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法鼓文化翻譯由日本佼成出版社所編的「新亞洲佛教史」，實可謂浩大工程。我把「新亞洲佛教史」看成日本學界佛教研究的成果現狀，對於深化台灣自己的佛教研究，應該裨益甚多。

日本的佛教研究獨步世界，其研究水準既深且廣，這固然得力於過去日本藉殖民擴張之便所進行的大量研究，但戰後日本學界研究不輟，不僅深入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也持續和中、韓等學界有密切的往來。僅我比較理解的佛教藝術領域，中國有任何新的出土發現，日本幾乎都是第一手得知。而且文革以後日本向中國例行性的文物借展，新發現的佛教造像永遠是日本商借清單的借展品項。巴米揚大佛炸掉之後，日本也透過民間機構，購得部分的殘件，計畫於之後重建的時候再加以歸還。這類企圖，實在不是台灣可以望其項背。

但有趣的是，日本人的佛教信仰，就我觀察而言，並沒有台灣人這樣熱中。日本學者批評日本的佛教是「喪禮佛教」，也就是日本人只有在舉辦喪禮儀式的時候，才會跟佛教有直接的接觸，日本人一般也將佛教與喪事聯想在一起。平常日本人很少會去佛寺參拜，更不要說有些寺廟已經成為觀光景點，參拜還要另外付費。日本人也很少像台灣人一樣有意識的供養僧伽，所以寺廟的收入來源，就不得不變成入場券與紀念品販賣。

即便如此，日本的佛教研究仍然興盛，而且佛教大學眾多，公私博物館也喜歡舉行佛教藝術的展覽，來參觀的民眾趨之若鶩。相較之下，台灣學界的佛教研究就相形薄弱很多，佛教藝術也沒什麼太大的發展。

我的感覺是，日本人對佛教的認識有著截然二分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佛教只有特定場合（喪禮）才會接觸。但日本將佛教視為自己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所以日本人會熱中去看屬於自己文化傳統的展覽（佛教藝術展），卻不會對眼前所見到的佛教文物有什麼宗教上的投射。台灣人則是真正熱中去信仰佛教，去聽經、參與法會、做志工，但台灣人很難將佛教文物單純視為藝術品，或象徵文化傳統的古物。台灣不乏有人會說自己在看佛教藝術展覽時會持咒或默念經文，彷彿他不是在看展，而是去廟裡參拜。我很難說這究竟是好是壞，但這確實限制了台灣佛教在學術或藝術研究上的發展。

台灣的佛教研究受限於信仰的發展，我覺得很可惜，但這或許也說明我們對自己文化的認識仍有不足。法鼓借日本學者的成果，可以看成是健全佛教學術發展的基石，而台灣人自己更應該著意去了解屬於台灣這塊土地的佛教發展。戰後因為中國佛教界的介入，使早期的台灣佛教一直承擔汙名化的困境，迄今仍有為數甚多的僧眾與信徒，認為過去台灣的佛教是「不純正」輒加鄙薄，我覺得這種偏見應該要努力揚棄，重新認識台灣的佛教發展，建立一個較為公允的台灣佛教史觀。我想這才有辦法使佛教真正深入台灣人的文化層面，喚得台灣人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