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劉賓雁自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89

1.
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自己動手、並且以革命的名義,為自己造成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巨大災難和這樣嚴重的倒退,我們付出的代價在人類史上是空前的。然而由於有一種社會力量 (不止於是什麼「思潮」,而是鐵一般的物質力量) 卻並不願意去正視這段歷史和引出教訓,因而我們還要繼續付出代價。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災難呢?我回顧歷史,指出幾個矛盾,中國共產黨是重視人的因素、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至少從理論上、口號上是如此,然而在中國,人卻又最受忽視,連人的自由和幸福這類詞彙都成為禁忌,以致作為一種報復,現在中國人對於公共事宜最冷淡,號稱國家和企業主人的工人,勞動中最懶散。中國共產黨又最重是意識形態,所謂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然而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長年停滯,幾乎沒有任何成果可言;中國人的道德水準降到最低點。正是在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之後,一次又一次把數以十萬、百萬計的無辜者打成階級敵人。越是抓階級鬥爭,敵人不是少了,反倒是越打越多。……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呢?

我僅僅從認識的角度,把原因歸結為我們不了解自己的社會,幾十年間把認識中國社會這樣一項艱鉅複雜的任務委託給了一個人─毛澤東去完成了。而在這中間,中國又出現了一種社會勢力,他們不願意了解真實的中國,正如馬克斯所說,「理解是多麼可怕,當理解者從它得不到好處的時候。」(頁173-174)

2.
我逐漸弄清了一個道理:文革的發生與結束,都有一個不同於任何政變、動亂和革命的特點。林彪、四人幫雖然是反革命,但「親自發動和領導」這場文革的毛澤東則不是。文革中製造「十年浩劫」的雖然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當時的各級政權─「革委會」雖然也大都是或全部都是中共幹部和黨員,但結束文革的也是中共中央領導人、各級黨委和政府。大部分原先的官員依然繼續留任,他們中間很多人是「三朝元老」─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後,一貫擔任著黨的領導職務。再看文革中得到晉升的官員,大都也是文革前就任職的,因而文革初期一度受四人幫迫害而不久就擔任領導職務、執行四人幫的一套政策的老幹部,既同在北京任要職的過去的老上級、老同事心心相印,又和文革中犯有各種罪行的中、下層幹部之間有政治上的共同利害與感情上互有恩惠的重重關係。一九七九年我在賓縣看到的是經濟上的關係網,現在我又在遼寧看到政治上的關係網。…在政治關係網和經濟關係網相重疊的網絡上,濫用權力、非法貪占國家財產、侵犯人權的現象,正在已比文革時還要猖獗的勢頭在發展。(頁197-198)

3.
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不同於其他執政的共產黨的一個特點:中共對於意識形態的重視和對於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他國家的共產黨要強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土生土長,經過長期艱苦奮鬥才取得政權,並是百年來第一個趕走外國侵略者的政治力量。五十年代初期,它在愛國、清廉、體念人民疾苦和維護社會道德 (如一進北京就取締妓院) 等方面,又迎合了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念,因而享有任何朝代統治者所未能獲得的道義威信。這是它重要的政治資本。中國人傳統中對於文字與語言的魔力之重視與誇大,以及道德治國的傳統和「文字獄」的歷史,也為中共實行思想統治提供了有利條件。

這裡,外界又流傳著一種誤解,以為中共是為了把自己信奉的一套意識形態強加於群眾,才實行思想控制的。這確是它幾十年來的實踐,但並非其目的。其真正的目的絕非是使人口成為馬克思主義 (哪怕是斯大林式的假馬克思主義) 的信徒,而是要使人成為沒有任何思想、且不具思維習慣與思維能力的馴服工具。換言之,他們是企圖消滅人們頭腦中的理性,同時又把個人的自我意識、表達和發展自我以及改變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狀態中。這就是說,要創造出一種全無獨立思維、又無發展自成欲望 (某些動物性欲望可以保留─因為也難全然消滅掉) 的異種最易統治與駕馭的動物。

這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多年來推行「思想改造」、「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個人主義」、「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鬥私批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運動的最終目的。正是在這裡,鄧小平與毛澤東全無區別。(頁205-206)

4.
陝北屬於中國最貧窮愚昧,自然條件很差的地區,而那裡又是長征以後中國最重要的革命根據地。陝北幹部老資格的多,同時他們受教育也最少,地理上遠離沿海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造成的眼界狹窄與思想保守也更嚴重。人們對我解釋陝北幹祝為什麼最易保守時說:他們祖祖輩輩住窯洞,連像樣的房子都少見。全國解放後他們一進入西安,看見有這麼多樓房和汽車,便非常滿足了,以為這和共產主義也差不到哪兒去了。決定一切的大權又握在他們手裡,生活又遠遠優於普通人,就更加心滿意足了。他們還把這一切看作是他們鬥爭得來的果實,以功臣自居,不能理解文化和科學技術在創造現代文化中的作用,也就不能重視知識份子,而是把知識分子看成無足輕重的人,卻又覺得對自己的權威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因而動輒加以猜忌、排斥和打擊。(頁224-225)

