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是描寫「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匈牙利的道洛什‧久爾吉（Dalos György）在1981年，按著《一九八四》內容的延伸，寫了《一九八五》。這本書雖是接續《一九八四》的內容，但他做了一個關鍵的轉折：老大哥死了。《一九八四》的世界開始出現巨大的變化。

久爾吉在共產制度下的匈牙利成長，他在一九六八年因為「毛派份子案」遭到判罪、開除黨籍、禁止出版作品，八十年代移居西德，現居柏林。在譯後記中，作者對譯者說，他對中國「有特殊的情感」，顯然「毛派份子案」對他的影響至關重要。他的中文版序文最後一句話尤其耐人尋味，他說：「請你懷著好奇之心讀這本書，如果可能的話，試著植入自己的歷史。」這也讓我懷疑，《一九八五》所描寫的內容，很可能是在影射毛澤東死後的中國。

獨裁者之死本來就是很好發揮的題材，而毛澤東之死，想必對這位「毛派份子」更是影響巨大。毛澤東活著的最後十年，可以說是中國最接近《一九八四》的時期。毛澤東之死，對當時的中國政治情勢，必然是種解脫。但《一九八五》最後是以大洋國（英國）被歐亞國占領為結束，而事實上中國則是在毛澤東死後開始「走資」，也就是改革開放。當然，改革開放本身也有過一段掙扎，這段掙扎的時間，竟意外和《一九八五》中的內容頗有點雷同。就這點來看，久爾吉看似頗為深刻的描寫「後老大哥」的發展，我倒有點懷疑，他其實是在記錄（或臆測）中國大陸當時的狀態。所以此書雖然看似頗有新意，但就《一九八四》未卜先知的驚人預言，此書反顯得無甚特出之處。

而且我有點訝異，這本小說竟能在中國大陸出版（難道沒有人看出這本小說的言外之音？）。可能是因為作者和中國的「特殊感情」所致。而且我竟覺得大陸譯者那種洋化嚴重的中文譯筆，很適合這本書的調性，讓此書更「擬真」──我可以把這種糟糕的中文（比如他在一百三十三頁，翻譯出「一個曾經的社會主義者」，好恐怖的中文）視作「新語」（Newspeak）摧殘後的結果，事實上也是。中共統治中國六十年，每個人寫字都帶毛腔，要不然就是拙劣的洋腔，不僅消滅古典中文，甚至斲傷漢字。我想陳夢家當年之所以在報章上反對漢字簡化，多少也是因為害怕《一九八四》中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