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今天是鄧小平一百一十歲冥誕，許多外電新聞都在談論鄧氏任內最重要的政治意見：一國兩制，並且試圖評價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

「一國兩制」的出現，本來是中共當局想要解決「台灣問題」所設想出來的方案，但後來卻先用在香港，作為主權移交後的政治方針。台灣人自一開始就對「一國兩制」極為抗拒，學術上對「一國兩制」的研究也很少，還有近半數是研究港澳移交之後的政治情況，與台灣的直接關係不大。然而，我認為仍是有必要去理解「一國兩制」出現的背景，才能試圖理解何以「一國兩制」會變成中共處理「台灣問題」的唯一選項。

「一國兩制」或起源於中共在對美建交後試圖改變對台政策的手段，從較為模糊的呼籲盡快統一，到明確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台灣可以「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甚至在一九八二年，中共元老廖承志曾寫過一封公開信給蔣經國，這封信在中國，有點年紀的人大概都有印象，因為這封信當時刊在人民日報的頭條，可見中共當時對台的柔軟姿態。然當時蔣經國以「我在台灣住了將近四十年了，已經是台灣人了」，間接的反駁當時中共以國家民族之言希望統一的說法，因中共所用話術，實是國民黨在台灣長年所操之語，原本因為中共武力相逼，尚能作為文飾，未料中共竟也打出「和平統一」一棋，對國民黨而言，其實非常尷尬，或許如此，才會使蔣經國採用台灣民族主義這步險棋。

雖則「一國兩制」素為台灣人所不喜，但考量當時的政治狀態，其實是很可以理解的，對中共而言，「兩制」並沒有那麼大的落差。當時台灣雖號稱「自由中國」，但仍在戒嚴當中，在言論、政治參與、人身自由等方面，相較於當時剛從文革結束，在政治箝制上出現一段空窗期的中國，其實差異不大。當時兩岸最明顯的差異，實是兩地的生活水平，台灣正在經濟起飛的活絡景氣上，工商業發達，財富迅速累積，反而中國剛離開鎖國狀態，一窮二白，要資要社還拿不定主意。所謂「一國兩制」，在當時的背景，頗像是要依靠台灣的財富來挹注中國，而為了不讓台灣的資金跑掉，就要先宣稱保障台灣的制度不變。所以這個「一國兩制」後來用到香港身上，亦大體循此概念而行。

「一國兩制」在台灣真正走向民主化後，其實已經全不可行。在生活水平上，兩岸早就沒有什麼區別，甚至中國幾個主要都會區還高過台灣。反而在政治上，兩岸的制度分歧已經不可能單用一個「國家」這樣虛無的概念就能統攝。台灣不僅可以選舉首長跟民意代表，一般人更可以直言批評各級政治人物，談論政治人物的任何政策、舉措、私德，甚至個人生活，僅僅是對政治人物有這種談論，在中國都毫無可能，遑論其他。我很難想像實行「一國兩制」後，中共高層要如何面對台灣人狗仔般用放大鏡檢視一言一行，厲聲謾罵、輒以嘲諷的待遇，他們看著馬政府被台灣社會這樣「糟蹋」，不會膽戰心驚嗎？

此外，中共迄今對台灣的民主制度多所貶抑，往往稱台灣的民主為「亂象」。既是「亂象」，為什麼又要用「兩制」去保留呢？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麼無懈可擊，「中國模式」為國際景仰，何以台灣人不屑與之？誠然有台灣人希望台灣重回威權，懷念當年大興政治獄的「安穩」時期，但一直是比重上的少數。中共要如何跟自己國家的國民解釋何以台灣可以「獨立」於中共體制之外？而若中國境內有人希望可以比照台灣實行民主制度，中共又要如何反應？難道台灣人比中國人更適合民主體制？台灣人本質上就與中國人不同嗎？

「一國兩制」一旦脫離當時的時代背景，就已經極不適用。中共用這個不適宜的政策當成兩岸關係的緊箍咒，也看出中共實是黔驢技窮。如今中國憑藉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堅持「一國」，這在蔣經國時期，是根本沒有必要的。所以何以中共借香港白皮書去弱化兩制，強調一國，原因或在於此。再去強調「兩制」，遠對台灣，近對香港，都會成為中共的燙手山芋。反而本來從來不用強調的「一國」，成為中共立論的保命符。而這個「一國」，也不再是虛無的主權概念，而是嫁接到「中共中央」的意志，所謂的「一國兩制」，於今毋寧稱之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兩個傀儡制度」。這種保留口號、偷換內涵的方式，是極權國家常用的戲碼。所以說，「一國兩制」早不再是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但可以想見，若鄧小平活到今日，也會很樂見「一國兩制」可以如此「靈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