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預計要翻譯出版講談社百年紀念所規劃的大部頭叢書「興亡の世界史」二十一本,企圖宏闊。

講談社除了世界史的大部頭叢書外,另一個宏大的規劃是中國史叢書,從夏商周一直講到現代日本眼中的中國。這本叢書,中國與台灣都有翻譯,但中國的翻譯省略了最後講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人觀點的兩冊,其理由不言而明。但世界史的部分,目前看來,中國似乎是沒有翻譯。

八旗選此大部頭的世界史譯介入台灣,頗有雄心壯志。一則八旗的歷史書已經形成一種特殊的風格,但凡所有八旗翻譯的歷史書籍,都不是台灣主流史界的論調,有些甚至挑戰既有的史觀。所以八旗選擇這套世界史來翻譯,係有跡可循。此套世界史不根據西方視野的世界史邏輯,也就是從美索不達米亞起,一路談到歐洲,亞洲、非洲、美洲只是點綴。日本似是為了「矯正」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在此套世界史中做了很大的調整,線性的歷史敘述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主題導向的史觀。比如說,借「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の征服と神話(亞歷山大的征服與神話)」來討論希臘化對整個歐亞大陸的影響,這對過去一談到此,就只集中在討論土耳其以東的區域,要來得全面的多。

這種新世界史觀的開闢,說明日本學者治史的前瞻性。我覺得日本的世界史觀也是一個「日本中心觀點」的史觀,但相較於中國史強調對外影響,日本人治史較注重「最終對日本的影響」。這點在日本處理中國史時,就有很明顯的企圖。比如說,日本處理絲綢之路議題,很強調「絲綢之路的終點在奈良」,其理由就是今日所看到的正倉院寶物。日本強調自己身處文化傳播的終點,映射出日本自身的歷史的豐富與特殊性。所以日本對於歐亞大陸的歷史相當注重,對他們而言,這些歷史,相當程度是他們的「母本」,他們的文化來源。

此外,日本的歐洲史也有悠久豐碩的成果,所以日本可以獨自撰寫一套屬於日本的世界史,並且提出新的史觀,帶出新的議題與看法。就這部分,我覺得即令是中國,也望塵莫及。

台灣人素來很鄙夷人文學科,只有那種大陸時期就出名的學者,才能在社會上享有名望,一般學校教授或研究單位的研究員,多半不為人知,也無人在意。再加上過去台灣長期處在戒嚴時期,無論是取得資料或是學術動態,都與國際有巨大的隔閡。如今台灣的學術環境雖然已經比過去好很多,但人文學科長期扭曲的結果,造成台灣人普遍的人文素養低落,相關的研究也乏善可陳,政府也不積極支持相關研究。中國的學術出版雖然某種程度彌補了台灣學術的不足,但缺點是我們也無法擺脫中國極端政治傾向的史觀,以及他們落後的學術視角。講談社中國史的翻譯即可以一窺,日本出版的時間大概落在2004到2005年間,中國所翻譯的不完全版,遲至2014年才出,當中已經落後了十年。世界史出版的時間較晚,大概是2007年到2009年,八旗譯本要在今年二月起陸續出版到明年,也已經是十年的落後。但這更不僅僅只是十年的出版落差,台灣要建立詮釋歷史的方式,這可能才要剛剛開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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