,而且還有各種民族組成的登場人物,騎乘著馬和駱駝等,一面狩獵一面欣賞著琵琶和箜篌演奏的舞踏,並享受著舉杯交歡的饗宴場景等,描繪出中國遺物上從來就不太常見的罕見風俗。再者,也很清楚的表現出以西域的特有生死觀葬禮,以及與此有關的西域特有的諸神等的珍貴圖像。
這些石刻彩色畫像可認為是粟特人指導或中國的工匠基於他們所帶來的粉本製作的,畫像的內容作為中國美術東西交流的資料而言是令人生趣的,縱使作為粟特的美術資料而言,在西域畫像已經幾近沒有的現在,可以說是頗為貴重的資料。
現在,就近年出土的粟特人以及有關的墳墓中圍屏石榻和石槨的畫像資料,依墓葬的年代順序排列如下:
(一) 康業墓 圍屏石榻 北周天和六年 (571) 西安市未央區大明宮鄉炕底寨村出土 (2004)。
(二) 青州傅家村墓 圍屏石榻 北齊武平四年 (531) 山東青州市傅家村出土 (1971)。
(三) 安伽墓 圍屏石榻 北周大象元年 (579) 西安市未央區大明宮鄉炕底寨村出土 (2000)。
(四) 史君墓 石槨 北周大象二年 (580) 西安市未央區大明宮鄉井上村出土 (2003)。
(五) 虞弘墓 石槨 隋開皇十二年 (592) 太原市晉原區王郭村出土 (1999)。
(六) 天水墓圍屏石榻 隋-唐 甘肅天水市石馬坪出土 (1982)。
由上述知,大致是南北朝末期的北齊、北周至隋的短時間內製作的,連出土地亦限於華北的西安、青州、太原、天水。值得注意的是,西安出土(一)康業墓、(三)安伽墓、(四)史君墓三座,而且都在唐代大明宮遺跡的北側,特別是康業墓、安伽墓的距離只有一百五十公尺,可發現這一帶已形成粟特人的墓地。再者,除了(六)天水墓之外,這些墓都有墓誌銘出土,可清楚了解這些墓主人的原本屬性,而且依據這些墓誌銘可斷定這些墳墓與粟特人的關係。然而(二)青州傅家村墓雖確實發現有墓誌銘,但對墓葬的紀年只記下一部分而已,據說現在已經遺失了。
不過,近年因於一九九九年虞弘墓的石槨明確地有刊記墓主屬性的墓誌銘之後,進而開啟對一九七一年出土的青州傅家村墓圍屏石榻一連串粟特石刻畫像的再認識,因此造成這些粟特人石刻畫像的引人注目。事實上,這麼一來在這之後的,即過去世界各地的粟特畫像石刻資料就有需要重新的再被認識。這些石刻的出土狀況和墓主人的屬性雖不明,不過可清楚的視為粟特系畫像的資料報告亦相繼出現。主要的有如下:
(七) 圍屏石榻 傳安陽出土 波士頓、居美、科隆美術館分藏
(八) 圍屏石榻 美秀博物館 (MIHO Museum) 藏
(九) 圍屏石榻 瓦希德柯洛斯 (Vahid Kooros) 收藏(以下稱柯洛斯收藏)
(七)的圍屏石榻正面和左右的屏風,部分構件的畫像石收藏在波士頓美術館(兩鋪)和居美美術館(一鋪),還有前面的石闕收藏在科隆美術館。這些原來是完整一體的,據說是一九三○年代在安陽出土的,這是一具濃厚的西域色彩物件,特別是屏風石板上的出場人物完全是胡人。(八)的圍屏石榻是近年滋賀縣信樂的美秀美術館購入的。在虞弘墓石槨出土以前,對其屬性真偽令人感到曖昧。不過其後才確認是粟特系統的畫像,尤其是特異的畫像內容引人注目。還有(九)的圍屏石榻是最近才公開,圍屏石榻結構完備,更描有探知粟特人信仰的深趣圖像。
這些畫像筆者擬從圖像學的見地,作一考察。這些中國出土的粟特石刻畫像,自虞弘墓石槨發掘以來,中國的,甚至歐美的研究者已發表了許多論考,畫像的內容對中國的研究者而言是不太知曉的,還有對歐美為主的中亞專家、研究者而言,可說僅止於清楚了解過往以來中亞發掘的畫像,特別是在圖像學相關的有限上,令人無法獲致豐碩的成果。事實這些畫像是透過當時東西交易的最大商主粟特人之手的,也正是東西交流的產物。因此要作圖像學上的解明,就有必要獲致當時東西世界雙方的龐大資訊,特別是對於我們這些中國通的研究者,以粟特為中心的,當時中亞相關資訊,尤其是畫像是個墓葬資料,是與他們眷念的生死觀有關的宗教相關資訊。換言之,當時粟特人信仰的瑣羅亞斯德教 (Zoroasta) 確是必須的。上述的粟特人墓主,大多是在粟特人聚落主宰瑣羅亞斯德教(中國稱祆教)祭祀的薩保(薩寶)官人們。因此瑣羅亞斯德教佔有應有的比重,當然是意料中的。但是縱使是瑣羅亞斯德教佔有應有的比重,當然是意料中的。但是縱使是瑣羅亞斯德教卻是各色各樣的。尤其是在粟特,正如已經指證的異於道地的波斯,有著融合土著宗教的獨特性。
還有畫像上登場的人物,當然是從來研究者所關注的。因其題材帶有狩獵和饗宴等極度的西域特色,以致過度關心西域的風俗、民族等,進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北朝要素的考察。說起來遷徙到中國的瑣羅亞斯德教徒的粟特人,放棄了粟特獨特的葬制,採取中國傳統的有墓道和墓室的土葬葬制,令人不得不說連其自身也驚嘆的!這個,不用說應是有妥協的,事實到哪裡都是北朝,然而粟特又是從哪兒來呢?有必要弄清楚。葬制既然已確立,然而在傳統規範很強的中國,可發現當初是不得不全面採用中國的葬制。不過一面採用這樣的基礎又怎樣的改變?總之,就是要表現怎樣的生死觀?若要明瞭它,就有必要對北朝的葬制充分的考察,而且相對的比較。還有為了要追溯它的變化過程,有必要探求更多的有關粟特發掘資料,就現況而言,其方法次第已相當清楚。不過就稍稍知曉的,特別是對中亞粟特系的畫像,可說與尚未十分清楚的納骨甕 (Ossuary) 等葬制有關的畫像解釋,應有極大的影響。不過與這些中國出土的粟特石刻畫像的粟特葬制有關的彙整資料,目前是沒有的。總之要解明這些的關鍵,就是完全在畫像的本身,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何以圖像學正確地解讀圖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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