5.
在共產黨內,凡為人正直、富於人道主義感情、文化較高、善於獨立思考而又敢於直言的人,往往也是能力較強的人,都難免遭到打擊或冷遇;而那些通曉權術、見風轉舵、在整人害人上心狠手辣的人,往往也是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人,即使平庸無能,也能官運亨通。(頁226-227)

6.
我們對共產黨歷史上「左派」與所謂右派之間的鬥爭的概念,就要做些修正了。兩種體系之間的衝突,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持兩種不同政治信念的人之間的鬥爭,而是以堅持人民利益、科學態度與人道主義的人為一方,和以維護或奪取政治、經濟權益而不惜破壞社會利益、為此而常常打起「左」的旗號的實用主義者、政客、政治權術家以及投機分子為一方之間的鬥爭。而後一種人的長期得勢,怎能不使這個黨走上錯誤道路而難以自拔,直至使它的性質發生變化呢!(頁233)

7.
「……我認為,中共中央犯有一系列嚴重的錯誤。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這就使我憂心忡忡,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否則我就不成其為黨的親人啦。

「造成錯誤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你老人家實質上並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手稍微尖銳一點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施加殘酷打擊。這樣下去,誰還敢說真話呢?……你的每句話甚至每個字都是絕對真理,只能贊成,不准反對。什麼南斯拉夫、蘇聯、波蘭、匈牙利、法國、義大利、美國、印度……那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會犯錯誤,唯獨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例外。你把自己關進紅色保險箱,以為自己絕對不會犯錯誤!但是一切錯誤中最可怕的莫過於自己為永遠不會犯錯誤。你口口聲聲說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但事實恰恰相反,遠的不說,一九五七年到現在,哪一個批評毛澤東思想的人有過什麼好的結局呢?

「請您暫息雷霆之怒。……根據這些年事態的發展,我滿心憂慮地預感到,遲早有一天,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陳毅在內的許多中央領導人都可能被打成反黨、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但願我的預言不過是杞人憂天罷了,果如此,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在你看我我這份材料之後,若『龍欣』大怒,那我的生命也就結束了。但我在臨刑前仍要誠懇的告訴你:
敬愛的毛主席:
『丘比特,你發怒了,這就證明你錯了!』」(陳世忠《諫黨》) (頁247-248)

8.
「我看到你的題辭:『向雷鋒同志學習』。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學雷鋒。我承認雷鋒身上有很多寶貴的品質,我當然應該向他學習。但是我認為雷鋒並不是一個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嚴重的甚至致命的缺點。他的美中不足就在於他唯上級命令是從,從不知抵制上級的錯誤決定。雷鋒有句流傳很廣的名言:『毛主席怎們說,我就怎麼做。』我認為這句話是不準確不科學的。它孕育著連你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巨大危險。首先,它把你和黨等同起來;其次,它預先斷定了你永遠是絕對正確的,不但你過去和現在說的話絕對正確,雷鋒必須句句執行,而且連你還沒有說出來的話也早就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鋒早就準備去照辦了。這不是十足的盲從主意識什麼呢?

「你想一想,如果全國人民、全團黨員真的都成了雷鋒,將會形成一種什麼局面呢:社會風氣、道德面貌固然會煥然一新,可是一旦你說錯了話,你代表黨中央做出了錯誤的決定,又有誰能夠幫助你們糾正呢?……不錯則已,一犯錯誤將錯到底,後患無窮。」(陳世忠) (頁250-251)

9.
(一九八五年) 這年秋季,從北京開始,各地大學生以紀念「九‧一八」國恥日、反對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為名紛紛上街示威遊行。這其實是一個信號,表名人民群眾對於政治現狀的不滿又有新的發展。當局卻只顧分化瓦解和壓制學生運動。許多當年從事過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的中共幹部都以為所採取的態度和手段簡直與當年國民黨如出一轍。(頁272)

