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今日許多評論者愛將國有和依賴政府視為歐洲的問題，把來自上面的救助是為時代的一種錯覺。但對一九四九年那一代來說，在政治自由和政府的理性、公平分配功能之間取得可行的平衡，似乎是脫離深淵的唯一明智出路。」（137頁）

最近都看些又硬又厚的書，而且我竟連買兩本和歐洲有關的書，頗不似我平常的買書嗜好。但此書確實重要，因為眼下正值歐債危機，許多人常以不可思議的眼光看待歐豬四國的大爛帳，對這些國家輒加批評，比如陳文茜近日所出新書，對歐債危機即著墨甚多。只是這種壁上觀誰都能說，卻沒有人告訴我他們何以走上這條道路。此書無疑在告訴我解答。所謂福利國的發展，是戰後歐洲痛定思痛後的集體選擇。我們以後見之明，當然可以對這個體制吹毛求疵，但在那個百廢待舉的時代，自顧活命都尚且不暇，政府有心想遠離戰爭，重塑一個比較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在當時環境下已經是莫大的進步。當時的條件，豈是今日習慣充裕物質的現代人所可以想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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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戰後也實施土地改革，賈德持論頗耐人尋味。他說：「小農往往難敵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宣傳家的鼓動，開始跟著他們搖旗吶喊。因此，二次大戰後，許多人，特別是左派，認為，法西斯主義特別能蠱惑走投無路的小農，法西斯主義若在歐洲東山再起，會是從鄉間出發。因此，農業問題有雙重面向：如何改善小農的經濟前景，進而助他們擺脫獨裁統治的誘惑。」（138頁）

我想到之前台灣大選。台灣農民對民進黨的支持堅定不移。但這次大選，原本應該大勝的農業縣，民進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差距卻有縮小。民進黨不願意面對的可能實情是，某些南部農民確實感受到大陸市場的利益，使他們可以遇見一個穩定的生計。但民進黨對此除了質疑中共心態之外，別無作為，而且一般總會設想大陸的經濟利益會因為民進黨執政而消失，民進黨無法打消這種疑慮。當然，即便如此，農業縣依然是民進黨大勝，說明大陸的口惠不見得落實，農民的感受並非全面。或許如此，民進黨的農業政策從不具體，除了直接發錢外，看不到民進黨有什麼具體振興農業的構想。也許他們想利用農民經濟上的無助，方便鼓吹對國民黨的仇恨，如斯作為，還頗有一點法西斯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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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頭看二戰後的歐洲史時，我發現我一直困在一個迷思當中。二戰的主戰場是歐洲，受害最深的自然也是歐洲人。這一點顯而易見，但我對這樣的認知卻異常薄弱。這當然是因為地理因素，我們對二戰的認識從來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也因為如此，我們常常忘記歐洲的破壞不見得比中國輕微，而且其混亂的程度，顯然比起中國來得複雜許多。八年抗戰非常艱辛，但我們好歹有個明確的敵國，而不是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烏克蘭、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分不清究竟是德國納粹比較兇惡，還是共產蘇俄比較狠毒。

這實在是很大的偏差認知，畢竟真正討論最多的是歐洲，而非中國。拜中國政權分裂所「賜」，中國在二戰期間所受到的傷害，對西方而言素來只是聊備一格，直到近來中國經濟地位提升，中國在二戰期間的歷史才有更多西方人知道。只是對我而言，這才是屬於我們的近代史，知道的比歐洲清楚自是理所當然。而戰後初期的歐洲發展，於我們而言更是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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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一路介紹到蘇聯，又忽然開始有種似曾相似的感覺。史達林在東歐的種種舉措，都可以在共產中國看到相似的對應。書中甚至寫出「類似日後毛澤東的嘗試」（指斯洛伐克曾將城市裡的公務員送到田裡幹活，活脫就是中共的「下鄉」。）（279頁）自贏得二戰之後，史達林的個人崇拜達到高峰，在統治策略上，除了之前蘇俄模式的延續，新「加入」的東歐諸國更承襲納粹德國的經濟模式，以帝國主義殖民地式的作為，使東歐變成蘇聯中央需索無度的提款機。

