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鄧小平一百一十歲冥誕,許多外電新聞都在談論鄧氏任內最重要的政治意見:一國兩制,並且試圖評價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

一國兩制」的出現,本來是中共當局想要解決「台灣問題」所設想出來的方案,但後來卻先用在香港,作為主權移交後的政治方針。台灣人自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極為抗拒,學術上對「一國兩制」的研究也很少,還有近半數是研究港澳移交之後的政治情況,與台灣的直接關係不大。然而,我認為仍是有必要去理解「一國兩制」出現的背景,才能試圖理解何以「一國兩制」會變成中共處理「台灣問題」的唯一選項。

「一國兩制」或起源於中共在對美建交後試圖改變對台政策的手段,從較為模糊的呼籲盡快統一,到明確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台灣可以「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甚至在一九八二年,中共元老廖承志曾寫過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這封信在中國,有點年紀的人大概都有印象,因為這封信當時刊在人民日報的頭條,可見中共當時對台的柔軟姿態。然當時蔣經國以「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了,已經是台灣人了」,間接的反駁當時中共以國家民族之言希望統一的說法,因中共所用話術,實是國民黨在台灣長年所操之語,原本因為中共武力相逼,尚能作為文飾,未料中共竟也打出「和平統一」一棋,對國民黨而言,其實非常尷尬,或許如此,才會使蔣經國採用台灣民族主義這步險棋。

雖則「一國兩制」素為台灣人所不喜,但考量當時的政治狀態,其實是很可以理解的,對中共而言,「兩制」並沒有那麼大的落差。當時台灣雖號稱「自由中國」,但仍在戒嚴當中,在言論、政治參與、人身自由等方面,相較於當時剛從文革結束,在政治箝制上出現一段空窗期的中國,其實差異不大。當時兩岸最明顯的差異,實是兩地的生活水平,台灣正在經濟起飛的活絡景氣上,工商業發達,財富迅速累積,反而中國剛離開鎖國狀態,一窮二白,要資要社還拿不定主意。所謂「一國兩制」,在當時的背景,頗像是要依靠台灣的財富來挹注中國,而為了不讓台灣的資金跑掉,就要先宣稱保障台灣的制度不變。所以這個「一國兩制」後來用到香港身上,亦大體循此概念而行。

「一國兩制」在台灣真正走向民主化後,其實已經全不可行。在生活水平上,兩岸早就沒有什麼區別,甚至中國幾個主要都會區還高過台灣。反而在政治上,兩岸的制度分歧已經不可能單用一個「國家」這樣虛無的概念就能統攝。台灣不僅可以選舉首長跟民意代表,一般人更可以直言批評各級政治人物,談論政治人物的任何政策、舉措、私德,甚至個人生活,僅僅是對政治人物有這種談論,在中國都毫無可能,遑論其他。我很難想像實行「一國兩制」後,中共高層要如何面對台灣人狗仔般用放大鏡檢視一言一行,厲聲謾罵、輒以嘲諷的待遇,他們看著馬政府被台灣社會這樣「糟蹋」,不會膽戰心驚嗎?

此外,中共迄今對台灣的民主制度多所貶抑,往往稱台灣的民主為「亂象」。既是「亂象」,為什麼又要用「兩制」去保留呢?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麼無懈可擊,「中國模式」為國際景仰,何以台灣人不屑與之?誠然有台灣人希望台灣重回威權,懷念當年大興政治獄的「安穩」時期,但一直是比重上的少數。中共要如何跟自己國家的國民解釋何以台灣可以「獨立」於中共體制之外?而若中國境內有人希望可以比照台灣實行民主制度,中共又要如何反應?難道台灣人比中國人更適合民主體制?台灣人本質上就與中國人不同嗎?

「一國兩制」一旦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就已經極不適用。中共用這個不適宜的政策當成兩岸關係的緊箍咒,也看出中共實是黔驢技窮。如今中國憑藉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堅持「一國」,這在蔣經國時期,是根本沒有必要的。所以何以中共借香港白皮書去弱化兩制,強調一國,原因或在於此。再去強調「兩制」,遠對台灣,近對香港,都會成為中共的燙手山芋。反而本來從來不用強調的「一國」,成為中共立論的保命符。而這個「一國」,也不再是虛無的主權概念,而是嫁接到「中共中央」的意志,所謂的「一國兩制」,於今毋寧稱之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兩個傀儡制度」。這種保留口號、偷換內涵的方式,是極權國家常用的戲碼。所以說,「一國兩制」早不再是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但可以想見,若鄧小平活到今日,也會很樂見「一國兩制」可以如此「靈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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