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網路上一篇「保證不會踩到地雷譯者的編輯指南」，談到之前聯經重譯《資本社會的十七個矛盾》，對「如何避免劣譯」提出自己的想法。講的都很好聽，但絕對窒礙難行。比如「譯場」的概念，將翻譯分工，這是很好的理想，但有多少出版社有這樣的財力支持呢？不要說民間出版社，就連國立編譯館都無法做到這個程度。古代譯佛經，並不是出版賺錢，而是懷抱崇高的宗教理想，並有皇室的支援，用今天的概念來說，就是大甲媽祖出巡外加政府用兩兆雙星的經費來支持，這樣的翻譯事業當然浩浩蕩蕩、極具規模，這是不可以拿來比擬的。莫說台灣，中國為了學術地位能夠趕上西方，也以國家的力量要求出版社進行大規模的經典著作翻譯計畫，立意很好，譯出來的書也很多，但翻譯品質仍舊差強人意。

而且不是所有翻譯都能如此，佛經是很規律的文體，所以能夠細緻分工，各司其職。現在翻譯科普書籍，也會請相關專業人士審定，某種程度上也是分工的一種，但也不能保證譯出來的水準。又像文學翻譯，要如何分工呢？就算經費充裕，也不一定能一體適用。

又以「找到可靠的譯者」論，說來簡單，其實很難。譯者是人不是機器，不可能永遠品質一致，也許試譯很好，真正譯書卻不好；也許一開始很好，後面水準卻下滑。諸此種種，不一而足。更難解的，是每個人對「好」的定義不同。我看中國的學術翻譯詰屈聱牙，但他們反而才覺得這是好的翻譯。還有誤把隨意改寫當翻譯的譯者，比如之前把《漂鳥集》譯得一蹋糊塗而引起爭議的馮唐，或是在翻譯界惡名昭彰的洪蘭。前者甚至驚動印度社會卻不以為忤，後者就算不斷有人指出其翻譯隨便謬誤，也不妨礙他的譯書銷量。何謂優劣，實在是很模糊的概念。

我覺得，翻譯的好壞，還是取決於這個社會對知識的重視程度。台灣出版界之所以沒那麼悽慘，是因為總有一群將出版視為信仰的人獻身其中，不計盈虧，只求可以引介更多的知識給大眾。否則以台灣人的看書習慣和頻率，實在不配一年有近四萬種的出版量。南韓的人口是台灣的兩倍，他們的新書出版量卻比台灣少得多，日本人口是台灣的近六倍，但日本的每年的新書出版量也就是台灣的兩倍多。何其弔詭，我們總說台灣閱讀風氣不盛，書市低迷，可是就人均出版量而言，卻僅次於英國，位居第二，儼然台灣也是一個出版大國。

但這就明顯看出問題，以有限的經濟規模支撐過大的出版量，必然會分薄書籍製作的成本，首先衝擊的就是人工。出版界的就業薪資長年低於平均值，這已經是老生常談，就算是有盈餘的出版社，也無法給員工相對優渥的薪水，因為每本書的利潤，最多就是一兩個百分點，要是一季的書賣不好，立刻有喝西北風的風險。長此以往，我們又怎麼好意思對這些血汗勞工要求太多。所以除了少數如洪蘭之流，多數從事出版翻譯工作的，我都覺得幾乎是慈善事業。

而且持平而論，我並不認為台灣的翻譯很糟。中國、台灣、香港三地比較，台灣的翻譯水準應該是最整齊的。若以中國的翻譯來比，我自己偏頗的經驗是：他們一直都很糟，以後大概也不見好。原因很簡單，中國一般從事文字創作的人文學涵養已經不高，當然更不用期待翻譯的品質。中國將翻譯當成「技術」，他們追求的是如何將文字對譯變成公式，以方便他們能快速的翻譯。所謂文筆、音韻、雙關之類的文學價值，不在他們的考量之內。文學作品也許還有主觀的偏好，但像財經、科普、新聞報導等文章，他們的譯筆真的只是「堪讀」而已，這在BBC中文網、紐時中文網、紐約客中文網之類的國際新聞中文網頁，最是明顯。雖然他們的中文一直有進步，但也不過是從Google翻譯的程度進步到「堪讀」，跟他們自己原來文章的水準，簡直是雲泥之別。

可惜的是，中國人人多，光這一點就打死台灣。所以國際媒體寧願要中國人的爛中文，也不要台灣人相對流暢的譯筆。所以川普變成「特朗普」，甘比亞變成「岡比亞」。劣幣驅逐良幣，何其明顯，我想這才是台灣真正面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