而看蘇俄在東歐附庸國的鬥爭手法，後來都幾乎原封不動在中國出現。我因此書才理解，中共建國最初三十年大大小小的「運動」和整肅，基本上就是共產黨的常態。持平而論，中國在當時所失去的，不見得比東歐來的多。

而透過對歐洲當時局勢的認知，我也才理解中國之赤化，實不可免。赤化的確是戰後經歷戰爭摧殘的地區一個選項，英美兩國由於擔心歐洲大陸全成為共產世界，不惜大手筆金援，甚且出現空援西柏林這樣毫無效益的事情。中國戰後的狀況，實與德法等國無異，但蔣介石因背負法西斯之惡名，在當時的氣氛下，簡直是致命毒藥，拿不到關鍵的美國金援，經濟破產，被中共整碗捧去，實在是唯一結果。

而對照之下，東歐的情況與中國沒有太大差異，只是史達林能直接掌控東歐，卻不能控制中國。東歐在赤化之前亦不乏有獨裁體制，迫害整肅的手段也不見得少。但書中提到一個主要的差異：「往日的濫權枉法行徑，如今給突兀地嵌入高談公平、社會進步的冠冕堂皇言詞中；這種虛偽，不管是兩次大戰之間的寡頭統治者或戰時的納粹佔領者，都不覺得有必要如此。」（318頁）中國共產黨盡得其精隨，迄今未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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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尼賈德是英國學者，在美國任教，又是猶太後裔（他母親是東歐逃出的猶太人，無怪乎他對東歐討論甚多），還曾經是懷抱馬克思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不過大體而言，他寫的戰後歐洲史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偏差。不過，感覺出他對法國有明顯的貶低之意。他稱法國自戰後就淪落成毫無實質影響力的二流國家，僅僅只是出於英美「盎格魯─美利堅」聯盟與蘇聯的緩衝需要，維持法國強權角色。而法國一開始仍執拗的堅持向德國索賠高額賠償，彷彿想要重蹈一戰的覆轍；又以為自己仍有世界文明中心的地位，抱懷大法蘭西的偏執，不肯接受美國已經是世界強權的事實（大概到今天仍是如此）。這種觀點究竟是反映事實，還是主觀評價，實在是很難參透。

而他在年輕時的馬克思信仰，在他晚年轉向後成為對史達林的全面批判，這點倒是很典型歐洲知識份子的經歷。書的第六章也有提到，在戰時一直到五十年代，巴黎重新成為歐洲知識分子的聚集地，當時巴黎知識界對蘇聯的好感簡直無以復加，就算不對共黨有特別的偏好，也絕不可以被人看成是「反共」的，因為當時認為「反共＝法西斯」。而且許多法國知識階級把「反美」看的比「反共」來的重要，哪怕當時美國正在用大量金錢援助戰後一無所有的法國。而他們吹捧史達林最力的時候，剛好是史達林高調整肅東歐黨員和知識份子的時候，跟後來法國人吹捧文化大革命，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書的另一個特點在於著重東歐局勢。東歐的狀況不僅台灣人陌生，在西歐的知識界，也少有認真在看待。前述的「史達林熱」可為一例，巴黎的知識份子對史達林的蘇聯大為推崇，卻完全無視真正在蘇聯控制下的東歐諸國現狀。作者試圖將東歐（共產歐洲）和西歐（民主歐洲）視為整體在討論，對我來說相當受用。因為即令是現在，我們討論歐洲，仍然僅止於西歐。比如歐債危機，似乎只有英、法、德、西、葡、義、愛爾蘭、希臘等國，北歐諸國、捷克、斯洛伐克、烏克蘭、匈牙利、南斯拉夫都不在討論的範圍內。這種選擇性的忽視已然是我們看待歐洲的常態，故而顯得作者的視野更為難得。

到1953年為止，戰後的歐洲還在困蹇中掙扎，人心惶惶，氣氛低迷，重拾繁華的日子彷彿非常遙遠，難以預料之後巨大的改變。或許我們這個世代也是。陳文茜以悲憫的口吻看待這一代年輕人的所面臨的經濟衰退，但誰知道以後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呢？我總認為我們可以開始尋求新的價值，比如不再追求經濟成長，不再嚮往美國式的生活，不再把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畫等號。2012年，或許可以成為變革的起點。