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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bin nicht bereit, China zu verlassen",2012 年 3 月 27 日,世界報(Deutsch)(中文原文連結


從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親和家庭的經歷經歷了被迫害和被歧視的痛苦。我從中學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淩辱的能力。父親個人經歷了國民黨的監獄、共產黨的流放,這種迫害和苦難成為了我的家庭生活內容的最基本狀態。我適應這種狀態,也很瞭解這種狀態。我對中國的人性,對極權政治的殘酷性和野蠻性,都有著非常清晰的理解。對於我來說,承受政治迫害已不是新鮮的事情,我也沒有任何幻覺。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你就準備好了,就可以承受突如其來的種種痛苦。

如果問我,如何能成為今天這個狀態,肯定有以下幾個因素。一個是我出生在中國,經歷了若干個不同的時期:童年的時候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去了美國紐約後的經歷,之後再回到中國,已有將近二十年。這幾次經歷,使我對中國社會有著比較強的認識。我認識的中國社會問題,很大程度來自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是它一直是一個封建社會,在仁、義、禮、智、信這種禮教政治的控制之下,每一個人的個人位置都是非常確定的 。共產黨將這個封建禮教打破以後,仍然沿用了封建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就是對權力和權威的認同和服從。這導致統治者的行為不受局限和權力濫用的可能,這也是今天政治的現實。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這是統治者說的。唯「上智下愚而不移」,是說生活在社會上層的人是智慧的,而下層的人都是愚蠢的。孔子說唯此而不移,這是封建社會的秩序,秩序是確定的。今天開兩會,從他們的方式、態度和行為上可以看得出來,權力在文化中發揮和滲透著。這完全是上層和下層一種斷裂的狀態。顯然,這片土地離民主社會很遠,這是槍桿子裡打出來的政權,它的野蠻和非理性的特徵始終是持續保持的。在這種情況下,個人的參與和表達化為虛有,社會在基本層面上否認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和個人的欲望和需求。當大家公認,作為個人是不能夠提出政治見解,沒有真正美學和倫理學判斷的時候,這種全民的放棄,就變成了極權主義生長的最佳土壤。

作為一個藝術家,自由表達和建立交流是我的天職。我在表達過程中發現很大的空缺,我說的很多觀點,實際上誰都可以說。即使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百分之八十的人會拒絕去說,剩下百分之二十的人會說,但是卻沒有人能聽得見。這導致了百分之百的沒效果。我公開的表達了這些觀點,已經算是非常特殊,一個有社會影響力或者生活處境很好的人,為什麼會和權力對抗,已經讓很多人不太理解;但同時,這個狀態又給了我很大的空間,由於沒有人說,我的行為就變得很明顯和突出。再就是,我的聲音有可能被聽到,因為作為藝術家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在國內和國外都有可能被聽到,直到這幾年,我在國內完全被禁。

雖然我做藝術的時間很長,但是,在其中很多階段,實際上我是處於一種放棄的狀態,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有太關心藝術問題,而是對建築、設計、甚至收藏,還有策展、出版這些事情,產生了比較大的興趣,直到我找到互聯網給我提供的可能性。在 05 年年底的時候,新浪要求我開一個博客。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用過電腦,也沒打過字。雖然最初很不熟悉,但是很快我就自覺的克服了這些不足,成為一個比較熟練的網路使用者。博客對於我來說,第一次將個人孤立和切斷的事實打破,進入一個與他人,可以隨時隨地建立一種新關係的交流方式。這在以前的經驗中是很難以想像的,這種關係的確帶來了新的自由表達的可能性。這時候,我才真的意識到「媒介本身就是資訊」。記得我的第一篇博客,只寫了十二個字:「表達需要理由,表達就是理由。」2007 年的 Kassel 文獻展,我做了作品「童話」。在做「童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使用互聯網進行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和多種的可能。這是我開始發生變化的一個很大原因。