10.
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設一個有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的新中國!」的口號之後,五年間不僅不再聽到「高度民主」,連很不高度的「民主」一詞也很少見到了,「精神文明」倒是叫的很歡,各級政府還成立了「五講四美三熱愛」辦公室。精神文明的內涵被歸結為講禮貌、講衛生和熱愛共產黨等等,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有點像三十幾年來不斷宣揚公民要具備「主人翁精神」而不使公民享有主人翁地位一樣,現在是要求公民在一個他們很難獲得尊重的社會裡互相以禮相待了。又是一個少數人為自己編織的幻想。近來廣泛進行的「普及法律知識教育」活動,也只是宣導公民必須守法,不得違法、犯罪,卻根本不告訴人民:法律首先是保障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憲法所賦予的權利的。把這三件事情聯繫起來,就能多少揣摩出中共有些領導人心目中人民的真實地為了。奇怪得很,這一套東西令人聯想起五十年前國民黨在中國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來。連思維方式都很相像:不去改變公民的無權地位,無力克服黨的腐敗和由此帶來的各種憂患,卻要求人民講道德、守法紀、維護現有社會秩序如全心全意、興高采烈、規規矩矩地跟隨執政黨前進!(頁279-280)

11.
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曾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新聞工作者因批評性稿件而被定為右派。二十餘年來中國大地上進行的無聲的、然而都是充滿血和淚的辯論,難道還不足以證明一九五八年來的一場又一場災難並非報紙上暴露黑暗太多,而是由於掩飾了一切錯誤與問題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報紙上充滿了關於光明的謊言與浮誇,而正是這個時期,中國走向無邊的黑暗!(頁327)

12.
事實上,大眾傳播媒介的失真問題,確實存在,而且不可謂不嚴重。虛誇成績,歪曲以致顛倒重大歷史事件的是非,最晚從一九五八年就開始了。中央和各省市的黨報報喜不報憂的問題,直至今日,從未改正過。我在講眼中說過:這些報紙連全國或本地區的陰暗面的百分之一都從來沒有披露過,這難道不是最大的不真實嗎?任何一家報紙都經不起這樣的質問。遠的不說,一九五八年以來你曾經發表過多少虛誇成績、甚至無中生有的正面報導?你有層隱瞞過多少黨和各級官員的錯誤以及他們造成的災禍?吹噓和偽造成績的報導受到鼓勵、嘉獎或默許,是遍及全國的現實。甚至有明文規定的制度:一篇這類報導在一定級別的報紙見報,作者就能立一次戰功。那些口口聲聲攻擊我「失實」的中共省委,沒有一個不是鼓勵或默許著他們本省的黨報上連篇累牘地誇大成績而隱瞞錯誤問題。(頁330)

13. 趙越勝給劉賓雁信件
「老劉:上封信我曾提到了你的天真,事實卻一再驗證了我的悲觀。老虎總是要吃人的,不管是印度虎還是東北虎。但不要急,歷史總不是屬於老虎的。現在形勢嚴峻,黑雲壓城,我卻格外相信進化論。一個敢於把自己黨內最優秀的人開除出去的黨,一定是在自掘墳墓,我們又有什麼急可著呢?釋迦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有此一胸懷與大勇,他終成大佛,即大覺悟者。老劉,現在輪到你了!我的朋友Z在文革中坐了十年監獄,為了什麼?因為他酷愛讀書。放他出獄那天,他對著監獄大門念了一副對子的上聯:『不回頭,明知苦海無邊』卻多年對不出下聯。一日,他對我說:『你知誰能對出下聯?』我說『在下便可。』隨後當場對它一聯:『既脫身,頓悟三千有限』橫批『我行我素』。Z兄為之絕倒。好了,老劉,時代要你成為大慈大悲大勇大智的活佛。天下事、人間事有何不能溶而化之,包而藏之者?

若我們還感覺委屈,冤枉,這就未免可笑了。鍾會使文帝誅嵇康,潛曰:『康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結果嵇康就戮。但他毫無悔意,更不覺冤枉,只是將刑前命人取琴一張,撫廣陵散一曲,嘆曰:『廣陵散不復傳矣』。他明知無辜受害,卻只嘆美的價值無存,將自身榮辱置之度外。這是大胸懷。老劉,你要挺得住!

國家民族劫數未盡,我們這些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只好含淚看它受難。一個病毒性感冒患者非發高燒七天才能好轉。在此期間中藥西藥全沒用。

XX兄送你《尼采》一部,頗可於黑暗中慰你心靈。查拉圖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顯現。

我愛你至深,此刻更覺心痛。但硬漢子死了算,活著就只為掮著大痛苦,大悲哀,這是你老劉的命運,天命。你受難了,但別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難。基督死前只大喊一聲:『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苦難的民族從來不知道自己在作什麼。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難。你替全民族受難。

此刻,我和妻多想陪伴在你身旁,為你、朱洪和孩子們分擔痛苦。我深信,全國有許多人想替你受難,但他們作不到。」(頁3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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