由此經驗,我 08 年開始,做四川汶川地震遇難學生調查,這是另一次主動通過網路交流發生的事件,通過和志願者的招募、交流,實地的考察,資訊的整理,並且在博客上的公佈,使這個調查成為了一起非常成功的社會運動案例。作為個體參與到社會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了較大的影響力和共識,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這個事件使我的博客被徹底的被永久關閉,由於不可能再使用國內互聯網媒介,促使我使用了推特。在推特上,我每天公佈死亡學生在當天的姓名、生日,動員網友們對每個學生的名字的朗誦,並寄回給我們,合成了一個叫做「念」的聲音作品。

這些案例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致使我們在以後現實當中,遇到的很多事件,包括我在四川被因為為譚作人作證,被員警施以暴力,之後在 So Sorry 的展覽過程中做了腦部手術,回到成都後再次申訴,並引發後來一系列政府的報復行為,包括,對我監視居住,工作室拆除,再後來,對我秘密拘捕關押,以及釋放之後的 1500 萬的稅款事件,以及網上借款行為,都變成我們在網路上進行自覺表達和參與社會事件的活動。將藝術融入今天的生活,融入一個國家慘痛的現實,融入個人理想、個人表達的一種嘗試。我雖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這些表達是有效的。這種表達成功的嘗試將個人的藝術行為融入到社會變革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可能性中。

我發現在互聯網時代,即使我在國內已經完全被禁,從 09 年開始,至今已兩年半時間,我的網路影響力仍然在不斷的增加。我被關押監禁,在放了以後,推特上的跟隨者增加了將近一倍,從七萬到目前的十三萬人,這是一個很奇異的的現象,同時也是一個測試。政府打了一個很簡單的主意,他們把我抓了,然後以經濟犯罪的藉口來懲治和污垢我。被抓後的第一天,他們面對面地告訴我,「你攻擊政府,我們要把你搞臭,讓人們知道你是一個騙子」。我當時比較憤怒,告訴他們:你們這樣做挺好笑的,是因為我有不同的政治觀點。他們剛開始跟我說,是詐騙,經濟詐騙,我覺得這罪名非常好笑。他們後來攤牌了,說他們實際上是想削弱我的影響力。原因是我在外媒和推特上對政府的批評,他們直接跟我這樣說,這令我覺得他們挺坦率的。但是我在想,這罪名有沒有可能成立呢?我說,你認為一個 90 後年輕人會相信你們說的這些話嗎。他笑了,說,大部分人是會相信的。我想,這是他們壓的一個賭注吧。

我出來以後才知道,他們確實做了大量的抹黑和誣陷的工作,當然,是技術品質很低下的抹黑,直接、明擺、很容易看出來他們缺少耐心,連製造輿論評論的「五毛」也是教養很差的那種。從這點可以看出,他們對自己失去了信心,才會做大量低品質的抹黑,包括環球時報和境外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都失去了風度。關於我的案情,國內報導極少,他們回避公開討論,只是在網路上找一些諸如司馬南、吳法天之類的學者旁敲側擊。他們已經非常羞澀了,沒有任何問題敢拿出來公開討論,沒有公開指責和批評。他們大可不必,去做一個執政了 60 多年的政黨所應該做的事情。你自視強大,無需要做一些很不體面的勾當,當你一定要做這樣的勾當的時候,那就是黔驢技窮了。

在被關押的時間中,得不到一絲關於外界的消息。我曾說過,關押時,我就像一顆黃豆滾到了一個無人關注的縫隙裏面。最直接的反應,就是你被徹底的遺忘,與外界的生活斷裂。警方明確告知不允許會見律師和通知家人,完全切斷了我和外界可能產生的任何聯繫。直到我出來以後,我才知道我的關押可能成為有史以來個人失蹤所引發的,無論是政治層面或是藝術群體、普通民眾極為關心、參與的,多種方式,持續的一種反應。這不僅僅是關於我個人處境的一種反應,而是表達了對於言論自由、個人權利遭受侵害時,抒發的一種普遍的社會價值的認同,表達了人們對極權政治的野蠻和非理性的厭惡,這種情感是普遍的甚至激烈的。無論是我家人、工作室的工作人員、網友、國外的藝術家、博物館,從普通民眾,80 後 90 後的年輕人到政界的一些顯要,都對言論自由所遭受到的傷害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表態。這是我從來沒有想像到的。畢竟,中國在今天世界的政治和經濟格局中仍然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有很多有良知的人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眾多的新聞媒體做了細緻和持續的報導,使人們能夠再一次重新意識今天包括互聯網在內的輿論抗爭的巨大優勢。因為這是不可能發生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不會有同樣的結果。

81 天監禁中,我的處境所承受的那種狀態,應該是人類在監禁中可能承受的最為嚴厲的刑罰,雖然沒有肢體接觸和毆打,但仍然是一種心理和意識上的折磨,非人性的一種酷刑。在這種非人性的處境中,所遭遇的苦難不是來自皮肉的疼痛或精神上的淩辱,而是通過強迫性的屈從致使個體對正義和公平絕望,致使個人對社會正義和你生命的生存含義失去信心和希望。這種失望來自於,個人意識到,眼前的社會和國家,必須建立在一個公開的、無視法律、拒絕交流的基礎之上。沒有任何法律可以保護你,沒有任何權力的制約,阻止對個體生命實行任意迫害的時候,生存的心理傷害是巨大的。這是對宇宙間的秩序、人的倫理和美學、生命崇高的信仰的摧毀。沒有一個人,不管在進行什麼類型的抗爭,不是期望和信任更高的倫理和意志的存在,相信善意能夠戰勝邪惡。迫使一個人在一種狀態下失去了這個信念的時候,沒有任何人不是脆弱的,將無一例外,因為極權知道,生命的特徵就是脆弱。

在收到罰單之後一個星期的時間,三萬多人踴躍借款給我,和最終拿到 9 百多萬的捐贈,這個事實讓我非常吃驚。這個事件,同樣讓我對中國社會有了重新的評價。我認識到,現在的年輕人和今天的社會並不是像往常所想像的那樣一盤散沙,拒絕參與和表態。只是因為缺少一個合適的機會,或一個合適的方式,這些都很重要。我相信整個社會都是在自我教育,過程中無論是權力方還是這些爭取權利方,或者第一次應用自己權利進行表達的人,每一個人,都在從中學到一些什麼…

中國正處於一個巨大變動的前期,互聯網的出現,使我有機會通過這種技術革新尋找出一種新的表達和交流的可能性。我始終認為,科技的變化是個人發展至今天這一狀態的最主要原因。同樣,科技的革命也是中國可能發生變革和必須變革的最主要因素。關於變革的時機,沒有人能夠知道。既然是變革,它很難出現在人們的預期之中。變革的含義本身就是意外和不可知的出現,隨時都可能發生。

在關於倫理和社會正義的爭論和辯證當中,德國始終扮演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角色。德國的公眾覺悟和公共輿論、政界和商界所表現出來的理性支持,是今天維護普世價值和社會公正的重要的力量。我希望看到德國在今天的社會變革這個重要時刻仍然能夠堅持這種立場。在政治和經濟的交往中,人們共同的傾向是做出某種妥協,所有的妥協,都是通過在關於差異的爭議上來完成的。這些差異之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以犧牲弱者的利益來獲取交易中的優勢。希望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作出交易與決定的人們,有更長遠的觀點和寬廣的視角。不要犧牲長遠的價值,為了一個短期的利益。任何在人的價值,人權和自由言論的權利上作出的讓步和妥協都是罪惡的,都應當付出代價,因為這必然是盜用和掠取他人的生命和不幸在做交易。我們處在一個混亂的時期,這個混亂來自於一個舊有的世界、固有格局在新的政治和技術條件下的瓦解和崩潰。這不僅是中國的現狀,也是全球的現狀。這個瓦解和變革會持續下去直到舊有的體制徹底崩盤。新生的可能和對自由的渴望必然會取代陳舊、腐朽、束縛自由,對人的基本價值和生命倫理的扭曲。在這一點上,人性必然會勝利的,因為這是一個人的有覺悟的世界。

我有意識和無意識的行為,使我和中國產生了某種密切的關係,它意味著現實的,也可能是超現實、形而上的聯繫。這致使我的去留負有特殊困難和附加的含義。我沒有要離開中國的準備。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夠給生命提供一個安全的場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直到危險真正到來之前,你都可以認為是安全的。這是不確定的一種狀態,在這裏的生存是可能和極有含義的,除非被強制性的置入另外一種不可能狀態下,在此情形出現之前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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